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的发展战略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获得独立之后，都启动了中央设计型和命令控制型的发展战貉。这些战略中的绝大多数都充满了各种构建主义的憧憬（constructivist visions），并尝试了“社会设计学”（social mginneerring）。那些新领导人，以及他们的顾问，往往选择高度依赖政治指导和集体行动的现代化战略，以及受中央命令型发展计划协调的现代化战略，这类战略都要确立“民族目标”。往往，这些战略试图用外在制度来取代界定不很明确的内在制度和既有的文化传统。往往，传统的内在制度与引进的法律、规章和意识形态相冲突，它导致矛盾和既有经济秩序的衰落（Bates，1990）。往往，中央设计的计划进度不能按预期运行，因为缺少贯彻这类计划的行政机构，且新的外在制度得不到内在制度的支持。强制执行中央设计的计划进度代价高昂。而且，发展问题过分错综复杂，很难为处于中央的任何人全面理解。结果，实现现代化的私人动力被摧毁，建立私人企业方面的渊博精英遭到压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在行动上假充博学，将“他们的”国家当做一个简单的组织来对待。这对经济福祉和其他基本的人类欲望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这种集体主义方法的一个尽管极端、但却很典型的例子是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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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主义冲动”（constructivist impulse）的基础在于这样一种观念：精英们最清楚怎么才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这种冲动往往与扩大社会化资产所有制的做法结合在一起。这既因为从殖民地时代继承下来的财产都被转入了政府所有制，也因为新的工厂和基础设施都是作为政府出资的企业而建立起来的。

经济发展必须伴有一套规则系统的发展。这种规则系统能促进现代劳动分工、能有效地传递正在出现的机会和稀缺信号。但这样一种必要性并未被外国顾问和国际官僚们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顾问界，以世界银行那样的机构为代表，忽略了对制度方面的思考，这反映着盛行的新古典假设。充其量，经济学家们也只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才开始主张开放国民经济和稳定宏观经济（例如，请参阅Krueger，1994）。(www.xing528.com)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定中央发展计划以推动工业化是典型的做法。在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中，资本性资产被国有化，并人为地推动政府企业的成长。由于创建了政府对出口的垄断并导入了阻碍进口的规划，关于外界供求条件的信息常常遭到压制。进口特许权和关税的实施为享有特权的国内生产者、常常是“政治性厂商”创造了很高的利润。但是，进口替代战略的副效应是寻租政治家、商人化行政官员、官僚化监督者和有组织的劳动者都能够占有利润。进口替代战略通常是零敲碎打地实施，并要受制于政治压力。资本所有者可享有大量的人为特惠，而农民和工人的机会则大大缩减。在能够计算“有效保护率”时，这些保护率中的混乱显示出，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在各种产业中累积起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Krueger，1997）：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知识转移完全被忽略，保护成本被抬高，政治性特惠允许厂商回避创新和成本控制，构建主义倾向经常与大量而低效的公共开支和大型公共预算赤字齐头并进，结果是高水平的内债和外债，这又导致货币供应上的通货膨胀性扩张。

如上所述，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发展政策的目标排序和方法远不是统一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起点较高，但其利益集团，如地主和军方也更加根深蒂固。这些集团往往把持着设租的中央政治控制权，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培育法治和保护真正竞争性秩序的普适制度。而这些在过去是曾经存在于这些国家中的。相反，政治被视为工具，可用来从再分配性的差别待遇中捞取好处（Borner et al．，1992）。通货膨胀一般都有利于富有的、充分联合起来的债权人而不利于穷人。在南亚和许多非洲国家里，发展也依靠五年计划和大量的政府干预。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里，东亚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面都越来越摆脱了发展上的这种主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