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与新兴国家：社会制度比较

20世纪发达国家出现的社会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呢？在贫穷国家和新兴国家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社会制度呢？答案只有天知道。首先，发达国家之间本身就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西欧国家的政府收入似乎稳定在国民收入40%～45%的水平，而美国和日本则徘徊在30%～35%的水平。显然，即便是在相同的发展阶段，各国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如果看1970—1980年全球最欠发达国家的情况，无论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还是在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度），我们都会发现政府拿走的部分一般占国民收入的10%～15%。如果看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北非和中国，那么政府拿走的部分大概是国民收入的15%～20%，低于发达国家过去同等条件下的水平。最惊人的发现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近年来还在扩大。发达国家税收收入水平出现了上升（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上升到80年代的35%～40%），随后就稳定在今天的水平上，但贫穷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税收收入水平却出现了大幅下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地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税收略低于国民收入的15%，但在90年代下降到了略高于10%的水平。

这种变化也引发了发展差距拉大的担忧，因为如今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构建现代财政和社会国家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进程的核心组成部分。历史数据表明，如果某国家只有10%～15%的国民收入作为税收上缴，那么该国政府很难履行除传统“王权”职能之外的社会化职能：在供养警察和司法队伍后，留给教育和医疗的就所剩无几了。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吃大锅饭，把有限的资金尽可能均分给警察、法官、教师和医生，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可能所有部门都无法有效运转。这会导致恶性循环：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导致对政府信心不足，这又反过来使得增税难度加大。现代财税体系和社会国家的建设与国家发展进程息息相关。因此经济发展史往往也是政治和文化发展史，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并妥善应对自身的内部矛盾。(www.xing528.com)

按现有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似乎也要承担部分责任。初始状态并不是很好。去殖民化过程在1950—1970年间酿成了若干冲突：与殖民者对抗的独立战争、边界武装冲突、冷战引发的军事对峙，或兼而有之。1980年以后，源自发达国家的极端自由主义浪潮迫使贫穷国家缩减公共部门开支并放缓了现代财税体系建设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步伐。最近的研究表明，1980—1990年间最贫穷国家的政府税收减少归因于关税收入的锐减，而关税在70年代时曾相当于这些国家国民收入的5%。贸易自由主义并不是坏事，但自由贸易不能是外界强加的，此外对于损失的关税收入，最好也有强大的税务部门可以通过开征新税或寻找替代收入来加以弥补。发达国家的关税减让过程从19到20世纪延续了200年时间，其间发达国家也知道该如何控制节奏并知道从哪里寻求替代，它们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颐指气使和指手画脚。这说明了更加普遍的现象：发达国家总是将发展中国家当成试验场，而根本没有充分汲取他们国家自身历史发展中的教训。我们今天在贫穷国家和新兴国家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趋势。例如中国等国家在税制方面其实已经相当发达：比如中国的所得税制可以覆盖广大人群并借此实现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中国完全有可能建立起跟欧洲、美洲以及亚洲发达国家类似的社会制度（当然会具备中国特色，不过鉴于中国的政治和人口因素，该过程也会充满不确定性）。而像印度等国家要想在低税基的基础上达到均衡水平则要困难许多。但无论如何，发展中国家究竟发展什么形态的社会制度将对未来世界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选自［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86～489页、第493～495页、第505～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