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能否重返政治经济学批判？——以生产方式为视角

毫无疑问，齐泽克是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炙手可热的学术明星。但长期以来，人们对齐泽克的印象往往停留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批判，新自由主义与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批判，黑格尔辩证法与谢林哲学的另类解读上。令人惊讶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齐泽克除了提出“重述列宁”（torepeat Lenin）这种让西方主流学界无法接受的观点外，还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今天左翼“最迫切的任务是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torepeat Marx's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这一口号显然与通常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当代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走向有所不同。如果选择对齐泽克的这一诉求抱同情式的理解的话，那么他到底是在何种意义上“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以齐泽克的方式“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有其独到价值，站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上又该如何评价这一口号，就成为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齐泽克是坦诚的，他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就将自己的理论目标概括为：一、“作为对拉康精神分析基本概念的引论……在理性主义的线索中定位拉康。拉康理论可能是启蒙运动最为激进的当代版本”。二、“‘回到黑格尔’，通过基于拉康精神分析的新解读来重新激活黑格尔的辩证法”。三、“通过对某些著名的经典主题（商品拜物教等），以及某些关键的拉康概念（表面看来与意识形态理论无关）的新解读，发展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就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齐泽克而言，他的确是在完成这一目标的道路上不断前进。至少他已经实现了在激进话语中对拉康精神分析基本概念的重置，结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从商品拜物教出发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以及作为二者中介的对黑格尔这“第一位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的当代激活。

齐泽克自己给出的这个定位一下子表明了问题的实质。黑格尔及其辩证法被齐泽克用作从拜物教（商品形式）出发，走出失败了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推进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工具。这一工具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所引以为据的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在齐泽克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拉康的‘能指逻辑’，这两者是对同一母题（Matrix）的不同解释而已”。因为承认对抗的最一贯的模型是由黑格尔的辩证法提供的：对于黑格尔来说，辩证法并非一个进步性超越的过程，而是对这样一些失败的系统性标记——“绝对知识”意味着最终将“矛盾”作为同一性的内在条件而接受下来。换句话说，黑格尔的“和解”并非是在概念中对一切现实的“泛逻辑主义”扬弃，而是对概念本身就是“不完全的”（用拉康的话说）这一事实的最终承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回到作为第一位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黑格尔的主题：他打开了一个关于特定裂缝的领域，这一裂缝在后来被马克思主义“缝合”起来了。

也就是说，借助于拉康“无意识”“真实”（the Real）的结构剖析和黑格尔“实体—主体”“不完全”（not-al）的辩证再现二者之间的对勘，齐泽克成功寻找到了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激进话语的新的理论支撑，从而不仅顺理成章地摆脱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羁绊，而且进一步提供了一种重述（torepeat）马克思、列宁甚至是毛泽东的替代性方案。其中，就“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的形象建构而言，齐泽克自己当下最为看重的是：基于上述逻辑构架从拜物教批判（商品形式分析）出发“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torepeatthe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

作为其方法论前提，对于拉康—黑格尔式辩证法的创造性阐发主要可以概括为这样三个理论质点：在康德现象界（“对象a”）和物自体（“真实”）界分的基础上，黑格尔放弃了“青年黑格尔”（“耶拿实在哲学”中）对于“市民社会”（知性状态）之和解可能性的念头，真正“成为黑格尔”；与之相关联的是对“实体即主体”和“否定之否定”两个内在统一的命题的拉康式解释。而将这三者贯串起来的一根红线，则是对作为“不可能性”的“主体”的发现。

对于20世纪中叶以降西方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学者，尤其是70年代以来英美从自由主义角度重新阐发康德和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学者来说，齐泽克对于康德和黑格尔关系的理解既在其视域之中，又出乎其意料之外。与之相似，齐泽克也反对将“从康德到黑格尔”理解为一个逻辑上自洽的概念演进的传统观点，但他也没有完全站在迪特·亨利希“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立场上，而是强调以一种新的线索来理解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逻辑进程。在他看来：

一旦康德提出超越论，即作为统觉的主体（我）的问题式，他就开启了一片新的领域，即便只完成一半的征程且遭遇不一致性的重重羁绊；费希特和谢林都力图通过回到某种原始同一性，如作为哲学起点的理智直观，直观和理智、主体和客体的、理论和实践的同一等等，来化解康德那里理智和（感性）直观之间的分裂，进而超越这种不一致性。然而，黑格尔却矛盾性地回到了康德，他拒斥那些先行的、轻率的、“直接”的综合并致力于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黑格尔的”方式超越那种康德的不一致性：这就是宣称这种综合已经存在于康德眼中的分裂之处，因此那种“理智直观”中的综合就不再必要了。我们并不是通过填充物（自体）的空白之处来实现从康德到黑格尔，而是坚持这种空位优先存在于任何一种努力将其填充起来的实证物。

暂且抛开齐泽克后来在谢林研究中所发生的理论转向不论，就这一“回到康德”而言，不难发现其实回到的是一个发现了拉康式“敏感的主体”的康德。众所周知，20世纪精神分析理论的演进本身就是“主体”的发现和证伪的过程。在弗洛伊德那里，“主体”通过意识和人格三重结构而得以深入剖析。拉康则恰恰是在“无意识”的结构化中“发现了新大陆”，并从根本上论证了“主体”本身作为一种不可能性的存在。当然，在杂糅科耶夫开启的《精神现象学》的“欲望承认”解读、语言学和人类学进展中的结构主义要素、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等多重要素后，拉康所论证的这种不可能的“主体”本身只能作为“对象a”（objetpetita）的“反向投射物”而获得一种纠结的存在。也就是说，它注定是一种“大他者的匮乏”以及“真实”（the Real）自身“脱节”（outofjoint）的标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替康德回答了笛卡儿所提出的思存关系问题：

简言之，我们无法回答“思考的物（自体）如何被建构”的问题。自我意识的矛盾就在于只有当我无法把捉作为我的存在的真实内核[进行思维的我、他或是它（物） ]的我自己的时候它才成为可能。

相应的，拉康意义上“真实”与“对象a”的区分恰可以对应于康德关于“物自体”同“超越论对象”之间的区分。也就是说，“超越论对象”得以确立的前提是“统觉”主体的存在。而这一主体的存在本身恰恰又是不可能被把握的“物自体”的产物。换言之，正是因为“物自体”本身是一个矛盾性的存在，才炮制出了作为“统觉”主体的“自我意识”。反过来这种“自我意识”注定是作为“真实”的“物自体”之匮乏的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不过是康德‘批判’发挥到极致的结果”。“黑格尔绝对是康德的推进：黑格尔式的主体——例如，黑格尔定义为绝对的、自我展开的否定性——不过是那一将现象同物（自体）区分开来的裂缝，以否定的模式超越现象的深渊”。这也就构成了齐泽克对黑格尔“实体即主体”命题理解的基本框架，他说：

“实体即主体”意味着使主体和实体（在现象的实在之上的不可接近的自在）分离的分裂相对于实体本身是固有的。重要的在于，黑格尔的假设“实体即主体”不是作为统一的一种直接肯定，而是作为“无限判断”的一个例子（或这个例子），像“精神是一块骨头”。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实体（所有整体的根本的基础，绝对）不是前主体的根基，而是主体——自我区分的行动者假设他性，然后重新占有它，等等：“主体”代表现象化、表象、幻觉、分裂、有限、知性等非实体的执行者，并且对绝对的生活而言，认为实体是主体则意味着分裂、现象化是固有的。

从拉康的主体结构性剖析出发，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和“辩证法”在齐泽克这里获得了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解。其中，“实体即主体”无疑构成了问题的核心，与之相关的还有对“精神是一块头盖骨”、“财富即自我”、“否定之否定”以及同其直接联系的“逻辑四段论”等命题的拉康式阐发。作为其“预先设定”的结果，齐泽克在以新的方式激活黑格尔辩证法的过程中势必涉及对马克思的评价问题。

概而言之，齐泽克对于先前的马克思主义持不同的批判态度：对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其从物质生产的实证起点出发“唯物主义”地颠倒黑格尔，并未真正超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于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潮来说，批评其未能理解“主体”的本质，而只能寻求“作为无实体主体的无产阶级”来“作为历史过程的异化实体”的资本；对于以阿多尔诺为代表的批判理论，虽然其“否定的辩证法”也将资本这种实体本身看作主体，但并未切中要点；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尽管他与拉康分享了共同的思想背景（结构主义），但失之有二——一是无法理解“主体”的作用，二是在理论的和真实的抽象之间无法建立有效的连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自己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今天激进理论“最重要的任务是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不过，这一“回到”必须是在上文所提到的“康德—黑格尔”的意义上进行，毋宁更准确地说，是在“拉康—黑格尔”的意义上进行。

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一开篇，就曾利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最新成果，将马克思打扮成一位拉康主义者。具体说来，在《马克思怎样发明了症候？》一文中，齐泽克援引了佐恩-雷特尔关于“商品形式”的分析，特别是从“真实的抽象”概念出发，阐发了一种后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用齐泽克自己的话说：

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更准确地说，在有关商品世界的分析和梦的解析之间，存在着阐释方法上的相似性。二者的关键都是拒斥一种关于假想地隐藏在形式背后的“内容”的拜物教式迷恋：通过分析要揭示的秘密不是形式掩盖的内容，恰恰相反，是形式的“秘密”本身。

在此过程中，关于“商品形式”的分析构成了齐泽克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起点。这也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他所提出的“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方向。即，从“资本主义的最终限制（自我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就是资本本身”出发，完成“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如何重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又不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意识形态观点作为其内在标准；另一方面，如何想象实际地摆脱资本主义的地平而不落入这样一个圈套，即回归到和谐的、（自我）克制的社会之不寻常的前现代观念”。

与齐泽克使用大量篇幅图绘“作为第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黑格尔”不同，虽然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其主要的批判指向，“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其眼中也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在齐泽克那里并未得到充分的展开。比较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有两处：一是《视差》中从柄谷行人对于马克思的康德式解读出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差”一节中引出的回到“真实的抽象”去理解资本逻辑的内在对抗及其主体性；一是在《比无更少》中通过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对勘，在将当代资本主义理解为全球化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和赛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论证金融资本已经创造了新的“自主主体”（automatischem Subjekt），进而重新强调“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任务。

简单说来，考虑到齐泽克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拉康式激活，我们可以想象其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理论框架：之所以说“资本主义的最终界限就是资本本身”，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所说的“真实的抽象”的出现，资本这种“实体”本身越来越呈现为一种自我展开、自我增殖的“主体”，而这一“实体即主体”的过程同时也“预先设置”了作为“总体”的资本自身的不可能性存在，尤其是资本（再生产）内在的对抗性形式。如上所述，在这一“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逻辑起点是对“真实的抽象”，即商品价值形式的剖析。抛开今天西方左翼学界有关“价值形式”和“资本逻辑”的研究暂且不论，仅就齐泽克的拉康式黑格尔阐释而言，倒是可以套用到关于政治经济学逻辑演进的分析中来。

众所周知，拉康曾经在1968年到1970年间的研讨班上对“剩余价值”产生兴趣，并力图把它和精神分析学说结合起来提出“剩余快感”来分析主体自我实现之虚假性。实际上，回到政治经济学确立的思想史过程中去，我们完全可以仿照齐泽克的说法，认为：“不仅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拉康的‘能指逻辑’，而且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都是对同一母题（Matrix）的不同解释而已”;“真实”（the Real）和“对象a”的区分可以对应为作为总体的“资本”与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者说“效用”之间的区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身也走过了一段“实体”成为“主体”的进程，其中，“实体”对应于价值这个幽灵般的“对象物”，而“主体”则对应于“劳动”。

回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演进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劳动价值论的确立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那么这一过程就是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这一“自我区分的行动者”不断将地租、利润等“他性”物吞噬于自身之内，并遮蔽“预先设定”的“剩余价值”的“真实”存在的过程。同样，仿照齐泽克的话说，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并非因为他站在劳动的立场上批判了资本，而是在资本的运动之中，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发现了资本自身的边界——作为“价值实体的主体”的劳动，本身作为资本“真实”存在之裂缝的缝合，在李嘉图劳动价值论这一主体化的顶点上宣告了这种企图的最终失败。然而庸俗经济学拒绝接受这一失败，并自发投入了拜物教的怀抱。也就是说，李嘉图以降的西方经济学拒斥从“劳动价值论”出发遭遇“真实”，而选择了一条从迷恋“对象a”出发的意识形态路径，即从效用价值论出发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www.xing528.com)

令人遗憾的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往往一方面固守“人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立场，另一方面仅仅满足于价值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抽象，而忽视了齐泽克所强调的“形式”的层面。如果我们按照上述线索“重述”（repeat）从配第开始经洛克和重农学派再到斯密以至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历程的话，将不难看到一个“预先设置”了“剩余”的“真实”存在（资本）的劳动范畴，作为“主体”占据“价值实体”而又因“对象a”（使用价值）而陷入分裂的过程。

一方面，从“实体”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表现为从“财富”到“财产”再到“价值”的上升过程；另一方面，与之纠缠在一起的是从“劳动是财富之父”到“劳动给予财产权”以及“商业和工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的储备”再到“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的推进。简单说来，这样一个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环节（moments）：一是劳动将土地等自然要素排除到价值实体的“主体”范围之外；二是因为“剩余”（财富增殖、资本积累）的存在，劳动成为价值实体的唯一“主体”，但这同时因为现实层面（reality）上的冲突（普遍贫困和阶级分化）而暴露了作为“真实”（the Re-al）的资本（“过去的劳动”）的意识形态本质。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曾经提出“土地是劳动之母，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说法。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能动的要素”这个说法，以及配第得出这一观点的理论来源——霍布斯的《利维坦》。实际上，恰恰是在《利维坦》这部政治哲学著作中，霍布斯最先论证了土地和劳动在财富（作为国家赋税的来源）创造中的作用。简单说来，在作为共同体存在的“利维坦”中，财富即国家赋税，一方面源自上帝的赐予（土地），另一方面源自劳动。只不过在配第那里，劳动被明确规定为能动的要素。这是劳动成为“主体”的第一步，但也仅仅是第一步。因为在“私有财产”尚未脱离“共同体”的“同意”（pactum）的条件下，作为“实体”的价值和“真实”的剩余仍然荫蔽在上帝（自然）的名义之下——这令人强烈地联想起斯宾诺莎的实体哲学。

劳动成为“主体”的关键一步是在洛克那里完成的，他明确论证并捍卫了劳动是财产主体的观念。在著名的《政府论》下篇中，洛克说一个人“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掺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也就是说，劳动成功地排除了土地等自然要素，而成为“财产”的主体。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来从“财富”到“财产”按照传统说法虽然仍保留了“使用价值”的要素，但必须看到“财产”是通向“价值”的必经环节；其原因，也是第二个质点在于，“财产”本身依赖于“相互承认”，相应的“价值”也是一种“反映”存在，作为“财产”之“主体”的劳动的确立本身也是一个“镜像”的产物。

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镜像域”（themirrorstage）只是虚假“主体”确立的一个阶段，另一个阶段是“象征域”（thesymbolicstage）。同样，劳动真正成为“价值实体”的“主体”也还依赖于“政治经济学”的“真实”（资本积累）在“现实”中的确立（财富积累）。这一确立的最初表现是重农学派利用“经济表”的分析而发现的作为“剩余”的“纯产品”。只不过，这一“剩余”仍然被当作自然的赐予，而被仅仅归结为农业劳动的产物。只是到了休谟那里，劳动才真正摆脱了自然，不仅成为财产的“主体”，而且成为“财富”的主体。在《论商业》中休谟指出，“商业和工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的储备”。用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标准说法，在分工的基础上，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主要是由储备了的社会劳动构成，一个商品之所以有交换价值，只不过是因为有一部分社会劳动用于它的生产。在此过程中发生的，不仅是财产之间相互承认的镜像式劳动主体，而且是国家内部由于分工和交往的扩大，在工业和商业的财富积累之中所确立的“财富容器”（价值实体）的“主体”。只不过，这样一种“主体”的确立却掩盖了“实体”（“过去的劳动”即资本）。

然而，在斯密尤其是李嘉图那里，这一古典政治经济学“实体即主体”的历程走到了尽头。因为斯密虽然明确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他无法逃避“价值方面的原始错误”。其根源在于：借助劳动价值论，他一方面力图论证作为自然法的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想为资本积累的自然状态作辩护。而准确发现斯密错误的李嘉图则在劳动价值学说的结构中留下了一个严重的缺口，其内在矛盾是：奠定了一种价值学说，而又在其最重要的应用（剩余价值）上使其不发生效力。模仿齐泽克的语气来说就是：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创造价值（财富）的劳动的主体性的存在，恰恰是以对作为“真实”的“实体”的内在对抗（剩余价值）的无意识为前提的”。

正如图赫舍雷尔和维戈茨基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马克思对“价值”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只是到了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马克思才基本确立了科学的“价值”概念。当然，有关讨论“价值形式”的“商品”章的思考和调整贯穿于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开始到《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修订过程之中。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叙述”方式的问题，更是马克思尝试引导读者破除“拜物教”幻象，发现政治经济学“真实”的探索历程。在这个意义上，当前西方学界关于马克思“价值形式”论同黑格尔《逻辑学》的比较研究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如果将“价值形式”的分析同《逻辑学》的范畴作一个简单的对照和比较，进而证明马克思有一种头足颠倒过来的唯物辩证法，就完全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

仿照齐泽克的说法，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正是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才重新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价值。也就是说，马克思只有克服了“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之后，在《资本论》中发现了作为“以太”（实体）的“资本的界限是资本本身”，才真正“成为马克思”，并真正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工作。且与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意味着绝对精神的分裂是固有的一样，马克思所批判性地发展了的劳动价值论则意味着资本内在的对抗（剩余价值）是固有的。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也走过了一条“实体主体化”的道路，但是它对于这样一条道路本身是“无意识”的，或者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来说，在劳动价值论形成的过程中，对于劳动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本身就“预先设置”了资本（“过去的劳动”）与劳动的对抗。作为上文讨论的简单概括，如果作为“大他者”的“真实”（the Real）就是资本的存在，“对象a”是充满意识形态幻想的“物质财富”的话，那么表征了不可能性的“被删除的主体”就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这样一个主体的确立，一方面诞生于私有财产的“镜像”反映，另一方面更依赖“市民社会”（商业社会、文明社会）中“交往”所构成的“能指链”。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说，这样一种“无意识”的克服并不是通过“有意识”地宣布劳动的主体地位，而是对“无意识”（依照拉康“回到弗洛伊德”的新发现，本身就是一种结构）秘密的结构性剖析。

仿照齐泽克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根本上说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对抗性“真实”的发现，或者说是对“资本”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结构性秘密的戳穿。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读出的劳动（力）“空白”的观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一“空无”背后存在的是“无意识”（意识形态）的结构深渊。而“劳动力”概念的提出则深刻揭示了作为财富创造主体的“劳动”的虚假性。但是如果说马克思深刻理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我们就不应仅仅满足于“劳动”和“资本”的平等交换这一假象的破除，还必须看到：“辩证法的运动一再暗示出，总是存在逃避主体化的循环、逃避主体性占有—中介之循环过程中的某种剩余、残余，主体恰恰与这一残余相关联。抵抗‘主体化’的残余，体现了这样的不可能性，该不可能性‘就是’主体”。

也就是说，在辩证法“实体即主体”的拉康式解读中，为了在结构上“颠倒”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必须像黑格尔那样，对资本自我展开的不同环节进行全面分析，打碎资本“貔貅”式存在（thecapital'sconstipa-tion）的神话。按照齐泽克的要求，就应该从商品拜物教分析出发，对货币拜物教以及资本拜物教进行彻底的批判，从虚假“主体”和“对象a”出发，层层剥离拜物教的“幻象”，发现对抗性的“真实”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仿照齐泽克对黑格尔“实体即主体”这一命题的精彩分析来重释其中的相关命题。

为了印证这一点，不妨简单选择《资本论》一头一尾最著名的两个隐喻来加以例证。一头，是在第一卷“商品”章中最难理解的“拜物教”一节最后马克思所引述的，“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一尾，是《资本论》第三卷结尾部分马克思的文学性描述，“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主体化），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在前一个例子中，莎士比亚的这段台词被马克思用来描述商品这种特殊的“物”（对象a）。与之相呼应，马克思曾写道，“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从字面来看，这句话令人摸不着头脑，但回到原文就清楚多了：“使用价值并不使我们（商品）走向物（Sach），使商品走向物的是价值”。问题的重点显然在对“物”（Sa-ch）的理解上。“Sach”并非自然之物（Ding），而是作为商品交换关系前提的财产关系中的财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虽然“Sach”不能脱离使用价值，但其存在“预先设定”了抽象的（交换）价值关系。这样，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主体对“物”的拜物教式追求同精神分析视域中对于“对象a”的迷恋相类似，看起来是满足自然的需要，但这个需要本身已经掺杂着意识形态的想象。同时，这一主体的存在本身也指涉了实体在这一环节上的对抗性本质——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在后一个例子的这段有关“物化”（Verdinglichung）的著名描述中，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总过程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作为“自主主体”的资本及其“对象a”（单纯的物）。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单纯的物”（Ding）不同于上文提到的“物”（Sach），如果说“Sach”上还体现了抽象的价值关系，那么在“Ding”这里已经表现为一个自然而然的东西。只不过这个“东西”同时又是“社会的人物”（主体），而这一现实层面（reality）上的主体存在“预先设定”了作为真实（the Real）的资本对抗本身。由此可见，依照齐泽克的方式“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可能的，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拉康关于“主体”和“真实”的解构性分析在局部的环节上“回到”或是“激活”马克思对“资本的界限是资本本身”的判断。

然而回顾齐泽克汗牛充栋的著述，略显遗憾的是，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所能读到的直接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篇幅要远远少于他对拉康、黑格尔、康德甚至是电影和文学的谈论。更加关键的是，虽然齐泽克也强调对作为经典主题的“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以及对“资本的幽灵”的批判，但细读其论述，他对“商品形式”的讨论更多服务于其在与阿尔都塞竞争中进行的意识形态理论阐发，而对资本的理解，则主要集中于从马克思所讨论的从货币向资本的过渡出发，分析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成为“自主主体”的金融资本。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齐泽克的上述研究路径本无可厚非。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那样：

这里，在资本整体的分析中，我们不仅应当从黑格尔走向马克思，而且应当把马克思自己激进化：用黑格尔的术语，只是到了今天，即以“后工业”形式出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现存的资本主义才达到了概念层面。

但是，如果仅仅是在局部环节（moments）上通过对特定“主体”的形成，即“对象a”背后的“大他者的匮乏”进行结构性剖析，进而发现“不完全”（not-all）的整体“真实”的话，这种做法虽然足够“激进”，但令人颇感遗憾的是：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本身依托于其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一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也直接依赖于其《资本论》逻辑体系的展开。从《资本论》开篇关于商品的解剖开始，到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至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分析，从总体上构成了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彻底的结构性颠倒。正如既有研究已经充分证明的那样，这种总体上的颠倒，不仅涉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运转逻辑的剖析，而且涉及资本的世界历史过程和全球化空间布展等多重维度的批判性分析。因此，如果“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尺度（scale）仅仅停留在局部的环节上，或者说这种“回到”无法提供一种今天对于“资本整体”究竟如何建构及其内在冲突的“科学”（Wissenschaft）再现，而只是一再抽象地强调“资本的界限就是资本本身”，那么反讽的是，这种“回到”将无助于改变齐泽克自己所描述的现实：

马克思——今天即便是在华尔街他也很受欢迎——作为描写商品（形式）的诗人，它提供了对于资本主义内在动力（对抗）的完美描述，在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批判）中，他刻画了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异化和物化现象（拜物教）……

这样一来，套用詹姆逊的话说，齐泽克似乎难逃全球化资本主义“隐性同谋”的嫌疑。无论如何，齐泽克以其特有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理解从康德到黑格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可能”。或许，受这种叛逆性的观点的启发，以笛卡儿以来的现代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勘方式，在现代社会兴起及其自我反思的语境中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在全球化、后工业、赛博空间等概念所反映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寻求马克思的“出场路径”，将是我们接下来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