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五毛造就堕落，中国最好别涨工资！

导读：

2012年4月的某一天，一位著名经济学专家在某著名刊物上发表千字雄文一篇，严厉地批评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制定的收入翻番政策。

他历数了涨工资的种种罪状：①会造成恶性通胀；②会带来高失业率；③会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并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中国最好别涨工资！

近日，又一次有幸看到了一篇令人大开眼界的豪文，令我再度技痒难耐，忍不住提笔写下几个字。

话说一位当今非常知名的经济社会热点专栏作家，最近炮制出了一篇关于涨工资这个热门话题的千字雄文，而且光看题目就能震倒一大片——“中国最好别涨工资！”

他的理由如下：

（1）过去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2年的7703元涨到了2011年的21810元，账面上看涨幅接近3倍，但与此同时换来的是什么？菜价平均涨了5～10倍，房价涨了10倍，亿万富翁的数量增加了几十倍。这样涨工资对群众有何意义？

所以，这位“专家”认为：工资涨了3倍之后，带来的便是通胀的巨大压力。有人说，有些物价或总体的涨幅是小于工资涨幅，怎么算群众都是赚。但实际上，在通胀中，中国群众赖以为生的存款却被大幅稀释，这对群众利益的损害巨大。

他认为，“对于爱存款的中国群众而言，工资涨得越快、涨得越高，他们的利益就受损越大。因此，最可怕的就是某些地方政府动不动就提出几年收入翻番的口号，这哪儿是为了群众利益，分明是为了自己政绩而祸害群众利益。”

（2）乱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带来社会问题。其一，从浙江等地的企业情况来看，工资标准提高的代价往往是延长工作时间、降低劳动保护或其他福利、强设工作效率标准；其二，工资标准的提高也会引发失业潮。美国曾有数据表明，最低工资每提高10%，年轻非熟练工的失业率就会增加1%～3%。这个数据换到中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全国范围最低工资提高10%，农民工、农二代就会有几千万人被逼回家乡。

（3）在当前的收入分配体制下，涨工资根本涨不到那些真正需要涨工资的群体。记得在2011年北京提出居民收入五年翻番之时，有官媒认真提出并仔细地回答了“给谁涨、谁给涨、怎么涨、涨多少”四个问题，但其内容未免过于理想化和流于形式。在现实中，个人认为政府操作起来很简单，那就是给公务员和国企工人涨、在财政或税收优惠上涨、直接通过调整工资标准来涨，涨一半或涨一倍。因为这样最简单、最直接、最容易操作，还最容易出数据。但是切记，这样的涨法没有顾及到真正需要涨工资的群体，因此会埋下巨大的社会风险和群体利益冲突的祸根。

基于以上三个理由，这位“专家”得出了最终结论：

（1）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中国还是别涨工资的好。因为涨工资实际上就是在戕害群众利益。

（2）通胀最大的好处是政府可以无声无息地侵蚀群众的利益。要是工资真的五年翻番，那就不是侵蚀，而是明抢了。

坦白说，看完此文后我的心情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仰天长叹。

都说现如今公知群体集体堕落了，甚至民间有了所谓“臭公知”的说法，但是，我却一直固执地持有不同的见解。我始终认为，公知中的大多数人是好的，因为无论现在这个时代有多浮躁、多功利，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整体上来说至少相对“进步”了的时代。既然是一种“进步”，那么，对于造就时代，推动时代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发动机之一——广大公知来说，如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集体堕落了，那么时代的“进步”就显然无从谈起。

不过，遗憾的是，至少从局部来说，确实有个别公知堕落了。他们或者为了名，或者为了利，或者仅仅为了博取一个无聊的噱头，纷纷利用起自身超强的社会影响力，在各个领域内翻云覆雨，混淆视听，试图误导广大无辜百姓，对社会肌体的健康带来了无穷贻害，也给国家的事业埋下了无穷隐患。

所以，正是因为他们的不诚信行为才招致了民间如此强烈的反弹与如此犀利的讥讽，乃至于亲手造就了类似于“砖家叫兽”、“臭公知”这样的专属名词不断地被民间发明出来，用于形容自己所在的这个群体的尴尬局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穿“中国最好别涨工资！”的逻辑错误吧！

先来说说第一条。

很显然，这位先生认为“10年来菜价涨了5～10倍，楼价涨了10倍”，即“通胀的暴涨”完全是由“10年中工资上涨了三倍”造成的，并试图造成这样一种假象，那就是“10年来通胀的增幅，远远大于工资的增幅”，所以，他的潜台词就是“其实别看工资上涨了三倍之多，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准反而大大下降了”。

这真是一个极其荒谬而又阴险的论调。

首先，这位先生只列举了菜价和楼价这两个类别的数据，就异常轻率地给“工资上涨是否提高了百姓生活水平”这一议题定了性，判了死刑。这一招是颇为绝妙的，因为很显然菜价和楼价是最为敏感的两个指标，也是民怨最大的两个指标，因此，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就极易博取老百姓的同情与共鸣，从而巧妙地达到了使民意相对容易地认同其观点正确性的目的。

但是，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在行家眼里显然是非常幼稚的，甚至可以说是卑劣的。道理很简单，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CPI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经济学数据，包含了人类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在我国的CPI结构中，食品类商品的权重占比只有三成左右，居住类的占比也不超过两成（而且由于买房属于投资而不是消费，CPI里还不能包括楼价，只能包括房租），因此，仅仅拿食品类的价格以及楼价说事儿，就贸然得出“工资就算涨了三倍，生活水平也没提高，甚至反而降低了”这个结论，明显有偷换概念和“反科学”的嫌疑。

同理，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明白的另一个常识是：任何一个国家，在从发展中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的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基本消费品，如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和“耐用消费品，如家电和汽车的价格大幅下降”的过程。欧美诸国，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无不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即便是我们中国，任何一个老百姓都会认可的一个事实是，20年前“贵”的东西，甚至是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如高级家电、手机、汽车、出国游等商品和服务，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唾手可得的程度，至少不再高不可攀了；而20年前“便宜”的东西，如食品、服装鞋帽等物品，今天却变得不再唾手可得，甚至颇有些高不可攀的感觉了。

对于在日本留学过八年时间的笔者来说，对于十几年前初到日本时亲眼所见的日本百姓的日常消费习惯至今仍印象极深——在日本人看来，买车几乎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儿，但是到超市里买个西瓜，却需要好好掂量掂量，一时半会儿绝对下不了决心。

我曾经跟他们开玩笑：你们日本人太抠门了，要是在我们中国，可以天天吃西瓜，吃到你吐为止！

他们听后无不露出艳羡不已的表情，嘴里啧啧称奇。但是，偶尔也会反问一句：那你们中国人买车有我们日本人方便吗？

这时，则要轮到我语塞了。

可见，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如果仅仅以食品价格的昂贵，就轻易做出“日本人的生活水平比中国人差远了”这样的结论，是多么的幼稚可笑。

所以，近些年来，我越来越感觉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在向日本人靠拢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买得起手机和汽车，但同时却吃不起蔬菜和水果了。

对这一现象，很显然，就像当年的我不能做出“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远远比日本人高”的结论一样，我们今天仍然不能做出“中国人10年来生活水平不但没提高，相反却大大下降了”这个荒谬绝伦的结论。

事实上，国家发展了10年，尽管出现了许多问题（实话实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发展得如此之快，出现问题是正常的，不出现问题反而不正常），如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愈发严重的问题，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不承认这一点，就是无视事实、编造谎言、混淆视听，对这种人，就只能用“卑劣”二字来形容了。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问题就是问题，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你不能装作看不见。可对于“问题”二字，我们一定要抱着一个客观公正，尤其重要的是，要抱着一个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只有这样，才能认清问题的本质，找出真正合理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如果仅仅是为了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等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渲染问题，那就只能是不折不扣的下三滥了。

就拿这个通胀来说，就算我们承认“10年来菜价暴涨了5～10倍”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造成这一局面的罪魁，是否就是“10年来工资上涨了三倍”这一事实呢？

很显然，这位专家在这里又一次玩了一个极为隐蔽，也极为卑鄙的偷梁换柱的把戏。

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决定商品价格的因素有很多，如生产资料成本、能源成本、运输成本等，而在所有这些成本里，人力资源成本其实只占了一个非常微小的比例。尽管这个数据根据所涉商品与服务的附加价值水平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人力资源成本只是产品价格构成的一部分”这个观点，相信不会有人持有异议。那么，如果这位专家真的想证明“工资上涨是造成菜价暴涨的主要罪魁之一”的观点，至少应该拿出科学而翔实的数据对此观点进行有力的论证，而不是在这里似是而非地一笔带过。这种妄图蒙混过关的手法，实在是有失“专家”的水准，堪称贻笑大方。

当然，这位专家也许会有话说：我指的不是工资上涨给产品成本和最终价格带来的压力，而是工资上涨给供需关系带来的压力。明摆着，工资上涨了，大家的购买力就会变强，买的东西多了，需求就会大，而当供应增加的速度赶不上需求增加的速度的时候，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物价自然会涨。这样说，难道有错吗？

这个回答看起来似乎很专业，颇有点“专家范儿”，但是，我还是要不客气地说，这种说法有错，而且还是大错特错，错得离谱。

别的不敢说，至少对于食品来说，是有着所谓消费弹性的限制的。简单点说，如果人们有钱了，买别的东西可能会发生越买越多的现象，唯独食品，是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

打个比方，你们家以前没钱的时候，只能买一台电视，一家人坐在一起看，只能看一个频道；现在有钱了，一人买了一台电视，频道随便换。可是，相同的例子，用在食品上则完全不成立。因为你不能说“你们家以前没钱的时候，一家人一天吃一棵白菜，现在有钱了，一家人一天可以吃十棵白菜了”——这显然是一个三流笑话。

当然，也许你会说，现在的食品品种更多了，质量更好了，包装更精美了，一句话——附加值更高了，所以我们家现在花在食品上的钱也更多了。

必须承认你的这种说法确实是成立的。不过，即便是这个案例也完全体现不出来食品价格非正常上涨的事实来，道理很简单，“由附加值提高带来的价格上涨”绝对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是完全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这个东西根本就当不了“工资上涨是造成食品价格暴涨的罪魁”这一论点的论据，相反，它恰恰是“工资上涨大大地提升了人民消费水准”这一事实的铁证。

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其实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和其他成本的上升一样，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加强管理”“改进品质，提升附加值”“减少中间环节，提升效率”“主动承受利润的降低”等手段进行化解的，绝不至于区区一点工资的上涨就必然会成为压死牛的最后一根稻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工资上涨确实对菜价暴涨负有一定的责任，但绝不至于是“菜价暴涨的主要罪魁之一”。因此，这位专家所谓的“工资上涨造成了食品价格暴涨”这一论点，已经基本上可以被扫进垃圾堆了。

那么，基本排除了工资上涨的犯罪嫌疑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菜价非正常暴涨这一罪恶的社会现象呢？

答案一目了然，是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如化肥。据说，现在的化肥价格上涨速度惊人，有时几个月之内就可以涨一倍之多），能源价格的上涨（如原油，油价上涨速度之快，举世公认，就不用刻意去证明了），运输成本的上涨（同前），饲料成本的上涨（如大豆、玉米等大宗农产品，而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又受到上述诸要素成本的制约），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这一点会导致生产活动的错乱，带来食品价格不断地暴涨暴跌，恶性循环的局面），钱多得没地儿使的暴发户们的恶炒（如经典的“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等社会现象的频发）等原因造成了今天这一局面。

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影响因素——中间环节太多，不合理的盘剥太繁杂、太剧烈。关于这一点，央视二套曾连续一个月进行过大规模专题报道，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因此，对于一个以“专家”（即科学家）自诩的“公知”来说，真正科学而端正地解决问题的态度，应该是客观、全面地分析菜价暴涨这一经济学现象的本质，系统而综合地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而绝不是像现在这样，通过鼓吹工资上涨是罪魁这一谬论，三言两语就想蒙混过关。这种行为，实在是太不体面了，着实有损“专家”的名誉和尊严。

一路分析到这里，相信这位专家先生真实面目的轮廓，就已经非常清晰了。但是，这还依然仅仅是一个开始。

在发表完“工资上涨是造成通胀的最大罪魁之一”的谬论之后，这位专家先生又将其罪恶之手伸向了老百姓的存款。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酷爱存款，而通胀稀释了老百姓赖以为生的存款，将老百姓推向了绝路”，而因为“工资上涨是造成通胀最大的罪魁”，所以归根结底，是工资上涨这件事儿“间接地稀释了老百姓的存款，并最终将老百姓推向了绝路”。

由此，他得出了结论——现在，某些地方政府动不动就提出几年收入翻番的口号，这哪儿是为了群众利益，分明是为了自己的政绩而祸害群众利益。

这真是一个奇特无比的逻辑，在这位专家先生的眼里，工资上涨原来是一件如此“罪恶”的事情！

因为工资上涨不但没有增加百姓的存款，相反倒稀释了百姓存款，所以，工资上涨该死，中国最好别涨工资！

这就好有一比：一个强盗闯进了一所民居，公开勒索、抢劫钱财，然后却振振有词地对被抢的人说“我看你们家钱太多了花不完挺难受的，所以特意好心跑过来帮你花点儿。这是助人为乐的行为，你怎么还抱怨呢！”——所谓的“混账逻辑”，所谓的“强盗逻辑”，不过如此尔！

我这个人，长期以来落下了一个心病，那就是听不得有人说中国人酷爱存款这样的话，一听到这样的话，就会本能地产生一种强烈的、生理上的厌恶感。

道理很简单，中国人爱存款这样的说法，总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存款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是一种习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爱好。

但，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何谓酷爱？为何会酷爱？这是一个生活习惯领域的问题吗？非也，归根结底，中国人之所以酷爱存款，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道理很简单，恰恰是因为中国人的收入实在是太少了，简直少得可怜，因此，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安全感，中国人才不得不选择将兜里那有限的仨瓜俩枣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这酷爱两个字里，饱含着多少无奈，多少辛酸的泪水啊！

不止如此，通过前边的系列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通胀的因素有很多，工资上涨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这就意味着，即便你不涨工资，通胀一样会来，而且程度未必不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简单地想象一下不涨工资的后果是什么：该来的一样会来，在如期而至的通胀炮火下，中国人的工资却纹丝不动，那个时候，等待我们广大老百姓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或者，借用一句这位专家大人自己的话说，要是真的如其所愿，中国人都实现了不涨工资的美好愿望，到时候人们的存款到底是会被进一步稀释掉，还是会变得更加保值呢？

这么简单的道理，即便是一个完全没有经济学常识的普通人都能轻易参得透，而作为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专家”，又怎能信口雌黄，睁着眼睛说瞎话？！

再来说说第二条。

在工资上涨与通胀以及存款的关系问题上大放厥词之后，意犹未尽的该专家，又把触角伸向了社会问题的领域。

按照他的说法，工资上涨还有两宗罪：①会间接地导致农民工劳动强度增加，劳动时间延长以及福利待遇降低等弊端；②会间接地增加失业率。

而且，为了证明“工资上涨会导致失业率提高”这个论点，这位专家还特意搬来了美国的数据，宣称按照美国人的经验，“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年轻非熟练工的失业率就会提升1%到3%，把这个数据换算到中国，将意味着每上调10%的最低工资标准，就将有几千万的农民工被逼回家乡”。

我们先从第一宗罪开始说起。

坦率地说，工资上涨有可能导致“劳工工作条件的恶化”这个逻辑本身，是说得过去的。事实上，我绝对相信在我们中国的某些地方，确实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现象。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这种情况到底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一个已经被大众所熟知的事实是，现在的中国，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已经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用工荒的局面。就是说，对于现在的老板们来说，与订单相比，他们更缺的是工人。据说现在东南沿海省份的许多工厂，手头已有订单的实际开工率都不足七成，很多企业甚至连一半都不到；很多省份的工厂缺工率都大于三成，有些工厂的缺工比例甚至超过了五成。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的立场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以前的“鸡肋”，变成了现在的“香饽饽”、抢手货；从以前的“被挑选者”，变成了现在的“挑选者”。现如今对于广大90后农民工来说，情况是“只有你不想干的活儿，没有你找不到的活儿”。同时，为了最大可能吸引新一代农民工，各企业也可谓绞尽脑汁，使出了浑身解数，纷纷在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和条件、员工生活关怀等方面下工夫，尽可能地满足农民工越来越高的要求。

这就雄辩地说明，中国的用工情况已经从以前的卖方市场变成了现如今的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稀缺资源——农民工，老板们上赶着讨好都来不及，怎么还可能进一步变本加厉地虐待呢？

尤为重要的是，一直以来这种现象都是各路媒体重点报道的焦点问题，甚至惊动了国外的媒体，成为了一个具有世界关注度的全球性热点。在这一系列的如山铁证面前，为什么我们的这位专家先生居然还敢大肆鼓吹“工资上涨会加重劳工的受虐程度”这种荒诞绝伦的谬论呢？(www.xing528.com)

再来说说第二宗罪。

其实，之所以说这第二宗罪也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东西，道理上和第一宗罪完全一样。

那就是，如果现在中国的农民工就业市场依然是从前的买方市场的话，毫无疑问，工资的上涨（如果能够涨得上去的话。因为一般情况下，在劳动力买方市场里，劳工一方是没有议价权的，工资也不会上涨）确实会增加失业率，这符合一般的逻辑。但是，现在中国的农民工市场，明显地呈现出了一种卖方市场的样态，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上涨这种结果，就完全来自于供需关系的变化，从而和失业率三个字关系不大了。

事实上，尽管国家连续数年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好歹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最低标准，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因为现如今的老板们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全部远远高于了这个标准。

所以，如果说老板们支付的高工资确实“逼走”了许多农民工，造成了“数千万农民工返乡”的现象，那也只能证明一件事，就是劳工们依然对这个工资水准不满意，纷纷拒绝了老板们的好意，回到家乡找机会去了。

就是说，那位先生所担忧的“几千万农民工返乡”这事儿也许会变成现实，可有一个区别，那就是这种返乡是“自愿”的，绝无可能是“被逼”的，好歹是个头脑正常的人都应该为其欢呼雀跃才对。

这不是说笑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现如今，随着各内陆省份经济发展得如火如荼，像一些以前的农民工输送大户，如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等省份都已经大幅度地调整了政策，从以前的鼓励走出去，变成了现在的欢迎走回来，纷纷扯开招工大旗，宣传在家门口就业的种种好处，与沿海省份之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工争夺战。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也已经在各路媒体上屡见不鲜，几乎都算不上是什么新闻了。

不知这位专家先生是家里没有电视，还是从来不看报纸，以至于如此井底之蛙，完全看不见窗外世界那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为可笑的是，这位专家先生居然拿美国的数据来说中国的事儿，并得出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10%，失业率就会增加1%到3%，从而导致数千万农民工兄弟被迫卷铺盖回家”的结论。这又是一个令人喷饭的谬论。我们知道，别的不敢说，至少有关就业率的数据，是不能轻易地在国际间进行比较的。道理很简单，美国属于发达国家，它的劳动力市场远远比我们成熟，甚至已经遭遇了天花板效应，就是说，没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劳工工资的上涨，有时会完全脱离供需关系的影响，需要通过许多非经济手段，如“劳资谈判”“罢工”等方式来达到目的。因此，美国的工资变化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确实有着较强的相关关系，这是一个公认的现实。但是，将这种现象照搬照抄到中国，试图用其说明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则完全是不靠谱的。道理也很简单，那就是我们的劳动力市场远远不如美国发达，工资水平的变化对于失业率这个数据的影响，也远远不如美国灵敏，至少，它充满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完全不能当做一个科学的依据来对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说明。

而且，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是，与美国就业市场愈发明显的买方市场的特征相比，正如我在前边所说，中国的就业市场，至少是农民工就业市场已经愈发呈现出了一种卖方市场的态势。罔顾这一铁的事实，生硬地照搬美国的数据来分析中国的问题，除了“此人是经济学的纯外行”之外，就只能怀疑这位专家的用心了。

但是，必须承认，这位专家先生所说的“几千万农民工被迫返乡”的现象，确实曾经发生过。2009年，也就是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一年，随着沿海地区的工厂境外订单大幅减少，许多企业停工或破产，确实发生过“两千万农民工被迫返乡”的事情。可那个事件，也完全和工资上涨这事儿没有半毛钱关系，妄图用这个事件偷梁换柱，转移大众的视线，用居心叵测这个词来形容其动机，相信对得起这位专家了。

最后，再来说说这第三条。

这一次，这位专家先生，居然试图把祸水往公务员这个群体身上引，而且不惜肆无忌惮地揣摩、杜撰出一系列荒谬绝伦的数据，妄图毕其功于一役，一举证明其“中国人最好别涨工资”的歪论。

按照这位先生的说法，“中国人涨工资也没用，因为即便涨也只能肥了那些公务员，老百姓根本就沾不到什么光”。

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呢？

我们知道，在中国现行的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对于涨工资这件事儿，政府能直接说了算的，基本上只剩下公务员（包括事业单位的准公务员）和国企业员工这两个领域。因此，必须承认，每当国家想涨点儿工资的时候，最先受益的似乎总是这两个群体。

但是，不要忘了一点。即便是公务员，即便是国企员工，也绝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公务员这个群体内部的工资差距，也是极为巨大的。随着部门、级别、地区的不同，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水平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只要是公务员，工资就会高得离谱”这一说法（或至少是某种“暗示”）本身，就是极为错误的。事实上，这位专家先生自己就在他的千字雄文的第一段里，列举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数字：“据国外权威媒体报道，在中国，刚入行的大学老师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每月约1632元，是全球‘最低价’。”

既然如此，将脏水不分青红皂白地泼向公务员这个群体，试图一棍子打翻一船人的行为，不可谓不荒谬，不可谓不恶毒。

而且，更为恶毒的，还在后边。

这位专家先生自己先设想出了一系列数据——在现实中，个人认为（请特别留意这四个字）政府操作起来很简单，那就是给公务员和国企员工涨、在财政或税收优惠上涨、直接通过调整工资标准来涨，涨一半或涨一倍。

然后，他给出了这种假设的理由——因为这样最简单、最直接、最容易操作，还最容易出数据（请注意，这依然是这位专家先生“个人”的看法）。

在做了这样的“假设”和“说明”之后，这位专家先生赫然拿出了他的最终结论——切记，这样的涨法没有顾及到真正需要涨工资的群体，因此会埋下巨大的社会风险和群体利益冲突的祸根。

一切都大白了。原来，他用的是这样一招——先为你“假设”一个罪状，然后再强行给你炮制一个“之所以你会犯这样的罪的理由”，最后，他根据你的罪状为你定了罪——你是个罪人，所以你该死！

呵呵，所谓三流剧本编剧的水平，应该不过如此了。

尤为可恶的是，他对于某地官员针对“给谁涨、谁给涨、怎么涨、涨多少”这四个问题做的解释十分地不屑，认为其内容过于理想化和流于形式，所以很不靠谱。可即便如此，他自己又没有提出一个更为具体、更为现实、更具可操作性的靠谱的东西，只是在文章结尾处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诸如“要提高工资，个人认为也要切忌出现大手笔，稳步提高才是上上策，并且一定要建立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前提下来进行”的话了事。

这位专家先生，在文章结尾处，却依然昂起了头，对政府的所作所为做出了最后一击——通胀最大的好处是政府可以无声无息地侵蚀群众的利益。要是工资真的五年翻番，那就不是侵蚀，是明抢了！

稍微接触过经济学基础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决定工资水平的要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劳动生产率，一个是供需关系。

先说说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影响。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越高，就意味着单位时间里的劳动成果越多，也即劳动的附加价值越高，因此，劳动收入，即工资收入也会越高；反之，工资收入就会越少。

再说说供需关系对工资的影响。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出卖劳动力的一方，即广大劳工的议价权就越低，工资水平也会越低；反之，工资水平就会变高。

具体到我们中国来说，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劳工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照理，工资水平早该涨上去了。但是，由于中国农村蕴藏了似乎无穷无尽的候补劳动力，造成了劳动力市场长期供大于求的局面，所以，即便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但是工资水平却长期处于增长停滞的状态。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获益者是老板和国家。道理很简单，劳动生产率高，就意味着附加价值高，而且，原本这高出来的附加价值的一部分，是需要通过工资的上涨来抵消的，这就意味着，这些由于附加价值的提高而多出来的钱本来是需要老板和劳工分享的，但没想到中国的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老板们来说，根本不需要涨这部分工资就能轻松将事态摆平，所以，这部分钱就顺理成章地全部变成老板的利润，流进了老板一个人的腰包。同样的，老板利润多了，上缴的税收也会多，国家也会大大地得利。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国富民贫”的现象会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理，这也是这些年来在中国绝大部分百姓收入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为何社会上还会出现如此大批的新富乃至巨富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还是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明明没怎么增加，却为什么依然会有这么多的热钱从四面八方冒出来，爆炒各种生活用品，助长通胀肆虐之势，稀释百姓的存款，将百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偷走”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毫无疑问地，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的老板们都如此热衷于把钱投到中国，拼命地在中国建工厂、做生意的重要原因之一——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广大劳工用本来应该涨给自己的血汗钱——那部分消失了的工资收入换来的！

因此，现在涨工资，不但不是太早，恰恰是太晚了；涨工资的幅度，不但不是太大，恰恰是太小了。

一言以蔽之，如果我们真心地要改变这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状，纠正这种“国富民贫”“国进民退”的不正常现象，那就必须要让老板们把多拿劳工的钱还给劳工，让国家把多拿百姓的钱还给百姓。而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那三个字——涨工资！

而工资一旦涨上去，其实最后老板们和国家一样能得利——内需的全面启动，将让我们的经济更健康、更活跃、更可持续。老板们生意更兴隆，国家的国库更丰盈。因此只有这样做，才是一个真正皆大欢喜的结果。

事实上，国家现在就是这么做的。十二五期间工资翻番，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专家，不但不为其摇旗呐喊，居然还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这个大快人心的好政策是“恶政”、是“明抢”，真真是令人情何以堪！

长期以来，一直有几句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如今这年头，抹黑庙堂、攻击社会，似乎成为了一种流行、一种时尚。

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庙堂的态度，已经从以前那种“只许说好的，不许说坏的”的状态，急速地、戏剧性地演变成了“只许说坏的，不许说好的”的状态。

坏的说得越多，你就越有人气，越有利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好的说得越多，你就会立马被戴上“五毛”的帽子，顷刻间成为过街老鼠，不得不面对人人喊打的尴尬局面。

在这种大背景下，很显然，“抹黑庙堂”是个性价比极高的选择——一能得名，二能得利，三能确保安全（不至于立马置身于舆论的口诛笔伐之中）。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正义是什么，良心多少钱一斤，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大丈夫要顺势而为”“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样的人，质疑其“专家”的资格，已然算抬举他们了，其实他们真正应该被质疑的，是做人的资格。

记得有位西方著名的政治家曾经说过，要想做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有一个秘诀，那就是一定要拥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治胸怀和政治觉悟。

具体地说，政治家，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永远都没有从鱼与熊掌，即好与更好之间做选择的机会，这种事儿完全是幻梦，连想也不要想。与之相反，对于政治家来说，必须要永远做好从坏与更坏中做选择的心理准备。要具备准确地将更坏分辨出来并剔除出去，把坏留下来的过硬技能和心理素质，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否则，如果你总想着从好与更好中间做选择的话，那么，等待你的其实只能是最坏这种结果——完全不作为，以及，由其导致的政治生命的终结。

但是，这就意味着，政治家一定要有魄力，要有能扛得住“砖”砸，并在漫天“砖”雨中勇敢前行，绝不退缩的勇气。

道理很简单，既然要在坏与更坏中做选择，“挨砖”就成为了政治家无法逃避的必然宿命。很显然，轻易被这种宿命击败的人只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留下耻辱，而那些总能以大无畏的精神，一往无前奋勇开拓的勇士则必然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自己扎实的足印与如雷贯耳的威名。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整天对好与更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社会舆论，其实也很可怜。

殊不知，这种无聊的幻想，其实根本就锻炼不出来一个时代的伟人，相反，它只能批量生产出时代的废物。

君不见，欧债危机之所以迟迟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坏与更坏中做冒险，每一个人都希望摆在大家面前的只有好与更好这一个选项，结果就只能是大家一起来面对最坏——货币联盟濒临崩溃，这种尴尬至极的局面。

君不见，日本大地震后一年有余，居然许多善款都没有发放到受灾民众的手里，原因是与“灾民是否会被冻死，饿死”这种坏与更坏的选择相比，“好不容易筹得的善款，一定不能出现发放失误的情况，一分钱都不可以，这是对捐款人应负的责任”这种对好与更好无与伦比的痴迷造成的恶果。

君不见，日本20世纪60年代开通东海道新干线，决策人挨了多少“板砖”，主要决策人之一甚至不得不以欺诈的形式谋求项目的勉强过关，并最终因此锒铛入狱，但今日，已经没有人否认新干线作为日本战后复兴的重要推动力和主要象征之一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这一铁一般的事实。

君不见，20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政治家田中角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推进了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尽管这个计划后来被公认为日本地产泡沫的始作俑者，但也从来没有人否认过正是这个计划的实施，为日本最终崛起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发达国家奠定了最为关键的一块基石。

……

所以，我们不妨做一下这样的想象。

比如说，由于造成了明显的通胀现象，现如今已经被各路“砖家叫兽”和社会舆论彻底批臭、批烂的那个三年前的“四万亿”，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

如果在三年前那场经济危机中，我们的庙堂中人因为顾忌到日后会挨砖这一前景，不敢在坏与更坏中做选择，而只能跟现在深陷欧债危机中的欧盟一样，在徒劳地评估、等待好与更好的机会中浪费掉宝贵的时机，没有上演那一出“四万亿”的大戏的话，今天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局面？会是今天社会舆论和广大事后支招（这就意味着马后炮）的“砖家叫兽”们所设想的那种更好的局面吗？

那样做，将只能招致更坏乃至最坏的局面——通胀问题可能确实不会发生，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也许会身陷经济危机的泥沼无法自拔，完全呈现出一片通缩的面貌了。

这个“没有危机的通胀”和那个“有危机的通缩”相比，你选哪个？

千万别跟我说，要是你在庙堂里的话，“绝对会让事物得到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这种无聊的废话，因为压根儿就没人信这个，这就叫“站着说话不腰疼”，对这种大嘴巴的人，“口头上的英雄，行动上的矮子”来说，如果他真去了庙堂，广大百姓还不得活活被他祸害死！

因此，有位伟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诚然此言，既然要当政治家，就得拿出一点下地狱的魄力来。不要怕！请相信一句话，政治这东西，与好与更好相比，往往坏与更坏背后的那个结果，是最好，或至少是更好、比较好。

一定要记住，有作为的犯错，永远都要比无作为的不犯错强上一万倍。有作为的犯错，老百姓就算有一时的抱怨，但迟早也会理解，甚至是感恩；而无作为的不犯错，就算能一时蒙混过关，但始终有一天会受到最广大的百姓的唾弃，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风雨过后见彩虹，盖棺才能论定。

政治家的名望，有的时候在纷乱的现世里是看不见的，一定要等到所有的尘埃全部落定之后，靠历史的声音去评价。

但是，请绝对相信，即便是在这个非黑即白、善恶颠倒、纷乱不堪的现世里，雪亮的眼睛、清醒的头脑，也一定会存在的。

这就是希望，这就是力量。

现如今，被许多别有用心之徒肆意攻击、羞辱的所谓“五毛”，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

只不过，因为“五毛”这个称呼已经被那些假借正义之名，肆无忌惮地行不义之实的无良分子彻底批臭、批烂了，许多善良而正直的人在说真话、说实话的时候，都会刻意回避掉“五毛”这个词，生怕被其连累，遭人抹黑。

这真是一件令人万分遗憾的事情。

因此，在这里，本人要郑重地宣布一件事。

只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对社会正义有利，这个“五毛”，甭管有多臭，本人不才，愿意第一个站出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