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营：顺应中国农业国情

历朝历代统治者鉴于土地兼并的弊端而实施的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是小农占农业经营主体地位的政治原因，相关论述见我主笔《中国农地流转问题调查》之《兼并与抑制兼并：土地流转的三千年历史》。譬如，清雍正朝实行了一项重要的赋税制度改革，“摊丁入亩”，就是将人丁税并入土地税，一律按亩征收。“摊丁入亩”使得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减轻了小农人丁税负担，抑制了土地兼并，拓展了小农的生存空间。看过二月河《雍正王朝》的人或许都有印象，雍正推行“摊丁入亩”遭到了王公贵族的强烈反对甚至引发宫廷危机。但“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激发了农业活力、丰盈了国库，为乾隆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恰亚诺夫、黄宗智的经济理论都揭示了小农式家庭农场生命力顽强的原因。他们的理论有点晦涩，我尽可能通俗地表述：在历史上长期以来人多地少条件下，小农虽然按人头或时间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经营式农场（企业化农场），但亩均土地生产率高于经营式农场，在没其他就业挣钱机会的情况下，小农不太计较劳动付出的回报，因而小农能完胜经营式农场（相当于农业企业）。当下中国农业应实行什么经营模式？为什么要坚持农户家庭经营为主？即便农业中资本投入增多，但在人多地少的国情背景下，家庭经营依然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形态，恰亚诺夫的理论和黄宗智的论证对此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后面还会进一步论述。

小农经济的隔空论剑

小农农业中存在隐蔽失业，存在本来不需要但又占用了的多余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即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这些劳动是无效的，专业术语称之为边际生产率是零。这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等的隐蔽失业理论或“零值农业劳动学说”揭示的经济现象。这一经济现象在中国隋唐以后的农业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直到现在随着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才渐有好转。(www.xing528.com)

不过，发展经济学名著《改造传统农业》的作者西奥多·W·舒尔茨驳斥了这一理论，认为在市场化的传统农业中并不存在过剩劳动力，他用印度1918—1919年流感引起农业劳动力减少使农业生产下降的案例证明传统农业中农业产量与农业人口数量密切相关，农业劳动力减少必然导致农业产量下降。

著名的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黄宗智专门写作《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又反驳了舒尔茨的理论。黄宗智认为舒尔茨的推理不符合实际，舒尔茨假定所有农户受到同等比例的流感影响，但实际并非如此，那些全家病倒的农户会使农业产量下降，哪怕其他农户的绝大部分还有剩余劳动力。而且，农忙季节没有剩余劳动力也不代表农忙之外就没有剩余劳动力。

许多农经业内人士可能都不知道前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我认为他在小农经济研究上是高手中的高手。他研究揭示的道理是，家庭农场与企业的组织性和目的不同，在人多地少压力下，家庭农场会为生存而在土地上持续投入劳动，逻辑上直到其边际报酬下降到近乎零（刘易斯的观点），而经营式农场就像企业，会在边际报酬低到低于市场工资时，停止再雇用劳动力（舒尔茨的观点）。如此，两派纷争一锤定音。黄宗智据此进一步论证，小家庭农场（也即小农）得到的亩产（即土地生产率）高于经营式农场，但按照工作日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经营式农场，他称之为“内卷”或“过密”型生产。因此，家庭农场能够负担较低的劳动报酬和较高的地租，在长时间的历史变迁趋势中，家庭农场会比经营式农场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压倒经营式农场。这也就说明，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的华北平原经营式农场只占耕地面积的不到10%，其他全是小家庭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