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税收史上的三颗明珠

唐王朝承袭均田制，并颁布《租庸调法》，规定受田丁男应缴纳的田租、调赋和应服的徭役，实现“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特产税），有身则有庸（服徭役可改为缴钱由政府雇人代替，称为‘庸’）”。这一赋税制度，对唐王朝的兴盛及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唐中期，由于人口增长、土地兼并等原因，国家已没有足够的国有土地用来授田，均田制不再能实行，租庸调制也失去了存在基础。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创设“两税制”，废除均田制。实行“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承认客户地位，“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将人头征税合并为按土地财产额征税，“秋夏两征之”，故称“两税制”。从租庸调制到两税制是中国税赋制史上一项重要的改革，它将各种租税加以合并，使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人头税向土地财产税转变，同时废止了国家统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

明朝通过《大明律》等建章立制规范土地制度。主要表现是：第一，建立了严格的土地产权登记和纳税制度。规定“本户自报情况如实填写，严禁官绅勾结包办篡改”，“若官吏里甲、通同人户、隐瞒作弊，及将原报在官田地、不行明白推收过割、一概影射、减除粮额者，一体处死。隐瞒人户，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3]第二，强调土地交易必须进行钱粮赋役的推收过割，以防止借交易脱漏税赋。第三，在历史上首度以法律的形式对隶属于官田的土地性质和类型，进行明确界定，区分官民田籍。明代官田除国家明令允许之外，不准与民田私自相互转化（交易），各类官田之间也禁止相互转化。明代官田的税额与民田不等，各类官田之间也不相同，但普遍高于民田。这确保国家绝对控制相当比例国有土地，并能持久获得官田高额租税，以维持国家财政需求，并抑制兼并活动。明嘉靖、万历等朝，执政者推行简化赋税制度的著名的“一条鞭法”改革，大意就是将人丁税、徭役等税目及摊派归并入田赋，缴税由实物为主转向以货币为主，就此两点，一条鞭法赋税制度就可称为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

康熙后期和雍正时期，为缓和土地兼并造成的阶级矛盾、减轻百姓赋税、简化赋税形式，实行“摊丁入亩”税制改革。清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丁数和丁银数固定，为雍正朝的“摊丁入亩”准备了条件。雍正正式实行“摊丁入亩”，将役银归于赋银，人丁税并入土地税，一律按亩征收，从而完成了役并入税的改革。那细心的读者会问：唐朝两税制、明朝一条鞭法不就将各种租税尤其是人头税和徭役合并为田赋了吗？没办法啊，这就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所谓“积累莫返之害”，大概意思就是历史上的历次赋税改革会将税种合并简化，但后来又会增加新的税种，税负反而加重了，现代学者秦晖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黄宗羲定律”。如今，无税农业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但土地税赋、工业和服务业税赋、所得税税赋会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6.买卖与租佃成为常态

自秦汉开始，标志着土地私有制的土地买卖行为就是存在的。盛唐时期，民间买卖土地的“私契”得到政府承认，土地买卖由受限制变为不受限制，导致土地买卖盛行。随着土地私有制和地主田庄的扩大，一种新的土地经营方式—租佃制发展起来，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www.xing528.com)

宋朝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宋史·食货志》），由于国有土地不足，不再实行均田制，不搞国家分配土地制度，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及土地的商品化属性，允许其按经济规律进行流转买卖，国家不再加以干预，不抑制兼并土地活动。宋朝除国有土地即公田外，私人土地的交易只需要办理正常的交易手续，将交易土地的契约向当地政府呈报，得到政府的认可，盖上官府的印信（这种田契谓之红契），缴纳田契钱，将卖主所卖土地从国家版籍上过录给买主，而后由买主承担这块土地的田赋，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就算完成了。宋朝土地制度顺应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要求，但纵容了豪强地主的兼并行为，土地集中的速度加快，使田庄的规模不断扩大。当时较为开放而自由的土地经营方式——租佃制趋于完善，已经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其原因就在于土地兼并造成了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北宋的“主户、客户制”使租佃制在法律上得以确立。元朝的土地制度没什么进步，北方以军队屯田、官田为主，以佃耕的方式出租给农民，南方是土地私有制，也因此形成了南北两种不同的土地占有关系和田赋制度。

清代国有土地“官田”分为旗地、屯田、学田和牧场，官田以外为“民田”。民田的绝大部分为地主所有，广大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只占有其中的一部分。乾隆以后，官田禁止买卖制度废止，官田数量不断减少，民田大增。伴随着土地买卖和集中的空前发展，地主所有制经济繁荣，土地关系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永佃制在康乾时期的江浙和两湖地区发展起来进入了全盛时期。永佃制的起源大约有三种：开荒垦种、押租制、典卖土地。永佃权是一种独立的产权，享有永佃权的农户对于这块土地有充分的使用权，可以自由决定种植何种作物，如果不愿自己耕种，则可以将永佃权转移给他人，包括转租给其他佃户、遗赠给子女、在市场上出典或出售。永佃权卖断时，价格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决定^[4]。永佃制使地主的所有权（田底权）和佃农的租佃权（田面权）分离，同时田面权也进入市场，出现活卖、绝卖、典当等形式，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以多种方式很快和土地结合，土地的利用率大大提高，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也导致了土地市场规模的急剧扩大。

同时以土地一定的稳产高产为前提的定额租制开始发展。在定额租制下，田间耕作之事，田主一般不过问，皆由佃农自己作主，这就排除了地主对生产的干预。在定额租基础上，佃农获得了更完备的经营自由，地主土地的全部经营权和部分所有权向佃农转移，是明清时期封建租佃制最主要最本质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