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不平等，我们能做些什么？——安格斯·迪顿

我们之所以要开展援助方面的努力，或许是因为觉得应当为此做些什么，又或许是有一种道德责任感在提醒我们，必须为此做些事情。但是，这种援助驱动力恐怕恰恰是错误的，并且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一部分，而绝非提供解决方案的开端。为什么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是谁将我们摆到了这样的位置？对于穷人的需要及期待，以及他们的社会是如何运行，我们拥有的常常仅是极为贫乏的理解，这导致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以我为主，简单轻率，对受援者造成的伤害往往大于对其的帮助。只要我们行动，就几乎一定会出现负面的意外后果。而即便出现了失败，我们也会固守己见坚持不改：因为这是“我们”的援助产业，我们有大量的职业人口依靠这个产业生存，而援助更能为我们的政治家带来名望与选票，如果不把援助进行下去，以上所有的事业都会陷入危险之中。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有所作为。

但贫穷国家真正应该做的是那些已经在富裕国家被证明有效的事情。这些已经富强起来的国家，以其各自的方式，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与独有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之下实现了发展。没有任何人给过它们援助，也没有任何人为它们出钱让它们去推行维护出资人利益的政策。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保证没有挡住这些贫穷国家发展的道路。我们需要让贫穷国家自我发展，不予干预，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我们不要再做那些阻碍它们发展的事情了。走出贫困的先行者已经告诉后来者，实现摆脱贫困的大逃亡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有相应的方法。即便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这些逃离贫困的方法很多（即便不是全部）也是可行的。

与初衷极为矛盾的援助就是我们所做的阻碍贫穷国家发展的事情之一。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国外的援助规模巨大，这不但破坏了当地的体制制度，也熄灭了它们的长期繁荣之火。为了建立反共或者反恐联盟，很多的对外援助被用来维系当地的榨取型政客或政治制度的统治。这样带附加条件的援助只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利益，而让贫穷国家的普通人遭到剥削和伤害。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并假装是在帮助他们，令他们更加雪上加霜。来自外国的大量援助，足以瓦解腐蚀那些本可能对人民有益的政治家和政治制度。

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再问我们应该做什么，同时需要帮助那些富裕国家的公民认识到援助可能有益，但也可能造成伤害。不考虑援助资金是在作恶还是行善就规定将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1%或者0．75%用于对外援助是极其荒谬的。正是这种盲目的目标设定导致了国家纷争与生灵涂炭，大使们不得不去谈判协调促使战争停火，而援助管理者的职业内容，也从帮助别人发展变成了为别人抚平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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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的支持者经常会对一些反对意见做出让步，但却辩称，虽然在过去援助没有收到效果，有时候甚至产生负面影响，但在未来将可以甚至一定能做得更好。他们坚信，援助可以变得更有智慧，更为有效，而且援助的实施可以避开以前的种种陷阱。在过去，这样的说法也经常会进入我的耳朵，这就像一个酒鬼老对我说，“再喝一杯，以后就再也不喝了”。这些说法本身实际上并没有排除援助之外的其他能够提供帮助的可行方法，就像要戒除酒瘾，除了依靠自觉之外，还有很多有效的方法。

认为援助需要更有智慧的另一个原因是，即使我们认为没有了世界银行或者英国国际发展署世界会变得更美好，或者认为最好的援助就是没有援助，但现实却是援助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权威机构可以关闭所有的国际或国家援助机构，也不能把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关停。既然如此，如何让援助富有智慧？

经济学家、联合国顾问杰弗里·萨克斯长期坚持认为，问题不在援助太多，而是太少。萨克斯推崇我所说的液压流动式的援助方式，即先找出现实中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比如农业问题、基建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健康问题，然后算出每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少钱，最后进行合计。以此方式最后得出的总额，要比现如今援助的真实数额高出很多倍。如果萨克斯的方法是正确的，则做成一件事，所有相关的问题也必须都马上解决，而解决的方式就是我们几十年前的所谓“大推动”方法。而如果想要解决全部问题，援助的规模就必须扩大。但是，历史显示，现今这些进入富裕行列的国家并没有依靠任何形式的大推动，更不需要从外部而来的大推动。同样，也没有证据显示，以萨克斯思想为指导，联合国所推行的千禧村项目就比同国家其他的村庄发展得更好。为液压流动式的援助所忽略的就是我所说的：这样的援助资金会瓦解当地的政治体制，使得当地的发展更为艰难，而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仅依靠一张家居建材超市的购物清单，哪怕花再多的钱，也不可能从一个国家的外部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帮上什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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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办法是让受援国的政府承诺会在未来实行普惠大众的德政，然后再让这些国家成为援助的候选者。这便是通常所说的遴选机制，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限制条款的一种。美国千年挑战公司的运行机制与此类似。受援国家需要先展现其善意，然后援助者才会提供合作机会，然后一起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遴选机制会让那些维系压迫统治的国家政府拿不到援助，但是如果一个被选中的政权在受到援助后还是偏离了正义的轨道（援助本身经常会导致这种事情发生），那么我们就又回到了是不是要停止援助的两难之中。

遴选机制的致命弱点是它会将很多最为需要援助的国家排除在外——比如那些当政者完全漠视民众福利的国家。对于视提供援助为道德责任的人而言，对这些人提供援助是最为紧要的。在那些民众有强烈援助责任感的国家（美国不在此列），民众的压力使得援助机构几乎没有可能忽略那些生活在德政失败的国家中的人们。在有德政的国家，贫困问题完全可以依靠本地力量解决，而几乎无须外部援助；在无德政的国家，外部援助则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坏。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也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当地的政权照样可以像盘剥当地人民一样将这些非政府组织榨干。

另外一种办法来自全球发展中心（CGD）。该中心是位于华盛顿的一家智库，掌握着关于经济发展的大量信息，同时在援助改进方面有着丰富的资源。全球发展中心的主席南希·伯索尔以及健康经济学家威廉·萨维多夫提出了一种他们称为“货到付款”的援助方法。按照这种方法，援助者和受援助国家会首先制定一系列双方都认可的目标，比如在一个给定的时间之内为80%的儿童接种疫苗，或者在5年之内将婴儿出生死亡率降低2%，或者实现干净水源的提供等，等到这些目标都实现之时，援助者再拨付援助资金。不过这一方法的支持者已经察觉到，货到付款式的援助会使得穷国业已脆弱的评估系统更加雪上加霜，同时也可能会刺激受援国在各项目标数字上作假。并且，很多的目标并非全然能为受援国政府所控制，比如恶劣的气候会影响分娩，突发流行病会增加婴儿的死亡率等。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照常给予援助，那么援助本身的激励作用就打了折扣，而如果援助者缺乏弹性不对各种意外酌情考量，受援国的政府就可能不会为了一项自己本身支付不起而做了又可能得不到补偿的政策去冒险。

货到付款式的援助也不能解决我们熟知的那种有德政权与无德政权之间的进退两难。那些发展态势良好的国家，根本就不需要我们鼓励去从事一些它们不想干的事情。如果我们的优先目标与它们的优先目标一致，那么就无须我们给予援助；而如果双方之间的优先目标不一致，则把我们所认定的优先事项强加到它们头上是不道德的。想想我之前举的那个例子：瑞士援助机构会资助美国政府，前提是美国要取消死刑以及将同性婚姻合法化。这种强加就是不道德的。而对于那些榨取型和压迫型的政府而言，用钱收买它们或许会有作用——它们会像盘剥自己的民众那样，很高兴地从我们身上榨取资源。只要能拿到援助，它们乐见自己的百姓被伤害。这种与恶魔打交道的事情本来也可以忍受，但现实情况是援助机构为了能够被允许为这些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还要为它们提供武器，即援助资金被用来武装那些过去杀过人未来还要杀人的暴徒，而只有这样援助机构才能有机会去帮助这些人的家人。这就是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之后在戈马所发生的真实事情。(www.xing528.com)

大规模的援助不能产生效果是因为它们不可能有效果，而那些想要对此进行改革的人，一直在围绕着同样的基本问题一遍又一遍打转。桥修起来了，学校也建起来了，药物和疫苗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是负面作用却始终存在。

当援助资金减少时，以非洲国家为主的部分国家的表现最为引人注目。在这些国家，对外援助占据了它们国民收入的大部分，同时几乎相当于其政府支出的全部额度。援助国的国民加强对援助问题的重视是极为重要的，那种认为给予金钱就能消灭贫困的观点看起来逻辑清楚，事实上是明显错误的。援助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大的伤害，主要是因为援助错觉的存在，而援助国内部的政治压力，也使得对援助制度的改革变得非常艰难。那些具有奉献精神与道德情操的援助国民众实际上是让受援国那些本就陷入困境的人们雪上加霜。这是援助所造成的一大悲剧。

也有一些例子能说明援助是有益处的，或者至少能证明援助是利弊两平衡。健康方面的援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而这样的例子在其他的领域也存在。例如，在一些政府表现较好的国家，援助只占其经济总额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地方的政府，突破各种困难与障碍最终没有变成外来援助的俘虏，把这些援助用在了当地的合理发展目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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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不见得非要提供贷款，提供建议也是一种形式。对于世界银行而言，现有的结构导致它很难提供除了贷款以外的实质性技术援助，而贷款实质上只是为援助出钱。因此，贫穷国家对于技术知识的渴求，单靠世界银行很难满足。尽管随机对照试验并不是一种能正确认识事物运行原理的方法，也不能简单将以此得到的结论复制使用，但是那种认为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应该提供丰富而有价值的实践真知的观点则是正确的。一个政府想修建一座大坝或者考虑将供水系统私有化，就会想要知道那些走过类似道路的政府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仅是最终大致的效果，也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谁会因项目受益谁会受损，以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当然，世界银行和其他援助机构的经验也并非总是可靠，很多事件都证明它们非常自大无知。

国际组织亦可以通过国际谈判，尤其是贸易协议的方式来增加穷国的国力。美国和其他的富裕国家会同贫穷国家展开双边贸易谈判，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缺乏代理律师或专家，这类谈判往往不是建立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上。世界银行则可以帮助这些国家找到相关的专业人士。当然，这也并非易事。例如，如果世界银行的建议会给美国制药业所认可的某些意向造成实质性的阻碍，美国政府则几乎肯定会对世界银行董事会的执行董事施加压力。不难理解，若想让世界银行最大的股东——美国容忍其相关政策和决定，世界银行就不能动真格地去帮助穷人。虽然这听起来太过愤世嫉俗，但全球贫困问题之所以迟迟难以解决，其中很多就是因为存在这样的障碍。

援助并非发展的唯一障碍。对于富裕世界的国家而言，只要有人付钱，它们就十分乐意为其提供武器装备。我们也总是很急切地要与那些明显对发展民众福祉毫无兴趣的政权结识，开展贸易，甚至借贷给它们。在这方面也已经有不少的应对建议。比如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和希玛·贾雅昌卓安就呼吁对那些“恶”政权进行国际贷款方面的制裁。一旦某个政权被认定是恶的，则那些为这个恶政权提供贷款的组织或机构将无法通过国际法庭向其继承政权追讨欠款。这样的措施会切断对恶政权的贷款，或至少让贷款流向恶政权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国际社会也会降低从这类政权国家购买石油或者其他大宗商品的意愿，即便还是要从这些国家购买相关产品，在何时购买以及什么前提下购买方面也会变得更为透明。在美国，最新的金融改革已经要求石油、天然气、采矿业上市公司必须公开其与各国政府之间的交易记录。当然，在这一方面我们仍需要进行全面的协调，很多没有签署相关协议的国家仍旧会从这些恶政权手中购买大宗商品以供自用，或进行再出口。

富裕国家的贸易限制常常会伤害穷国农民的利益。在非洲，农业活动吸收了将近3/4的就业人口，但与此同时，富裕国家每年要花费数千亿美元来补贴自己的农民。以糖和棉花为例，富裕国家对本国生产者的补贴压低了这两种商品的全球价格，同时也让穷困国家的农民失去了以此谋生的机会，富裕国家自己的消费者也因此利益受损。这种情况的存在，证实了组织严密的少数人的确在用政治权力对抗大众的利益。如果穷国是食品等农业产品的纯进口国，那么富裕国家的补贴措施降低了食品的全球价格水平，将可以使得穷人受益。但美国的生物燃料补贴却因为消耗了大量的农产品以及其他资源，因此对穷人有害。如果国际社会能够联合行动起来限制或者消除此类有害的补贴政策，则必将有助于消除全球贫困。

移民对减贫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国际贸易。成功从穷国移民到富国的人生活得以改善，而他们寄回祖国的钱即海外汇款也可以帮助自己的家人提高生活水平。海外汇款的作用和援助所起到的作用大不相同，它可以让人们对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从而有可能改善当地的各项治理情况而非产生破坏作用。但与自由贸易的问题相比，移民的问题更加棘手，即便在那些扶助外来人口呼声最为强烈的国家也是如此。为外来人口尤其是非洲籍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提供奖学金，以便让他们可以在西方短期停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方法。如果运气好，这些学生不需要依靠援助机构或者国内政权就能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即便今后不会返回祖国，这些离散各地的非洲人也是一种丰富的资源，可以为其祖国的项目发展提供帮助。

援助不能降低全球贫困，但以上种种策略却有此效果。在某些情况下，富裕国家只需要以极少的代价甚至零代价来实施这些策略，其中的某些策略要比另外一些在政治上更为灵活可行，而诸如预先市场承诺这样的措施已经开始在小范围内实行。所有的这些策略都不会像流向穷国的援助那样产生无数的后续问题。当普林斯顿的学生们过来对我说要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更富饶的地方时，我总愿意这样劝告他们——不要想着把自己未来收入的多少捐出去，也不要老想着雄辩地劝服别人增加对外援助，而要去影响自己的政府或者自己去政府工作，让这些政府不再施行伤害穷人的政策。我们要支持各项国际政策，以使全球化更有利于穷人，而不是对穷人造成伤害。在我看来，要帮助那些仍未挣脱贫困的穷人实现大逃亡，这将是最好的方法。

选自［美］安格斯·迪顿：《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65～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