公共物品的微观经济政策：公共决策与选择

微观经济学认为，每个人必定以相同的数量消费公共物品。但是人们可能对公共物品提供的服务评价不一，有的人认为该公共物品能给自己提供较多的服务；有的人认为该公共物品提供给自己的服务不太多，或者认为自己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服务。因此，在由谁提供公共物品、如何提供公共物品、提供多少公共物品的问题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这里就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一般说来，由于“免费搭乘”问题，纯粹个人主义的机制不会产生最优数量的公共物品；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由市场来决定公共物品的提供，就不能真实地反映市场的需求，不能使公共物品提供量是帕累托有效的。因此，在公共物品方面，市场是失灵的。

从客观上来说，为了满足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要，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又必须提供足够数量的公共物品。但由于在公共物品面前，各个人的理性决策，不可能使公共物品的提供量达到帕累托最优，就导致了社会的低效率。为解决公共物品低效率的问题，就必须在市场之外，寻求一个有效的资源配置的方式。具体的对策有：

（1）中央集权机制。即由少数关键人物或关键部门决定。这里所说的“中央”不是指政治意义上的“中央”，而是指对于某一个公共物品具有决策权的关键机构或关键人物。

（2）公共决策方法。即投票。①“多数票”决策，根据多数人的投票情况来决定公共物品的提供量及提供方式。②“代议制”决策，即由公众代表来进行投票表决。这种方式可能会产生民主无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中间投票者又具有决定的作用，而这个“中间者”的意愿可能只符合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另外，为了操纵投票最终结果，人们可能会产生某种冲动，做出与他们可能具有的真实偏好并不一致的投票。可见，通过投票进行公共决策也不一定是万无一失的方法。

（3）需求显示方法。从上面可以看到，纵然多数票会导致一种非常明确的结果，但它并不一定能正确鼓励人们诚实地显示他们的真实偏好；相反，为了操纵投票结果，人们往往会受到某种不如实表达自己的真实偏好的刺激。对此，可以采取另一种有效的方法，以保证人们正确地表示自己对公共物品的真实偏好，这种方法就是“市场的或拍卖的方法”（这种方法需要假设“偏好是拟线性的”）。例如：要对路灯的安装问题进行决策，就可以事先公布：如果安装路灯每人应支付预定的一笔金额，然后再让每人表明自己的评价。这样就能看到各人评价之和是否超过成本，由此决定路灯的安装问题。如果人们认为安装路灯的好处超过成本，就被认为这个路灯应该安装；反之，如果人们认为安装路灯的好处低于成本，就被认为这个路灯不应该安装。(www.xing528.com)

（4）成本⁃收益分析。由于在公共物品上，存在着搭便车问题，这就决定了公共物品不可能由私人部门来提供，而只能由公共部门来提供，但这只是解决了问题的第一步。进一步的问题是，公共部门应该提供哪些公共物品、提供多少？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所谓成本⁃收益分析，是指在进行一项投资决策之前，对事情发生的总成本和总收益进行分析，如果总成本大于总收益，则不能投资；如果总成本小于总收益，则可以进行该项投资。例如，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向市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拨款50万元用于改善道路标志性线（如斑马线、道路中心线等），那么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政府是否会批准这笔拨款请示呢？对此政府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如果改善道路标志性线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那么政府会答应这笔拨款请示。现在假设，道路线改善以后，可以使死亡于车祸的危险从10%下降到2%，即死亡危险下降了8%，而这8%的危险性的降低值多少钱呢？如果高于50万元，那么政府就会拨款。现在假设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为1000万元，所减少的8%的死亡危险的预期收益总额为：8%×1000万元=80万元，大于50万元的拨款请求。所以，政府应该批准这笔拨款。

有些时候，想要进行准确的成本⁃收益分析是很困难的。如在城市中心建造一座花园，为了判断要不要建造这座花园，政府必须比较建造这座花园的总收益和总成本。在有好处也有坏处的情况下，到底是好处大于坏处还是坏处大于好处，这确实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对于居民来说，他们可能反对建造这座花园；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赞成建造这座花园，双方都有可能夸大其词。因此，政府所做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只能是大致地反映情况，政府的决策也是根据这些近似的分析报告而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