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第十章曾经指出，“公共财政理论过分注重将政府支出和税收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其实，为了履行职能，政府完全可以运用更多的政策工具。当国家无法提高税收却不得不增加政府支出时，政府支出和税收以外的其他政策工具，尤其是监管工具和与政府或有负债相关的工具就会变得非常重要。鉴于许多国家已很难继续提高税收水平，税收收入不足以应付政府支出的情况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因此，对政府职能的评估并不仅仅是对税收收入和政府支出的水平及结构的评估。即便税收收入和政府支出不发生重大变化，政府职能也有可能发生很大改变。政府支出和税收以外的其他政策工具应得到更多重视，尽管这会给监管带来一定的困难。政府支出和税收以外的其他类政策工具已经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还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我们关于政府职能的讨论仅限于国家层面，而且主要集中在一国政府能够在其境内发挥的作用上。隐含的假设是一国政府的职能止于国境，境外活动不在政府的职能范围之内。然而，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与国之间的“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而且“溢出效应”越来越多地来自跨国金融活动。随着不在政府直接控制范围内的活动对一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和稳定经济就不再只是国家层面的问题，而是越来越具有国际性的问题。
受全球化、新技术、金融市场发展、经济和人口增长、移民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收入再分配和稳定经济的国际性特点越来越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国与国间的空间距离缩小了，外部性和关联性增大了。
当今世界，各国政府联合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或处理公害物品）、进行资源配置的迫切性日益上升，一国政府再也不能仅仅根据国内总需求的变化进行资源配置、应对外部性、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处理公害物品了。与环境、金融市场、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全球传染病、空气和海洋污染、海洋生物过度开发、全球恐怖主义（一些可能涉及原子能设施和生物制剂）、跨国犯罪、全球争端等相关的全球问题都具有全球公共产品（或公害物品）的性质，能够在国与国之间产生巨大的外部性，单凭一国政府根本无力应对，而在国际层面又没有“看不见的手”进行统一协调。此外，区域公共产品（或公害物品）也逐渐受到各自区域当局越来越多的关注。
稳定经济和收入再分配也具有国际性特点。在传统上，稳定经济是与特定的国家政策相联系的。过去，凯恩斯主义认为，稳定经济是逆周期政策发挥作用的方式。即对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出现经济放缓，政府就应当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应对有效需求不足。正如理查德·马斯格雷夫（1959）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所称，在我们将政府视为影响需求的“平衡因素”时，事实上，我们认为政府正在发挥稳定经济的职能。经济开放、金融市场全球化及其他全球化因素降低了一国政府逆周期政策的效力，减弱了一国采取独立行动的能力，每个国家都会受到其他国家越来越大的影响。近期的研究表明，经济开放度的提高降低了财政政策乘数。
为提高稳定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国际合作与国际协调越来越重要。由于不存在一个全球性政府或一个统一的机制来保证各国采取联合行动，各国政府首脑和经济官员定期召开国际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全球性政府的角色，而且这一角色的重要性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提升。一国政府必须对自己的职能进行调整，为发展全球性政府贡献力量。任何政府都不应将自己作为特例而试图超越全球协调。
有人可能认为，至少收入再分配仍然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职能。20世纪，收入再分配在许多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政府支出增长。但是，在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国与国间的负外部性已经对全球的收入分配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穷国向富国输出非法移民、毒品，以及具有犯罪倾向的人口，带来了巨大的负外部性。这个问题在欧洲、亚洲和一些美洲国家尤其严重，非法移民已成为这些国家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如果富国能增加对穷国的经济援助，帮助穷国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减少移民，这方面的负外部性就会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富国也会产生负外部性，例如，富国带来的环境问题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降低这方面的负外部性也符合穷国的利益。
收入分配不均不仅存在于一国内部，还存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估计，全球的基尼系数一定非常高，因为富国的收入在全世界总收入中的占比远远高于富国人口在全世界总人口中的占比。许多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扮演着收入再分配的角色，但却很少有政府关注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再分配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全球性政府或国际机构有能力促成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转移。同时，由于外国人无法参与国内选举，要求富国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国际压力也显然没有国内压力有效。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机构可以被视为全球性政府的代理部门）等国际机构施加压力的作用有限（Tanzi，2008）。未来，富国向穷国转移部分收入的压力可能增大，各国联合应对全球和区域公共产品（或公害物品）的压力也可能增大，尽管目前看来这些还都是遥远的事情。
以上例子表明，如果在国际层面没有“看不见的手”引导各国采取行动达到最优，国际社会就有必要统一协调各国政策。以上例子还表明，国家与国际的重要区别在于，国家是有政府的，但在国际上，没有一个国际机构能够扮演全球性政府的角色。鉴于国际性因素越来越重要，各国政府在采取行动时必须更多地考虑国际层面的影响。例如，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国际机构进行支出，也可以由一些国家的政府直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收入再分配，向穷国转移部分收入。另外，各国还可以通过一些国际协议协调行动，这些协议并不一定附有具体（约束性？）的监管举措。未来，这样的活动将越来越普遍，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有的政府职能（Tanzi，2008，2009a）。
选自［美］维托·坦茨：《政府与市场：变革中的政府职能》，王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39～345页。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16～118页。(https://www.xing528.com)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5～77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6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3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
[7]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创立者，著有《道德情操论》（1759）、《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等，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
[8]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主要代表作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书中提出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和政府进行需求管理的必要性。他是“国家干预主义”的代表人物，其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学被称为是对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革命”。
[9]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15—2009），美国经济学家，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经济学研究领域广泛，对马克思价值理论也有所涉猎，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代表作有：《经济分析基础》（1941）和《经济学》（1948）等，其中《经济学》以四十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称为全球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
[10]指的是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经典论述的那段话（本章斯密摘编部分有引用）——编者注。
[11]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于1979年获得克拉克奖，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代表作有：《信息与竞争价格制度》（1976）、《不平等的代价》（2012）等。他倡导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认为由于信息不充分和市场机制不完整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干预。
[12]参见［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郑秉文译，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第59～68页。
[13]维托·坦茨（Vito Tanz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主任，于1967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意大利经济财政部副部长，曾以“坦茨效应”闻名于世。“坦茨效应”是指在高通胀时期，由于征税具有滞后性，会造成税收收入实际价值的下降。主要代表作有：《政府与市场：变革中的政府职能》《20世纪的公共支出：全球视野》和《通货膨胀与个人所得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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