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自给自足到市场化：市场制度演进

确凿无疑的是，从已有的证据看，断言地方市场曾发源于个体的交换行为是一个很轻率的举动。尽管人们对地方市场的起源了解甚少，但做下述判断是有把握的：从一开始，这一制度就被一系列防护措施加以隔离，以保护社会中的主要经济组织免受市场活动的干扰。市场的和平存在是以各种仪式和礼节作为代价的，这些仪式和礼节一方面限制了市场的规模，另一方面保证了市场能够在给定的狭窄空间中运转。实际上，市场最为重要的成果——城市和城市文明的诞生——恰恰是某种悖论性发展的产物。因为，城镇，作为市场的衍生物，不仅仅是市场的保护者，同时也是阻止它们向乡村扩张，防止它们侵蚀社会主要经济组织的手段。“容纳（contain）”这个词的两层意思也许最为贴切地表达了城镇的这种双重功能：它既屏护了市场，又阻止了市场的发展。

西欧国内市场实际上是由国家干预所创造的。直到商业革命（Commercial Revolution）时代，对我们而言似乎是全国性贸易的那些活动其实并不是全国性的，而是地方性的。汉泽同盟（the Hanse）其实并不是由德国商人组成的，它们是一个由贸易寡头组成的法人团体，其成员来自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城镇。汉泽同盟所做的远非将德国经济生活“国家化”，而是有意将内地从贸易中撇掉。安特卫普或者汉堡、威尼斯或者里昂的贸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荷兰或者德国、意大利或者法国。伦敦也不例外：它属于“英国的”成分就像鲁贝克（Luebeck）属于德国的一样少。这个阶段的欧洲贸易地图仅仅通过城镇来表示，乡村处在空白之中——就有组织的贸易而言，乡村存不存在都没什么不同。所谓的国家在当时仅仅是非常松散的政治单元，它在经济上是由无数大小不一、自给自足的家庭和乡村中不起眼的地方市场组成的。贸易局限于有组织的城镇，这些城镇要么组织起邻里性的地方贸易，要么担负起远程贸易——这两者之间被严格区分，并且任何一个都不允许渗入周围的乡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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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地方贸易日益严格地区别于出口贸易，乃是城市生活面对流动资本威胁所产生的反应，后者有可能打乱城镇制度。典型的中世纪城镇并非试图通过弥合可控的地方市场与变幻莫测、无法驾驭的远程贸易之间的鸿沟来摆脱这种危机，而是相反，通过推行最严格的排斥和保护政策来应对危机：这是它生存的理由。

就实践而言，这意味着城镇会尽可能树立障碍来阻遏资本主义批发商渴望的那种全国性市场或国内市场的形成。通过努力维持非竞争性的地方市场和存在于特定城镇之间的、同样非竞争性的远程贸易，市民们竭尽全力阻止乡村融入贸易范围以及城乡之间的贸易开放。正是这种发展情势迫使各地政府不得不出面，促成市场“国家化”以及充当国内贸易的创造者。(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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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贸易从特许城镇的范围限定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干预，现在要应对两个密切相关的危险，而这两个危险是先前的城镇早已成功应对了的——垄断与竞争。早在那个时代，人们就已经很好地理解了这条真理：竞争最终必然导致垄断；而那时人们对垄断的恐惧更甚如今，因为它往往关系到生活必需品，并由此很容易膨胀为对共同体的致命威胁。对经济生活的全方位管制——只是这一次是在全国，而不只是城镇水平上——就成为唯一可行的疗救方案。在现代人看来，这也许是排斥竞争的短视行为，然而实际上，它是在给定条件下维护市场运转的必要手段。因为在市场中，任何买方或卖方的临时性侵扰都会破坏既有平衡，使常规的购买者和售卖者受挫，导致的结果就是市场停止运转。先前的供给方因为不能肯定其货物是否能够获得一个好的价格，所以他们就会停止提供货物，而一个没有充足供给的市场将会变成垄断者的牺牲品。在相对较弱一点的程度上，同样的危险会出现在需求一方，因为需求的快速回落也会导致需求的垄断。随着国家对特殊限制、通行税费和流通禁令的废除，既有的有组织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也受到了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不受节制的竞争和闯入者的入侵，他们闯进市场只为了“捞一票”，却不提供任何持久的承诺。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新产生的全国性市场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性的，然而起主导作用的仍是“管制”这样一种传统特征，而不是“竞争”这样一种新元素。为生存而辛劳的农民自给自足的家计依旧是经济体系的广泛基础，尽管这种经济体系经由国内市场的形成而被整合进庞大的国家单元之中。这时的国内市场与地方市场和国外市场鼎足而立，并且部分重合。农业现在通过国内商业——一组相对独立的市场体系——而得到增补，这一体系完全能够与乡村中占主导的家计经济原则相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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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盲目“进步”之后，人类正在恢复自己的“家园”。若要使工业主义不致毁灭人类种族的话，就必须让它臣服于人类本性。对市场社会的真正批判并不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或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而是因为它的经济是以自利为基础的。这样一种对经济生活的组织完全是反自然的，在最严格的经验意义上是例外的。19世纪思想家假定人在其经济活动中会追求获利，他的物质主义倾向会诱使人们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努力，并预期会从他自己的劳动中获得报酬。简言之，在经济活动中他们倾向于遵循被他们称之为经济理性的东西，并且所有的相反行为都是缘于外在干预。于是，一个由市场组成并完全处在市场价格控制之下的经济体系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并且由此看来，以这样一些市场为基础的人类社会是所有进步的共同目标。不管从道德上看这样一个社会是否值得向往，它的可行性——这是自明的——总是奠基于人类永不磨灭的本性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