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在复杂世界中的作用

实际上，如我们所知，人类的行为不管是在其原初状态还是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中，几乎都与这种观点所认为的正好相反。弗兰克·奈特（Frank H．Knight）的“没有任何特殊的人类动机是经济动机”这一命题不仅适用于一般而言的社会生活，而且也适用于经济生活本身。交换的倾向——亚当·斯密在他描绘原初民的形象时如此自信地倚靠的——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并不是通常的倾向，反而是最不平常的倾向。不但现代人类学的证据证明了这些理性主义的建构不过是一堆谎言，而且贸易和市场的历史也同19世纪社会学家的悦耳说教所假设的完全不同。经济史表明，全国性市场的出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中渐进、自发地解放出来的结果。相反，市场是政府出于非经济的目的、有意识地甚至有时是粗暴地干涉的结果。并且切近的观察会发现，19世纪自发调节的市场即使与其最邻近的前身相比，也是本质不同的，差异就在于它将自身的调节倚赖于经济上的自利。19世纪社会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当自发调节市场的乌托邦试验仅仅成为记忆的时候，工业文明却仍将继续存在下去。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把工业文明转移到一个新的、非市场的基础上，这太过于艰难，以至于无法设想。他们害怕出现制度真空或者——更糟的是——自由的丧失。这些危险一定会变成现实吗？

与转型时代无法分离的巨大苦难已经过去了。我们经历了这个时代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萧条的灾难性起伏、通货波动、大规模的失业、社会地位的变更、历史性国家的轰然倒塌，我们已经把最坏的都经历过了。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付出了变迁所需要的代价。人类还远未使自己适应于机器的使用，有待完成的改变仍然还很艰巨，返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那就像要把我们的麻烦转移到另一个星球上一样。仅仅致力于消除侵略和征服这些邪恶力量也是没有用的，这种徒劳的努力实际上是在保证这些力量的继续存在，即使是在军事上已将其彻底挫败。由于邪恶总是各种可能性的象征，因而总在政治上更具优势，而良好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却恰好相反。

传统体系的崩溃并没有把我们留在真空之中。权宜之中也可能包含了伟大而永久的制度的萌芽，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在各国国内，我们已经在见证一种发展：经济制度不再为整个社会制定法则，社会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首要性得到了保证。这种发展可以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发生，民主的或贵族统治的，立宪主义的或集权主义的，甚至还可以是我们还完全无法预见的方式。某些国家的未来可能早已成为另一些国家的现实，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仍旧体现了某些国家的过去。但结果对他们而言是共同的：市场体系将不再是自发调节的了，即使是在原则上也不再如此，因为它已不再包含劳动力、土地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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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将生产的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移出市场之外，只有从市场的观点来看才是一项一致的行动，因为市场将它们都视为商品。然而从人类现实的观点来看，这是通过在整个社会范围的各个方向上废除商品化虚构假象而实现的社会恢复。实际上，一个统一的市场经济的解体已经导致了各种新社会的形成。同样，市场社会的终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市场本身的消失。这些市场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的工具；但完全不再是一个经济自发调节的机制了。(www.xing528.com)

19世纪欧洲的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都受到了经济学的阻碍。与黄金挂钩的国际汇兑领域与文明的领域是完全同一的。只要金本位制和——基本上是它的必然推导——立宪政府仍在运转，势力均衡就是和平的推进装置。这个体系借助于那些大国而得以运转——这些大国首先是大不列颠，它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并努力在后进国家中推动代议制政府的建立。这种代议制政府是必要的，正如需要对债务国的金融和通货进行监控，因而也有必要对财政预算进行控制——只有责任政府（responsible bodies）才能做到这一点。尽管一般而言，这样一些考虑在政治家们的头脑中并没有被明确意识到，因为金本位制运行所需要的条件总被视为是不证自明的。世界范围内整齐划一的货币和代议制度就是这个时代刻板的经济的产物。

19世纪国际生活中的两大原则都与这种情况有关：无政府状态的主权国家，以及对别国事务的“正当”干预。尽管表面上相互矛盾，但这两者确实是相互关联的。当然，主权，只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术语，因为在不被控制的对外贸易和金本位制度下，政府在国际经济方面并没有任何权力。它们既不能也不愿意让它们的国家与金融事务纠缠在一起——这就是它们在法律上的态度。实际上，只有那些拥有一个由中央银行所控制的货币体系的国家才被认为是主权国家。对强有力的西方国家而言，这种无限制且不受制约的国家货币主权是与它的彻底对立面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将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的构造向别处扩张的无止境的压力。结果，在19世纪结束时，全世界的各个民族都从制度上被标准化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

然而，这个制度却受到它自身复杂性和普及性的限制。正如国际联盟的历史所深刻揭示的那样，无政府状态的主权国是一切有效国际合作的障碍；而强求一致的国内体系则是对国家自由发展的持久性威胁，尤其是对于后进国家，甚至是一些较发达的、但在金融上较软弱的国家。经济合作被局限于私人机构，这种合作就像自由贸易一样反复无常和没有效率，而各国之间的实际合作，即政府间的合作，则根本就无法想象。

这种情况足以在外交政策方面产生两项明显不相容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友好国家之间的合作达到19世纪主权国家所难以想象的紧密程度；然而在另一方面，因为市场被控制，各国政府对外来干涉较之以往更加猜疑。但是，随着金本位制自发调节机制的消失，各国政府都会发现他们已经可以放弃使用绝对主权国所能采取的最具妨碍性的措施，即在国际经济领域拒绝合作。与此同时，人们也有可能愿意容忍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条件来构造本国的制度了，这样就超越了19世纪的有害教条——在世界经济的要求下各国政体必须整齐划一。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中，新世界的基石正在浮现：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按照自身意愿组织国民生活的自由。在自由贸易的阻碍性体系下，这两种可能性都无法被想象，并且因此国家之间许多合作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和金本位制下，联盟（federation）的想法是不折不扣的集权和划一的噩梦，那么市场经济的终结则意味着各国之间都能够进行保持内政自由前提下的有效合作。

选自［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9～58页、第211～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