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经济增长的动态？

这一种方法是通过抽象将制度省略或剔除掉。这是一种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现有的大量增长模型就是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因而制度被剔除掉了。在他们看来，这些制度不会发生变迁，它们或者是外生的，或者是一个适应于增长动态的变量。有一些短期的增长问题还可以按此方式来处理，但是大多数的增长问题却不能以此方式来解决。现代经济学的所有分析工具还没有展开对制度变迁与增长动态之间关系的分析。

第二种方法是视制度的变迁为给定的。这种方法认为制度变迁可能是重要的，但其关键的基本假定是这些制度变迁是与经济增长无关的。依此，制度被视为外生的变量。它们会由于一些政治行动包括法律的决定而改变，它们是不依赖于经济增长进程的。某些制度变迁无疑是属于这一类型，在考虑经济影响时，它未尝不是一个合适的方法。但是，大多数执行经济职能的制度却是对经济增长动态的需求的反应，这些反应的特征以及强度却不在这一分析框架的范围内。

如果我没有对少数仍然沉醉于“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给予一定的信赖，这将是我的一个疏忽。他们所主要关心的是自然资源的产权配置，以及已广为人知的他们对土地改革的分析与相应的观点，他们的工作的实质是着眼于一种特定的制度变迁。因而它不是一种将制度作为一个经济增长模型的内生变量的方法，它主要关心的是一项特定的改革对个人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它并没有以经济理论为指导，不过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由于理论还没有整合收入的功能分配与个人收入的分配。同样，产生人力资本的制度（如教育与在职培训），作为技术变迁来源的制度（如研究与开发），自由放任的竞争制度也常常被以这种方式来对待。

第三种方法是由我们要提出的，在此，我视这些制度为经济领域里的一个变量，而且这些变量是对经济增长的反应。尽管并非所有的制度变迁都可以这样来分析，但大量的十分重要的制度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分析。

我们没有将这些被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制度忽略掉或剔除掉，我们也不会在一个特定的基础上来将它们引入。我们的分析任务就是要将它们引入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中去。要着手这项工作，需要有两个关键的概念，即一种制度所执行的功能的经济价值以及经济均衡的概念。第一，怎样才能了解它们的经济价值以及决定其价值的因素呢？我们先假设：这些制度是某些服务的供给者，它们可以提供便利，便利是货币的特性之一。它们可以提供一种使交易费用降低的合约，如租赁、抵押贷款和期货；它们可以提供信息，正如市场与经济计划所从事的那样；它们可以共担风险，这是保险、公司、合作社及公共社会安全安排的特性之一；它们还可以提供公共品（服务），如学校、高速公路、卫生设施及试验站。对每一种这类服务都有需求，这正好可以在经济理论的范围内，用供求分析来探讨决定每一种服务的经济价值的因素。

我们的下一步分析是要将这一供求分析方法置于均衡框架中。其中的一个关键假定是：当这些制度所提供的服务与其他服务所显示的报酬率相等时，关于这些制度的每一经济服务的经济就达到均衡。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几个关键变量。假定当每一物品在一段时期内都以完全相同的比例增加时，一个经济就能产生追加的收入流。如果这一假定成立，无疑就不会产生非均衡。因而一个经济也不会遇到回到一个均衡时的问题。但在解释我所观察到的现实经济增长时，这些建立在此种假定基础上的增长模型在我看来仅仅是一些游戏，而不是分析工具。(www.xing528.com)

现代经济增长进程被所有的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的非均衡方式所困扰，执行经济职能的制度也不例外。其中有些非均衡非但持久不变，甚至变成慢性病疾。正如任何一个了解美国农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人所知晓的那样，很显然我们已被卷入一个长期存在的非均衡问题中了。尽管美国的大量农业人口已从农业中转移出去，但这些长期存在的非均衡仍然给现有的农业生产者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而且这一问题仍然继续存在。毕晓普在他的颇具洞察力的富有挑战性的总统演说中，十分明确地辨识了在调整共同体制度中的滞后。关于它及其他非均衡，要提出的问题是：趋向均衡的趋势有多强？它是否会被强化？调整过程中的滞后是否能促进所获取的收益超过成本？

下面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的理论是用于解释那些作为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反应而发生的制度变迁，制度被视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的供给者。我们假定增长进程改变了对服务的需求，并且这种需求上的改变又导致了以长期成本与收益来衡量的供求之间的非均衡。尽管一种制度所提供的服务会不依赖于经济增长的考虑而改变，但我们的理论无法解释这种制度的变迁。不过，它可以用于决定这一变迁所产生的效应。

我将偏离这一点来简要地考虑几个可供检验的假定，它们是有关那些具有传统农业特征的长期处于均衡的国家的制度与农业生产的。假定政策的目标是要获得一个稳定的农业增长率，这一增长率不仅在经济意义上是有效的，而且还要高于在传统农业情形下的人口（农业劳动力）增长率。从反面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提出下列观点：①货币的供给以一个高于先前的速度有计划地增长，并不足以带来所期望的农业生产增长；②一项制度改革不能增加农业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需要的信贷供给；③一种租佃法律的变迁，它并不能减低佃农的租金份额，从而带来所期望的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

现在让我们再在规范的和更加可以检验的意义上来对它们进行系统阐述，并提出一些更为相关的问题。当农业获得了一个增长契机时，如近来亚洲许多国家所发生的那样（其中中国由于缺乏资料除外，日本则由于先前的农业成功的现代化除外），一个增长契机是有利的农产品价格，可以得到相应于肥料的新的食物种子，更廉价的和更大量的肥料供给的结果。这一增长动态诱致亚洲地区的农民对制度调整的需求。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还会组织合作社以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还会要求有更为灵活的租佃合约，他们将联合邻里开掘管井，并承担能增加水的供给的小型投资。佃农与地主也会利用其政治影响以促使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大型灌溉与抗旱设施。这些都是一些可以检验的看法，有大量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些看法。由于离题太远，现在让我们回到分析的主题。

下面考虑一下作为对制度的反应的经济激励问题。激励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对此我们有几个更为一般性的看法：①在一个实现增长的市场经济中，对货币的便利需求已转向对权利的需求（这一看法为充分的经验研究所证实）。②在一个每户收入都在提高的经济中，对于服务于非农部门的经济活动的合约与财产安排的需求会相对于与农场部门相联的合约与财产权利的需求而增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③随着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有益的知识的进步，对那些能够生产与分配那些知识的制度的需求会转向对其权利的需求。我们在这里发现，有关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发展一般比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更为不均衡。④当经济发展达到需要越来越多的高技术阶段，会对需要通过培训而获得的高技术的需求包括高等教育，会相对于对低技术的和再生的非人力资本形式的需求增加（众多的迹象表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进入这一阶段）。⑤本文的后面部分将集中讨论如下的看法：在一个由增长提高了人的经济价值的经济中，对大量不同制度的服务的需求会被这种增长型式所改变。随着人类生活档次的提高，每一工人对使其免于事故的额外保障性需求转向对权利的需求，对健康与人身保险的需求也是如此。对个人权利所附加的法律保障的需求（如免受警察的侵犯，损失个人的隐私）也转向对权利的需求，正如人们对公民权利的需求一样。人作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他在获取工作方面需要更大的平等，尤其是对那些高技术的工作。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在通过在职培训和高等教育以获取高技术的工作方面要求有更小的歧视。作为消费者，人们要求在获取消费品与服务，尤其是住房和家庭计划信息方面拥有更大的平等。因而，随着人的时间价值的提高，消费品的分配将日益转向物品集约性的消费，而不是时间集约性的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