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来看，重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带动作用是共同的成功经验。例如，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就指出科技为第一生产力，创新为第一动力。尤其是创新与增长的关系是制定创新载体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实现增长目标的理论出发点。本节将梳理重要的创新与增长的理论。

（一）Solow新古典增长模型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如图2-1）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M.索洛（Robert M.Solow，198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于1956年提出的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模型，又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经济增长模型。

图2-1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

图2-2　索洛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率变化关系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Solow，1956）主要建立在两个方程上，一是产出等于资本存量与劳动力的组合的函数：

其中A是生产效率系数，a＜1表明规模报酬递减，K是资本，L是劳动力。二是资本累计函数：

其中s是储蓄率，模型假设储蓄占收入的固定比例。δ为资本折旧率。

索洛增长模型的重要意义之一是阐述了长期增长的来源。索洛增长模型演绎的结果表明，人均产出、资本规模和实际工资将以同一速度增长，资本产出率、资本收益占比和资本租用价格均为常数。简而言之，长期经济增长与经济环境无关，经济政策无法影响长期增长率。但是技术进步（即A的增长）可以影响人均产出，进而影响长期增长。

索洛增长模型表明的基本含义是：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变化率取决于人均收入储蓄率sf（k）或s Y和按照既定的资本劳动比配备每一新增长人口所需资本量δK之间的差额。

索洛增长模型的最大突破是：长期增长率是由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决定的，前者不仅指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含有劳动力素质与技术能力的提高。所以，索洛的长期增长模型打破了一直为人们所奉行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的理论，向人们展示，长期经济增长除了要有资本以外，更重要的是靠技术的进步、教育和训练水平（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技术进步、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比增加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

索洛增长模型的假设是建立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实际经验基础上的。索洛（1957）应用模型对美国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发现87.5%的人均产出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剩下12.5%来源于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后续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可能得出与索洛不尽相同的结果，但在技术是增长的第一贡献力这点上一致。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科技进步一直占经济增长的重要地位。与美国不同的是，我国资本贡献率一般高于技术进步贡献率。曹吉云（2007），辛永容、陈圻、肖俊哲（2009），杨少华，郑伟（2011）等虽然在测算出的数值上有所差异，但基本都发现资本贡献率超过50%。以上结论可能是三方面原因造成，一是技术进步在我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动力还不足，二是新古典理论可能不适用于我国高速发展时期的情况，三是中国迄2010年前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尚未达到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阶段。但新古典理论的基本结论对创新驱动阶段的发展还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表2-1　全国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表

资料来源：何锦义.数量评价标准手册[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二）收益递增模型（AK理论）(www.xing528.com)

索洛增长模型的成功在于区分了技术进步与资本投入对增长的作用，但索洛增长模型并不能解释内生增长的情况，同时根据模型结论，经济政策对长期增长是中性的。为了刻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模型中的增长必须进一步展现收益递增性。

AK模型（Frankel，1962）简化了产出方程中资本与劳动力的配置，但其中的知识资本随着技术累计而增长，产生收益递增的效果。模型的产出方程为：

资本累积方程为：

由此可得长期增长率为：

AK理论的重要意义是增长的重要部分来源于储蓄中的一部分投入到了技术积累的过程中，而产出又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进而带动了收益递增。

舒元、徐现祥（2002）比较了新古典、AK

和R＆D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力，结果发现中国1952—1998年间的实证结论拒绝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R＆D增长理论，较支持AK模型，同时技术进步不是1952—1998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郑超愚（2008）认为我国发展的道路更符合国民收入高投资比率驱动的大规模资本积累与镶嵌型技术进步，具有AK模型中投资驱动的边际收益递增特征。

以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是在新古典主义关于外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罗默始终强调从技术内生化开始，以创意或知识产品为基础来理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机制。根据这一内生增长思想，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要求政府政策的制定必须重视教育发展和科技投入、激励和保护创新，以便具备一种使新设计或创意能产生和使用的机制。罗默的模型中，除了列入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以外，还有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这两个要素。罗默因此而获得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产品种类扩张模型

新古典理论与收益递增模型出发点是改变资本规模报酬递减的影响，实现模型中的产出递增，但两者均未追溯到创新的来源。罗默（Romer，1990）考虑了创新的一种来源，即企业通过开发新产品（未必技术领先）实现创新。其核心机制可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产出函数进行描述：

总产出由种不同的中间产品构成，而每种中间产品则由其资本投入决定。由于所有产品均在同一技术水平上以及产品的对称性，资本在各种产品生产中平均分配，尽管单个产品规模收益递减，但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资本在更多产品中平均分配，加总产出最终提升。

产品种类扩张模型揭示了研发活动的部分意义，即通过创造新产品带来的外部性引起收益递增。但是模型无法解释技术进步的效应，模型中所有产品均处于同一技术水平，无法解释一国离科技前沿的距离，更难以解释模型中生产水平始终低于社会最优生产水平的问题。

（四）创造性破坏理论

熊彼得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从另一角度寻找技术创新的来源，即除了产品品种创新，技术创新也可以是流程创新、质量提升等。而与产品种类扩张模型的本质区别是熊彼得引入了创造性破坏，即新产品的出现替代了旧产品，因此形成的垄断力是对企业创新投入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