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科技园区发展模式比较

（一）市场主导模式

市场主导模式意味着科技园区的发展以市场为主导，科技园区的形成和发展遵循市场规律，政府不干预其经营。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市场主导模式的科技园区比较少，且都存在于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市场主导模式科技园区属于先发型，这类园区通常存在于市场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市场机制完善，学术科研实力强，有实力雄厚的大学作为支撑，且具备雄厚科技产业基础，拥有完善法律、金融等配套体系，商业基础雄厚，市场环境有利于新的科学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产生。市场主导模式科技园区发展以市场为主导，科技园区按照市场规律运营，并作为企业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美国的硅谷和128公路科技区属于典型的市场主导模式的科技园区，是高科技创新、技术商业化和自主创新方面的成功案例和全球标杆。两者所在的加州旧金山湾区与麻省波士顿地区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科技集中地，分别集聚了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顶尖大学，若干个国家实验室等顶尖研究机构和高技术产业，促进了美国和全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两地经济成功发展的背后是顶尖大学、一流技术型公司、公司研究机构、促进信息交流和技术转让的供应商和制造商，以及风险投资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的有效运行和各类主体的紧密协作。

1.硅谷模式

硅谷（Slicon Valley）坐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旧金山湾以南的圣克拉拉县，毗邻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满足财务需求，同时创造就业机会，斯坦福大学采纳了被喻为“硅谷之父”的弗雷德·特曼教授的建议，将校方未开发的土地租给公司，并于1951年创立了“斯坦福研究园”，该研究园也是世界最早的科技工业园。工业园的成立，吸引了大量科技公司的入驻，将科研实力雄厚的大学和高新技术企业联合起来，实现产学的有机结合。企业和高校发挥各自的优势，有利于最新科研成果的快速产品化。

硅谷的建立及成功的发展，得益于市场机制的调节，斯坦福周边丰富的人才资源、创业的氛围和市场上的风险投资，都为硅谷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完善的市场机制、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是硅谷发展成功的先决条件。硅谷的发展，促进了所在地经济的繁荣，带动了美国甚至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成为世界电子工业基地。作为全球第一个科技创新载体，硅谷成为各国科技园区发展模仿的对象。

2.128号公路

128号公路是沿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以西约14英里的公路，早在硅谷崛起之前，128号公路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公司集群方面发挥了先驱作用。波士顿地区是世界上高校、研究机构和医院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而马萨诸塞州在人均发明专利，风险投资和IPO数量方面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凭借深厚和多元化的知识基础，128公路地区在生物技术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

波士顿有着悠久的工业传统：首先是纺织，枪支和军火，之后是汽车和电子技术仪器，然后是计算机和信息系统。1861年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是波士顿的核心研发机构，麻省理工学院非常重视教育和研究，与当地企业开展大量合作研究，同时一直与大型工业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如通用电气、柯达和杜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战期间政府对新军事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大规模投资带动了新英格兰和马萨诸塞州经济的复苏。麻省理工学院成了国家领先的研究中心，其实验室获得了3.3亿美元资助，占联邦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所有资助的三分之一。同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需求，雷神公司的营业额从300万美元增加到1.73亿美元。其研发实验室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几乎在步行距离之内，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空前的知识和技术劳动力池。

为了确保麻省理工学院的（潜在的）学术企业家更易获得风险投资，在摩根大通银行，当地保险公司和波士顿商人的资助下，1946年麻省理工的教师和校友创立了第一个风险投资基金，即美国研究与发展基金（ARD）。

在二战和战后初期，麻省理工创立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仍然是国际领导者。辐射实验室（后来分成电子研究实验室和空军剑桥研究实验室）和仪器实验室在雷达和导航系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1年，国家实验室林肯实验室成立，开发用于军事的高速数字处理器。

20世纪50年代，128号公路成了众多领先半导体制造商的基地。哈佛大学计算机实验室创立的Wang实验室，致力于设计计算器，之后研究开发办公自动化和文字处理系统。林肯实验室在其参与的防空系统设计中部署高级计算。此外，128号公路还是商用通用计算机和数字设备公司的诞生地。

（二）政府主导模式(www.xing528.com)

与市场主导模式相反，政府主导模式的科技园区的兴起与发展更多依靠政府规划和政策推动。这种模式的科技创新载体比较多，且大多位于亚洲的国家和地区。政府主导模式的科技创新载体属于后发学习型，这些地区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商业环境有待改善，法制、金融服务体系等还需进一步建设，难以依靠市场自发产生类似先发型的科技园区。且科技园区具有外部性，通过政府主导科技园区的建设能够加快科技园区的发展进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园区属于政府主导模式，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在科技园区、孵化器等科技创新载体的规划与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日本的筑波科学城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

1.筑波模式

筑波科学城位于日本东京东北约60千米处，北依筑波山，距东京国际机场40千米，由6个城镇组成，面积约284平方千米。筑波科学城是日本建立的第一个科学城，是完全由日本中央政府资助和推动成立的国家级研究中心。

20世纪60年代，日本为了实现从“贸易立国”向“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转变，于1958年在东京的大都市区发展规划中设想建设东京的一个卫星城，并且决定将东京的国家研究中心和教育机构迁入该地区。1963年，日本政府决定将筑波作为选定的地址，并着手推动筑波科学城的建设。自1980年以来，日本全国30%的国家研究机构以及40%的研究人员都集聚在筑波科学城，筑波科学城为日本的基础研究和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筑波科学城发展模式是典型的政府主导模式，日本政府直接介入科学城整个筹建过程，从规划、审批、选址到科研和运营整个过程都是政府的决策。即使科学城内各类研究机构、产业及公司等，也均受到东京相应政府部门的指挥。政府在科学城建设和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同时是一个国家（国家的规模）和一个全球城市（城市的规模），面积约647平方千米。新加坡科学园的创立带有其标志性，在新加坡科学园的生产和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空间尺度（国家—城市—开发商—企业）并置，可以使科学园成为发展研发活动的国家经济政策和企业特定战略。因此，新加坡科学园与其他地区的科技园区之间的创新研发活动模式可能会出现显著差异，考虑到园区在新加坡国家科技计划中的重要作用，人们会期望租户之间出现高水平的本地化互动，高度的研发活动以及邻近空间的显著协同效应。

新加坡科学园与其他工业化经济体的部门不同，新加坡科学园是一个由国家驱动的用以吸引全球企业研发活动的地点。为了打造全球化研发活动的具体场所，新加坡政府通过各种举措，为研发活动创造聚集经济（例如，优越的基础设施，慷慨的财政激励以及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选址）。这些举措是基于对科学园区模式固有的创新空间的具体假设：研发活动通常集中在地理上有利的地点，科学园与科研院所创新过程要素之间应该存在空间上的连续性或紧密性，而且主要的生产设施不应该在园区内。通过国家层面的有计划的政策，这种集聚经济和集群优势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加强，新加坡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方面的相对成功就显而易见。

（三）混合型模式

顾名思义，混合型模式是介于政府主导型模式和市场主导型模式之间。这种模式的科技园区的成立与发展，一方面依靠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受到市场的影响。一般来说，大多数的科技园区属于混合型模式，将政府与市场的力量有机结合起来。因为依靠市场完全自发产生科技园区需要极高的市场条件，而政府的作用正好弥补了市场的不足。这类科技园区一方面具有政府主导型所具有的规划性强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具备市场的灵活性、创造性和活力等特点。混合型模式更能适应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一般效果较好。台湾地区新竹科学工业园属于典型的混合型模式。

台湾地区新竹科学工业园位于台湾新竹市东南侧，台北市西南约70千米，占地2 000多公顷，是台湾第一科技园。经过30多年发展，新竹科学工业园现在的开发面积超过6平方千米，成为孕育台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

1980年，为了促进台湾科学技术的研发、生产和吸引高科技人才，当局决定建立高科技产业发展基地，用来推动台湾地区产业升级。当局筹划建设新竹科学工业园。在早期规划和建设中，科技园区建设主体是当局。当局一方面规划和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园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颁布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吸引园区外的高科技公司投资。当新竹科学工业园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园区内高科技企业数量增多，大量民间资本开始进入园区，当局不再占主导作用，园区市场化特征更加明显。市场化程度增加促进科技园区经济效率不断提升，园区内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增强，园区内已成熟的技术与资金开始输出境外，开始进行各种联盟合作。台湾地区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作为享誉世界的科技创新载体，对于推动早期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和经济飞速发展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