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紫霞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医学徒,跟随父亲在管蜜卫生所上班。当时,除了抓药、抄方、打扫卫生之外,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上午背抄《伤寒论》《内经知要》,下午听记《汤头歌》《药性歌诀》(没有书本,只能父亲背一句,她写一句,然后抄正);晚上,父亲要进行全面的考查。其要求十分严格,必须做到:背记不能差错一字,抄写不许马虎一笔,理解不可半点含糊。不到半年,《伤寒论》《内经知要》《汤头歌》《药性歌诀》她都熟记于心。时至冬日,父亲病情突然加重,卧床不起,完全不能看病开方了。紫霞便伺于床边,在父亲的指导下给患者看病,开方。写处方定须药名排列整齐、字字清晰、不得涂改。处方写完,拿与父亲过目,待确认无误后方可去抓药。她至今还记得,父亲最擅长用的是“桂苓术甘汤”和“小柴胡汤”加减,并反复叮嘱她“要慎用辛燥之药”,一定要“中病则止,不可过之,否则伤人”。1962年初春,其父在去县医院住院途经止马卫生院时,特地把女儿托付给自己早年的同道贤弟姚光亚医师,请他接棒教她继续学医,当年年底,便辞世于仁厚家中。
父亲仙逝后,紫霞主动申请到止马医院工作,以便继续学习。从1963年5月到1965年6月的两年中,她与其他4位学徒,白天轮流抓药、进药,在师傅边上临诊、写方。一天要拿四五十个处方的药,到了三天一个的赶墟日,则要抓一百多个处方的药,卖几十包的四季茶,还要应对张大妈来一两当归,李大叔买几钱甘草的零卖。即便如此,都必须做到不掉半根一片的药材于地面,否则饶师傅定当训诫责罚,从不姑息。伙计们从早忙到晚,没有什么上班下班之说,自觉轮着吃饭、休息。除此之外,每天下午还得去药库调拨药材,大包小捆的都得自己肩扛手拎。药库之药大多是当地中药加工厂生产的。饶金生、王太祥等数位“建昌帮”药师就在此精心劳作,炮制出高品质的药物供十里八乡使用。一有机会,紫霞就虚心地向他们请教识辨药材真假优劣的方法与技巧。
到了晚上,五个徒儿在姚光亚先生的带领下,就着昏暗的灯光,认真研读中医学院成套的教材,从病理到方剂,从药性到辨证,一本本地学,一章章地过。经过两年多的系统学习,紫霞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中医学理论趋于完整,逐成体系,开始丰满立体起来,并能自觉地运用理论来指导临诊实践,也习惯性地在具体的诊疗过程中寻找理论的支撑。(www.xing528.com)
由于她学习认真严谨工作踏实高效,水平出类拔萃,1965年7月,被组织选派去鼎鼎大名的老中医彭华寿先生身边深造。彭老先生主要是采用手把手教学的“临诊法”传授医技,即患者来了,先让紫霞号脉问诊,开具药方;然后自己确诊一遍,接着对着药方风趣幽默地进行分析讲解、讨论修改;最后要求紫霞一丝不苟地抄正定方。经过半年多的临诊垂教,她深刻领悟了彭师傅运用“四逆散”的加减之妙,明白了“转机”一词的内涵与机制,认清了调整疏导病人的气机是治病的关键所在。此方用药简单,仅“柴胡、芍药、枳实、甘草”四味,加减化裁也在七味之中。日后,重点关注肝脾的疏泄成了她疗疾治病的主要思路之一。待之半年进修完毕,回到姚师傅身边时,最初一起学习的师兄弟们都因受不了繁重的劳作、艰苦的学习和微薄的收入而陆续离场,另谋高就去了,留下的只有她和师傅的儿子。不久,小师弟也受不了父亲的严厉,偷偷地溜了。大家都走了,她也难免产生离开的念头,但一想起父亲的嘱咐,还是毅然选择了留下来,继续当个中医学徒。
1966年,文革开始后,姚光亚先生被下派到亲睦村,紫霞也就无师可从了,1967年又回到了管蜜卫生所。从此,她开始了完全独立看病的行医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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