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近的官方估计，2007年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为1479万，不到农村人口的2%（国家统计局，2008）。虽然没有一个官方的城市贫困线，但有关方面利用与中国官方农村贫困线可比的城市贫困线做出的估计表明，城市贫困水平是微不足道的。这些估计认为，中国只有大约1%的人口目前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换句话说，极度贫困——无法满足最基本的衣食需要——在中国基本上已经消除。
尽管中国的扶贫成就巨大，但扶贫重任在许多方面尚未完成，甚至在某些方面将变得更加艰巨。原因包括：
（1）按照国际上划定和计算贫困人口数量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依然庞大。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按照国际标准计算得出的中国消费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最新的2005年直接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1．25美元（按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这样的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与中国官方估计的农村1500万贫困人口看似不一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官方贫困线标准（2007年为人均每年785元，或者说，按照2005年国际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平均每天57美分）偏低造成的。
（2）易受收入变化波动影响的贫困脆弱性人口还比较普遍。例如，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线计算，在2001年至2004年这3年间，中国农村有大约1/3的人口曾经至少有一次陷入消费贫困状态，这一数字是当年贫困人口的2倍。在农村，70%的严重收入贫困以及40%的严重消费贫困是由于各种风险造成的。对于持续性贫困人口而言，风险的存在会加剧他们的贫困程度。
（3）在按区域、地势和民族划分的贫困人口中，风险对贫困的影响程度随着贫困程度的降低而增加。这就意味着随着扶贫的进一步推进，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更多地是处理暂时性贫困现象。相对高比例的暂时性贫困并不意味着贫困的严重性会降低，或者相对容易解决，而是意味着，相对于以长期贫困为主要贫困形式的时期而言，社会政策需要更多地关注风险降低和风险管理。
（4）同样，随着贫困率的下降，地理上的分散将导致消除剩余贫困人口变得更加困难。西部省份在贫困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上居全国前列，但仍有近一半的贫困人口分布在其他地区。同样，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现象最为严重，但仍然有超过一半的贫困人口分布在其他地区。随着贫困水平的降低，村一级的行政单位的贫困集中程度有着下降的趋势。这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随着中国扶贫的进一步推进，剩余贫困人口的分布将更加分散，它将大大削弱地区瞄准相对于家庭瞄准方法的扶贫优势。
（5）经济增长对扶贫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在第7个五年计划期间（1986—1990）贫困率才有所上升（当然上升的幅度较小），而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了4%以下。然而随着经济增长的扶贫效应下降，扶贫将变得更加困难。在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带来贫困率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然而在第10个五年计划期间，贫困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已经下降到1左右。
（6）不是每个人都平等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中国已不再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那个不平等程度很低的国家了。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未经调整）已经从1981年的30．9%上升到2003年的45．3%。即使考虑到城乡生活成本的差异做了调整后，基尼系数也从1990年的32．9%上升到2005年的44．3%。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幅度和速度非常突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是城乡收入差别的扩大和城市内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两方面叠加的结果。(www.xing528.com)
（7）中国的成功并不仅仅体现在收入增长上。在人类发展指标方面，中国取得了至少同样显著的进步。从各种人类发展指标来看，中国都要好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但在收入增长和扶贫方面，中国取得的进展是不平衡的。近年来，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各省和各个家庭之间，非收入领域的人类发展不平等状况也在加剧。
（8）人类发展领域的不平等反映着收入的不平等，这是因为：与过去相比，收入对人们获得健康和教育的影响更大——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收入的影响比过去更大，是因为相关制度安排的变化导致了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地方政府取代了人民公社，负责提供公共服务并筹措资金，但是在贫困地区，由于缺乏财政资源，地方政府很难履行公共服务职责。因此，为了弥补成本，学校和卫生设施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向农村家庭收费。
（9）这种情况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农村家庭的教育和卫生支出的负担越来越重。据估计，从1988年到2003年的15年间，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1.0%上升至8.3%，家庭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从1.6%上升至5.1%。对于收入最低的10%家庭来说，家庭预算中教育和卫生所占比重的增加造成的负担尤其沉重。
（10）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对亏损国有企业进行大幅改组，直接导致了几千万城市职工下岗。1994年（在该年达到高峰）至2006年间，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就业人数从1．45亿减少到7200万，减少了7300万人。城市劳动力市场重组以及打破铁饭碗体制导致了失业增加、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虽然失业率在5年前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但仍然高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的水平。劳动力参与率自1999年至2003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远远低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的水平。
（11）城市国有部门精简的直接后果是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这表现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非国有部门就业比例的提高。增长最快的部分是那些没有登记的“其他”劳动者——注册企业的未统计员工、非注册非正式企业的员工以及未记录的城市农民工。因为非正规就业通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且具有隐蔽性，使城市就业者面临了新的不稳定因素。这导致执行劳动保护法规、以确保工人有安全的工作环境并得到公平对待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建立覆盖大多数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为该体系筹措足够的资金也变得更加困难。
（12）农村集体公社经济解体和城市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大规模重组，动摇了以往的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尽管中国正积极在城市和农村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很多工作还有待完成，挑战尤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