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进一步具体地说明那些诱致人们去努力改变他们的制度安排的收益来源。从理论上讲，有许多外部事件能导致利润的形成。在现有的经济安排状态给定的情况下，这些利润是无法获得的，我们将这类收益称之为“外部利润”。在本文中我们的分析只限于四个方面：（A）规模经济；（B）外部性；（C）风险；（D）交易费用，因为它们在美国的发展中表现出最为重要的作用。如果一种安排性创新成功地将这些利润内部化，那么总收入就会增加，创新者可能在不损失任何人的情况下获取收益。
（1）规模经济
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是一种技术现象，它所反映的一个事实是，最有效（单位成本最低）的产出可能需要企业的规模很大，以至于要求有比单个所有者或合伙制形式能够负担的费用更大、组织更为复杂的企业。
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一个企业在任何时刻都面临着技术的制约。在外行看来，这一表述必然意味着只有在给定的任何技术状态下，由现有技术对投入的组合所设定的限制方式才能形成产出。经济学家对物质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的缩略语是“生产函数”，它常常表述为：O=P（L，K，T）。这里O是指产出，L，K和T分别指劳动力、资本和土地，P是指支配这些投入转变为产出的技术函数。对这一关系的形式没有事先的约束，因此，所有投入的加倍可能导致低于产出的加倍，或正好等于产出的加倍，甚至高于产出的加倍。如果前者能保持，生产函数就被说成是属于规模报酬递减（它所采取的方式是将更多的投入用来生产等量的产出）；如果第二个条件满足，就说成是规模报酬不变；在最后一个条件下，是规模报酬递增（在较高的生产水平下生产一个额外单位的产出要比在较低水平下生产它所需要的投入少）。进而，由于相互关系是不受限制的，相应于产出的一些部分或范围可能属于报酬递增，对另一种则为报酬不变，对第三种为报酬递减，尤其是如果生产流程需要有大量的投资，而且复杂的工厂必须选定在一个完全没有的基础上，则渴望报酬递增直到该工厂达到其生产能力，在此以后又发生报酬递减。
如果所有企业能够等额地增加资本和技术，就无法预言哪些企业将发展，而哪些企业将衰亡。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等额地得到资本。企业自身的组织形式可能是它的可得资本供给量的很好的决定性要素。既然单独所有和合伙制的特征是有限的寿命和无限的责任，则对这类企业的长期外部融资的供给常常会受到很大限制，这类投资附着无限责任，等额融资一般是较少见的，而且，由于企业（与它的所有者）在破产时，资本仍然是它的余下寿命的一部分，负债经营将更为困难。后一个制约的约束力越强，资本就越专一。具有无限寿命和有限责任的公司的创新提高了对获取资本的限制，因而允许创新者获取内含于规模经济中的利润。
以美国的经验而论，19世纪后半期的标志是需要大规模生产的获取最低单位成本的制造技术的大量发展，与此同时，传统的独有制和合伙制企业的资本的有限供给，阻止了这些组织形式扩张成大规模的企业，后者的先决条件是要利用新的技术。因此，技术使得在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但在传统的方式下组织的企业因不能获取资本，从而阻止了它们获取“有效的”生产水平从事更为经济的生产。公司能增加资本，它亦能获取全部的规模经济优势，它的创新允许在现有的新技术下获取外部利润。
（2）外部性——外部成本与收益的变化
当企业做出的生产决策没有承担内含于决策中的所有成本，或当从产出的销售的决策中所获取的全部收益不能增加时，生产中的外部性是存在的。类似的，当消费单位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该单位的消费，而且取决于其他单位的消费时，消费中的外部性也是存在的。在每种情形下所做出的生产或消费决策都可能没有完全地评价相应的成本与收益，其结果，决策就不可能是帕累托有效的（即所作出的一个不同的决策可能至少使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同时并没有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得更糟）。为了更好地描述从再组织中所获取的利润的潜在来源，让我们检验几个情形下的外部性。
回到制造业工厂的例子，它不仅生产了供销售的产品，而且也产生了大量的黑烟，假定烟尘是随产出的增加而增加的，人们当然愿意呼吸清新空气而不是污染的空气。根据假定，既然每个呼吸烟尘的人的效用受到相反的影响，则这一效用的减低肯定就是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的一部分。此外，由于人们希望烟尘较少而不是较多，成本要素就会随企业产出的增加而上升。不过，效用的减低作为一个真实的成本项目，并不是由企业承担的，因此，它没有包括到企业在决定最有利的产出水平的计算中去。由于企业将选择一个使它的利润最大化的产出水平，则随着产出的增加，这些没有包括的成本项目可能会增加，这可能会造成企业选择的产出水平大于它们在被迫考虑所有成本时所选择的产出水平。有些诱致企业在计算中去包括所有的相关成本的再组织将增加社会的所有成员的总收益（尽管它可能会减低企业的增加部分）。现在让那些承担了烟尘成本从而创新了一些新的制度的人来支付补偿，这可能将诱致制造业工厂在其利润的计算中包括所有的成本项目。
尽管发展一个私人方面的市场常常有可能使一些团体获取潜在的外部利润成为可能（即使利润“外在化”），但这类私人创新的成本是被禁止的。在这一情形下，再组织可能发生于市场外部——通过政府的干预。当制度的再安排包括一些政府行动时，就不能再保证新的安排比旧有的安排优越，它可能正好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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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再组织旨在使外部性内在化，因而它可能增加社会的总收益，但它也可能使它们降低。这一事实应在整个分析中牢牢记住。
（3）克服对风险的厌恶(www.xing528.com)
风险的盛行——有些形式在未来的交易中是不可能作出的——是另一个削减经济活动的因素。
我们可以断言大多数人都是厌恶风险的，在不存在厌恶风险时，一个人将愿意为了100万的可能报酬而用1美元去打赌，如果赌博使1美元的冒险能获取100万的潜在利润的结果是肯定的。……如果有些能够克服厌恶风险倾向的机制被创新（如将这些人的风险集中于不厌恶风险的人），总利润就可能增加，或使得风险的结果相应于所获取的收益表现得更为确定。前一方案常常通过发展一些专门的市场来实现（在下面的“市场失败”一节中要考虑到），而后一方案往往要通过保险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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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方案可能是企业间的，但是更为经常的是，创新会产生专门提供所需要的保险的企业。不过，为了使之有效率，有些人必须首先能评估风险。人寿保险的思想可以回溯到17世纪，它几乎在19世纪中叶以前就在美国被成功地创新了。在这一情形下，创新所期望的是建立一个适当的死亡率表——评定风险的根据。不过即使在那时，在南方的企业由于人口的子集合，它们没有计算比率的适当根据，这些企业仍拒绝出售保险。第二，保险的基金必须大到足以分散风险。例如，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一些州通过了银行保险法，以保护银行破产时的存款人。遗憾的是，在农场的创新计划中州银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恶劣的天气。由于气候往往是地区性的，以州为单位还不足以提供必需的保险基金（差不多所有的银行在同时陷于困境），这一方案遭到了普遍性失败。30年后，一种以国家为基础的类似方案的创新（联邦储备保险公司）使得保险计划成为可行。
单一安全的价格波动效应的保险，是潜在的投资者通过广泛的金融制度所提供的服务特征。“分散化”的目标在投资教科书中备受推崇，但是它除了作为保险的一个技术性词汇外一点意义也没有。一个分散的业务责任意味着一种在广泛的活动中进行投资的制度不能为一般业务的失败保险（正如30年代的经验所证明的），它保护了个人（甚至是行业方面）的失败。
美国的发展是以在一些保险阶段专门化的企业的大量增长为标志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创新增加了总收入。不过，它们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既有组织的成本，也有评定风险的成本，还有影响保险合约的成本。尽管有这些成本，创新仍然是有利可图的。
（4）市场失败和不完善市场的发展
经济学家惯于假定所有市场都是完全的。根据定义，这一假定排除了由市场运作失败所引起的任何可能的潜在利润。不过，在现实世界中，信息并不是免费的，因此完全的市场（它的存在取决于完全的知识）是不存在的。信息成本较低，市场的运作当然就更好。事实上，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它们也远不是完全的，而在欠发达国家信息成本可能高得使市场无法运作。
一般来说，信息不仅是有成本的，而且是报酬递增的，即人们常常必须支付信息，但成本不会有很大变化，而不管这一信息是被用于影响一种、一百种或一千种交易。如果信息成本十分大，而且它们是属于成本递减的，则人们从使不确定性降低的信息流的递增中可能会获取巨额利润。最为经济的安排性创新可能是一种专门化的企业，因为它不仅供给了信息，而且也实现了潜在的规模经济。
即便市场只涉及一个地方或一个时区，我们也没有逻辑上的理由来假定较高的信息成本不可能导致市场失败。事实上，当市场必须通过空间的或临时的壁垒而形成时，市场失败是经常发生的。在缺乏一个适当的信息网络（而其他方面相同）时，企业家必须为潜在收入而贴现，因为潜在的买者（或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离交易场所越远，不确定性往往越大。事实上，这些不确定性的贴现可能十分高，从而使贴现的均衡价格可能低于零，市场无法完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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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类不完全市场存在，就有可能建立一些制度再安排来使它们能更容易地运作，而且这一创新通过允许投入和日用品被运到它们能获取最高报酬的市场增加了总收入。例如，如果一个人只愿意投资一个很小的量，他就不会向在远处积累了过时投资信息的人支付任何费用。由于成本会遍及大量的交易中，这确实要向经纪单位支付一笔费用，以做出这一开支。一个市场服务可能再度以非常低的成本提供从许多市场到大量消费者的价格信息，但是一个传播者自己获取该信息的任何努力可能都是代价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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