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制度角度看大众创新

大多数创意都着眼于获得他人的认可，而不仅是出于构思者或企业家的喜好。在任何时点上，都有大量的创业项目在同时开展。现代经济的大部分动力（以及高度复杂性）都源于这是个社会性环境，而非个人生活的孤岛。相互独立的经济参与者的多样性极大地增加了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不确定性。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认为，抛投一枚熟悉的硬币代表“已知的风险”，例如其概率通常是一半对一半，而抛投一枚未知的硬币则代表“未知的风险”，这才叫“不确定性”。奈特认为商业生活中充满了这种奈特式的不确定性，并似乎已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是现代经济体的标志之一。

企业家的新产品开发项目的结果的不确定性，部分来自微观层面，例如终端客户是否足够喜欢、愿意购买。企业家还会担心，终端客户虽然喜欢自己的新产品，但可能更喜欢其他人开发的另一种新产品。他们不像独自漂流的鲁滨逊，只需要关心自己喜不喜欢即可。其他企业家的项目结果也会对自己的项目产生影响。例如，开发中的新产品能否被接受的微观不确定性会增加经济中产出和收入能否维持的不确定性，从而造成宏观的不确定性，它关系到新产品的终端客户是否有足够的购买能力。因此就像凯恩斯最早发现的那样，现代经济的创新项目的不协调性使未来的发展出现非常不确定的方式和规模，在一定时期之后的未来，基本上会变得不可预知。凯恩斯说，“我们就是不知道”未来的情况。短短一代人的间隔之后，经济面貌对上一代人来说可能变得完全无法想象。

对凯恩斯和哈耶克而言，新创意是经济史的推动力，这是他们的思想基石，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或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凯恩斯和哈耶克很清楚，新创意是不可预见的（如果可以预见，就不可能是新的），因此对历史发展产生着独立的影响。未来的不可预知性使今天的创意开发的结果更加不确定，所以不可能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进行任何可靠的预测，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可能预测进化的路径一样。不过，通过研究“知识增长”和创新的过程，我们可以了解某些真相。失败的创意也并不是毫无价值，至少它们可以指明哪些方向不需要再继续尝试。取得成功的创意（也就是创新）可以激发更多的创新，形成无限的良性循环。原创性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将未来推往不可知的方向，产生新的未知和新的错误，从而给原创制造更大的空间。分析具有充分活力的经济所需要的沃土，我们将获益良多。

现代经济依靠社会的多样性实现繁荣。一个社会对创新的意愿和能力（也就是其创新倾向或经济活力）显然与潜在创意者的背景、环境和个性的多样性有很大关系。犹太人在20世纪20年代、黑人在20世纪60年代加入音乐产业，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此外，一个社会的活力还取决于金融家的观点的多样性。创意得到的评估机会（遇到可能欣赏它的人）越多，好的创意遭到拒绝的概率就越小。如果让国王一个人挑选值得投资的创新项目，那只能造就色调单一的国家。除其他因素外，经济活力还取决于企业家的多样性，以便从中找到最合拍、最有条件将新创意融入可行的工艺和产品的人。当然，找出终端客户的特性同样重要，如果视所有客户为完全一样的个体，那么找到他们都喜欢的创新简直比登天还难。

如果以上的所有特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那我们之前避而不答的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在历史上，激发创造力和远见、推动知识和创新增长的体制只能在私营部门爆发，而非公共部门。在公共部门内部，类似的促进知识和创新的体制能实现良性运转吗？如果投资人、经理人和消费者的特性的确很重要，公共部门的有效创新体制就是不可能实现的。(www.xing528.com)

这套创新制度的成功还取决于内部的相互作用。构思新产品的项目通常要先组建一个有创造力的团队，商业化生产和推广新产品的项目往往需要首先设立一家由若干人组成的公司。任何有团队工作经验的人都明白，团队产生新创意的能力远远超过单独的个人。某些社会评论家认为在家办公的人也可以有很好的职业发展，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其他人的观念和问题的冲击带来的价值，尤其是值得我们尊敬和信任的人。有人认为，公司可以让很多员工在各自独立的地点（如家里）开展工作，并不会影响创新，但他们忽略了在饮水机旁或午餐时漫不经心的交流的重要性。

交流还可以增强个人实力。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首席圆号乐手曾因为高超技艺受到称颂，他对此的回应是，如果没有与同乐团其他人的交流，我永远也不可能达到那样的水平。无论如何，一个有效运转的团队不但能像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通过天赋互补发挥效率，还能像管理学家所说的那样，每位团队成员都能通过共同探索、携手进步、彼此激励提高自己的能力，因此可以获得“超级效率”。这是管理哲学家埃萨·萨里宁（Esa Saarinen）强调的内容。

另外，还有跨越空间和时间的相互作用，社会上的各种创意产生合并和增长。一个人如果经常去了解他所在的社会或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产生的新思想，他产生新创意的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反之，被隔绝起来的个人或许能在某些时点上突然产生一些创意，但此后就少有了。经济学家兼小说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用鲁滨逊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从社会中获取灵感，一个人能产生的思想少得可怜。有人提出，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要实现最大的繁荣，必须保持农业状态，而非走向城市化，因为其自然优势在于饲养绵羊。但这种论点忽略了农村生活不适合智力进步和广泛交流的现实，而这些因素对创造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持各种诉求的人在城市中的广泛参与和巨大融合极大地增强了经济体制的创造力。

选自［美］埃德蒙·菲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