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一下，创新是指新工艺或新产品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成为新的生产实践。这种新的生产实践在推广前可能只在某个国家出现，或者在某个跨越国境的地区出现。任何创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创（概念构思和开发），又涉及其试点应用。因此，创新依赖于整个系统。有创新构想的人和企业只是开端，要获得良好的发展前景，社会还需要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判断是否值得开发，是否应该投资某个推荐项目，在新产品或新工艺开发出来之后，还需要判断是否值得尝试推广。
直到最近几十年，人们都认为支持创新的这套系统就是各国的国民经济。为了开展创新，一个国家必须做自己的开发和应用工作。但在全球经济中，各国经济对外界的开发是开放的，某个国家开发的新事物可能在其他国家得到应用。假如某项联合或独立完成的创新已被其他国家采用，那么从全球视角来看，它在本国的应用就不再被视为创新。当然，挑选在本国市场具有良好前景的引进产品，与挑选要开发的创意一样，也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创新和模仿存在本质区别，但并不容易划出一条绝对的界限。
我们也必须理解经济活力的概念，它是创新背后的深层动力与制度的综合体：革新的动力、必要的能力、对新事物的宽容度以及有关的支持制度。因此，这里所说的活力是指创新的意愿和能力，而非现实的条件和障碍。活力与人们通常所说的灵活性不同，灵活性是指对机遇的敏感性、对行动的准备以及熊彼特所说的“把事情做成”的激情；活力决定着创新的正常规模，当然其他因素（如市场环境）也会对结果造成影响。同时，就像作曲家可能有创作的高潮和低谷一样，社会也可能出现创新的短缺期和爆发期。因此在活力水平（创新的基本趋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实际的创新节奏也可能表现出显著的波动。二战后的欧洲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少量创新，例如比基尼、新浪潮电影、甲壳虫乐队。到1980年，随着财富与收入的比例恢复到过去的水平，创新浪潮也随之消退。很明显，欧洲的活力并没有（哪怕部分）恢复到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高水平，当然这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才能让大家信服。
测量活力程度的一个办法就是测算上面提到的动力和制度，即产生活力的投入。另一种办法是测算产出规模：近年来的平均年度创新数量，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去除资本和劳动力增量后的部分，再去除非正常市场环境的影响，以及从其他国家照搬过来的“伪创新”。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话，创新过程所产生的10年期平均收入就可以视为其产出规模的粗略测算。或者我们可以将各种类型的旁证汇集起来测算创新的规模，例如新公司的创建速度、员工流动率、20家最大企业的流动率、零售店的周转率以及产品通用编码的平均使用期限。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非测量活力程度的有效指标。全球经济会受到一个或多个活力强大的经济体的驱动，这使某些活力较弱甚至完全没有活力的经济体通常也可以获得与高速前进的现代经济体极为接近的增长率，生产率、实际工资与其他经济指标保持与先进国家类似的高增长。活力不足的国家能保持这样的增速，部分原因是与高活力经济体开展贸易，但更多是因为它们有足够的灵活性来模仿现代经济体应用的原创产品。意大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90—1913年，意大利的单位工时产出保持了与美国同样的增速，一直是比美国低43%的水平，在国家排名表（反映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相对水平的排名表）上既未上升也未下降。但没有哪位经济史学家会认为那时的意大利经济具备很强的活力，更不用说达到美国水平。(www.xing528.com)
活力较弱的经济体甚至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表现出比高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更高的增长率，这种短暂的增长率提升可能是由于其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如灵活性的增加或者活力水平在很低的水平上略有提高。但随着这些经济体的相对位置的提升，对现代经济实现了部分“追赶”，其增速将回到正常的全球平均水平，高增速会在接近追赶目标时消退。即使有全球最快的增长速度，也不意味着某个经济体就具备很高水平的活力，更不用说最高水平的活力。瑞典就是典型的案例：1890—1913年，瑞典的生产率增速高居世界第一，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的几家还成为知名公司，可是瑞典并没有美国或者德国那样高水平的创新活力，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瑞典的生产率增速下跌到美国之下，1922年至今，再没有任何一家新公司进入股票市场前10位。日本在1950—1990年的高速增长也是一个案例，许多观察家认为日本经济具有很强的活力，但那段时间的高增长并不是日本全国实现高度现代化的反映。日本没有实现转型，而是抓住机遇，引进和模仿了其他现代经济体已有数十年积淀的先进经验。中国自1978年后实现的创纪录增长则是最新的案例，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展现出了世界级的活力水平，而中国人却在讨论如何焕发本土创新所需要的活力，因为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高速增长将很难维持下去。
因此，一个国家的活力对促进生产率提高来说并不新鲜。如果世界其他国家极具活力，某个国家自身的活力水平对增长来说并非必要条件，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即可。如果国家规模太小，其活力有限，也不能构成增长的充分条件。世界相当多的国家保持活力可实现全球性增长，避免不利情况出现。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在今天与19世纪是一个道理。
尽管某个经济体的生产率（如单位工时产出）在一个月甚至一年内的增速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其自身的活力水平，但我们可以考虑把该经济体的生产率与其他经济体的相对水平作为测算指标。的确如此，除极少数案例外，生产率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的经济体都是因为自身有很高的活力水平。然而，某个国家的生产率水平较低既可能反映活力不足，也可能反映灵活性不足，或者两种缺陷并存。所以，生产率的相对水平同样不是反映某个经济体活力的良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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