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亚洲四小龙经验

20世纪发展经济学开始形成的时候，发展经济学家当中盛行的观点是建议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忽略自己的比较优势，选择内向型发展战略，例如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提倡者常常混淆了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因果关系。他们敦促欠发达国家抛开要素禀赋中资本相对稀缺的约束，直接建立与发达国家相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他们认为，如果欠发达国家绕过发展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阶段，经济发展就可以加速。

我认为发展与一个经济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是促进国际技术扩散，从而加速经济增长，并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收敛的关键。一个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取决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后者相应地取决于其资本积累的速度，而资本积累的速度反过来又取决于经济个体在选择其产业和技术时是否很好地利用了现存的比较优势。欠发达国家利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作为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基本指导原则，会最小化模仿成本，经历最快的要素禀赋结构变迁，并使产业和技术结构得以持续升级，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是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优点的良好例证。

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类似，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二战后十分贫穷。在50年代初，它们的工业化水平很低，资本和外汇极端匮乏，人均收入低下。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类似，它们也面临选择合适路径以发展经济的问题。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一开始选择的是进口替代型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但是不久就放弃了在初始阶段发展重工业的尝试。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它们的要素禀赋，积极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出口，扩大外向型经济，以充分利用它们的比较优势。

在发达国家，如欧洲、美国和日本，因为资本变得越来越充裕，工资率也在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技术和资本较为密集的产业所取代。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有充裕的、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当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变得更为资本、技术密集时，“四小龙”能够充分利用这种动态变化的机会，通过贸易联系和经济开放，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这些亚洲经济当中。由于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四小龙”十分具有竞争力，能够取得快速的资本积累。伴随着资本积累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它们的产业逐渐升级为更加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因此，这四个国家和地区能够维持超过30年的快速增长，首先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进而达到或接近发达经济的水平。这一杰出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www.xing528.com)

50年代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了这一战略。为什么中国香港从来没有尝试实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而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也很快就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转向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这些国家和地区仅仅是因为运气好，还是它们的政治领导人通过智慧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Ranis and Syed（1992）认为成功应该归因于这些经济自然资源贫乏。此外，我认为人口规模小也是原因所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十分无效率，且成本很高。欠发达经济实行的这个战略能够维持多久，取决于政府能够动员多少资源来支持它。人均自然资源越多，或者人口规模越大，政府为了支持这一低效率战略所能够动员的资源也就越多。对于自然资源贫乏、人口规模小的经济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很快就会引发经济危机。那时，政府将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被迫执行改革和战略转变（Edwards，1995）。事实上，受到50年代流行的经济思想的影响和民族复兴梦想的激励，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许多政治领导人和知识精英从未放弃加速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渴望。然而，它们的人均自然资源极端贫乏，人口规模也太小。50年代初中国台湾一开始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马上导致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很高的通货膨胀，不久政府就被迫放弃了这一战略（Tsiang，1984）。在70年代韩国选择重机、重化工业推进战略时，类似的结果也出现了，推进战略被推迟。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人口规模都太小，自然资源极度贫乏，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难以实施。

选自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3～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