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思想下的文化霸权与生产方式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史上，文化概念扮演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选择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出发来攻击其理论中的决定论倾向，而且在当代不少同情或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那里，文化也常常被作为一个突破口，来实现其弥补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目标。自20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左翼思潮中选择从文化出发来尝试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说与文化的再理解相关来建构一种新的激进理论话语的尝试，就有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意识形态霸权（又译为领导权，本书统一为霸权）、大众文化批判（文化工业）、文化唯物主义、文化研究和文化身份与认同问题等多种。近年来在国际国内学界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的，则是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在本书中，笔者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批判性考察，首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境遇出发，在多重语境的辨析中说明什么是后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化霸权”理论。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将视角集中于拉克劳和墨菲，就会发现在二人的后马克思主义中并不存在什么“文化霸权”，而只有霸权概念。为解决这一疑问，我们需要结合二人的后结构主义立场，解析其理论框架和政治诉求，说明接合（又译为链接、连接、结合，本节为尊重中译者工作和引文统一，采用接合的译法）、对抗和霸权之间的逻辑关联。在此基础上，笔者将证明：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平台上，后马克思主义倒的确是一种“文化霸权”理论，因为它并没有跳出“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所否定的意义上）的圈圈；较之于“文化霸权”的争夺，我们更应期待在资本批判中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及其对于文化问题的进一步说明。

16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多次挑战和非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反经济决定论的角度出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责难，抑或发展。与之紧密相关的，就是围绕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范畴，以及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与不断阐释。在琳琅满目的当代西方激进思潮中，文化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构成了其建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逻辑的重要一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在下文中，我们将以后马克思主义为例，探讨“文化”批判在当代西方激进思潮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此进行批判性分析。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做的是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作出界定。

毋庸置疑，在近十年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中，后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最具先锋性和吸引力的一个研究领域。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内，围绕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便形成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同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走过的道路一样，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渐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于这一概念特定内涵的反思。正如有学者在深入探讨后马克思主义时已经指出的那样，仅就这一术语的写法就存在四种之多，它折射出多层意味：一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意涵是多维度的；二是作为一种理论立场，后马克思主义也存在渐趋成型的过程；三是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一种断裂。而不同的学者在使用这一术语来标榜自己的特定理论立场时，又会以不同的方式追溯自身的思想渊源。所以，我们会发现存在多达七种与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规划。然而，根据学界既有研究达成的基本共识，我们今天在讨论“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时，广义上指的是建立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或解构哲学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和研究的最新的西方哲学思潮，包括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狭义上则专指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形势下所开创的左翼激进理论。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之所以认同这一界划，除了它符合相关思想家的自我陈述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一定位本身是同20世纪西方左派激进思潮的总体历史演进相契合的。众所周知，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在上世纪70年代就走到了自身的尽头，代之以若干新的理论趋向。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之一，但却是非常重要和值得重视的一种新的思潮。因为它一方面集中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结构主义观点、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分析的延伸与嬗变，另一方面也从一个角度折射了西方激进思潮对于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理论回应。简言之，如果我们以一种“庸俗”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看待西方左翼思潮的变迁的话，就会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阶段的代表卢卡奇和葛兰西，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思想，寻求的是在一个韦伯意义上的合理化社会（泰勒制）中乌托邦的可能性，而批判理论的转型、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以及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战后法国左翼思潮的发展，则反映了福利国家制度（消费社会或福特制）中西方激进思潮的探索和困扰。后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后现代观点，则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后西方左翼的分化和抗争——对此，张一兵曾将其区分为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

参照上述线索，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上文提到的“文化”范畴在西方左派学者中越来越受关注的理论和现实原因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自然会相信：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提供了一种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有益尝试。然而，问题是：回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著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我们却很难发现拉克劳和墨菲使用了“文化霸权”这一说法——人们对于“文化霸权”的理解可能更多来源于该书台湾译本《文化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影响。同时可以作为例证的是，拉克劳和墨菲在追溯霸权的概念谱系时，一方面强调了葛兰西意识形态霸权分析的重要性，但同时仍然批评其并未真正超越“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经济”。二人评论道：

（霸权逻辑的）这个扩张遇到了限制。无论是被当成阶级联盟政治领导者的工人阶级（列宁），还是历史集团连接的核心（葛兰西），它的根本特性是在不同于霸权实践在其中运作的领域之中形成的。假如经济主义的典型在某些情况中继续得到维持，霸权连接就必然只能被理解为是偶然的。……对于葛兰西，霸权主体同一性的根本核心是在它进行连接的领域之外构成的：霸权的逻辑并没有显露出它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解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定：如果有人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霸权”，那么拉克劳和墨菲一定会表示反对，因为“文化霸权”背后仍存在着经济决定论（还原论）的“本质主义堡垒”。那么，在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中，是如何解构正统马克思主义，实现“一种根据苏联帝国解体和柏林墙倒塌等错位的文化事件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机的尝试”的呢？

对于这样一种尝试，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手柯亨曾将其称作是从理论的角度探讨这样一种“彩虹派”的左翼政治学的前景。之所以称其为“彩虹派”，是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接受了多数派政治学，希望能够把混杂的成分组织起来，形成赞成社会变革的多数派。在这样一种尝试中，霸权概念无疑是理论上的关键点。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第三章“超越社会的实证性：对抗与领导权”中，拉克劳和墨菲就对霸权概念的方法论基础进行了说明，力图通过运用后结构主义的相关观点，在理论上构造一种“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的霸权概念，来为激进民主政治策略提供哲学构架。根据拉克劳和墨菲自己的说明，在霸权概念的理论构造中有这样两个关键性环节，即接合与对抗。

接合（articulation）是拉克劳和墨菲从结构主义那里继承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提供了建立霸权概念的出发点”。对于什么是接合，霍尔的诠释无疑极具代表性。在一次访谈中，他提道：

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它是一个关联，但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一种话语的所谓“同一”实际上就是不同要素的接合，这些要素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再次接合，因为它们没有必然的“归属”，至关重要的“同一”是指被接合的话语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一种关联。

具体到拉克劳和墨菲的分析中，首先是从对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的批评性思考和赫斯特等人的“社会形态”概念的介绍，开始自己对于“社会地形”的反本质主义探讨，并从其中引出关于接合和话语（“来自接合实践的结构化总体”）的说明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二人一直强调阿尔都塞的理论不足，但其讨论从根本上得益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推进，如《读<资本论>》中有关生产方式接合的讨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其中包含着对基础和上层建筑隐喻的深刻反思），以及多元决定中的结构性辩证法等——这些都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隐性理论前提。只不过，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接合实践由部分上固定意义的关节点构造，而且这一固定的部分特征来自社会的开放性，接着的结果是所有话语由于话语领域的无限性不断地溢出”。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接合和话语中，不可能性是其固有的存在方式。

由此可见，后马克思主义对于接合概念的引入，首先是同寻求一种开放性的动态社会构造结合在一起的。这就为后马克思主义从霸权出发走向激进民主政治打开了理论入口——显然，这一霸权已经不再仅仅是文化或意识形态霸权，而就是作为话语的社会形态之中的接合实践方式。为了完成这一理论目标，拉克劳和墨菲还必须对与之相关的两个概念作出说明，这就是“主体”的不可能性和“对抗”的现实性。在分析了人本主义、女权主义及传统马克思主义等多种主体观之后，拉克劳和墨菲认为：

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说明了：通过使分散的主体“立场”绝对化或者通过围绕“超越性主体”使它们绝对主义平等式地统一起来，主体范畴的特征不可能被建立。主体范畴由于多元决定支配着它的每个话语特征而同样浸透着暧昧、不完整和意义分歧。……由于（话语总体）这个最终缝合的缺席，主体立场的分散不能得到解决：由于它们中没有一个能根本上把自己强化为个别的立场，在它们中存在着多元决定的游戏，在此浮现了不可能总体的地平线。正是这一游戏使得霸权接合成为可能。(www.xing528.com)

换言之，在后结构主义视野中，主体的建立与社会的不可能性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主体立场的分散却又为新的激进政治策略提供了用武之地。相应的，作为话语的社会的不可能性，是由内在于话语系统之中的对抗所决定的。拉克劳和墨菲认为：

现实的对立是可确定、可定义事物中的一个客观关系，矛盾同样是概念之中可定义的关系，（但）对抗构成每个被展现为局部的、不稳定客观化的客观性的限度。假如语言是一个差异系统，对抗是差异的断裂：在此意义上，它使自己处于语言的限制之内并且只能作为语言的中断（即作为隐喻）存在。……对抗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于社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构造了对社会的限制以及后者完全构造自身的不可能性。

也正是这样一种对抗，被后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寻求新的政治策略的突破口。而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第二自然”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都没有真正触及“客观性的限度”。

到这里，我们已经不难理解后马克思主义所赋予霸权理论的新的方法论依据和现实政治诉求。简言之就是以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为基础，发现作为不可能性的社会形态中的对抗（客观现实的限度）形式，从而在偶然性的霸权接合中寻求激进民主政治策略。学界对于这一理论趋向的批判性分析并不少见，在此笔者也无意赘述。结合本书主题：我们将进一步追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说这样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理论，并不是什么“文化”霸权，而是在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反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为其首要之义）下对“社会”本身展开的分析，那么，这样一种霸权接合理论是否真正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借用艾伦·伍德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来作为回答。伍德在《新社会主义》一书中将其称为一种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有意思的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背景下，后马克思主义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正如同160年前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之于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尽管后马克思主义也提供了某种激进政治策略，但它并未从根本上超越，甚至是退回到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之中。同时，这种号称超越经济还原论和本质主义的“后—”思潮，也并未且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束缚，只不过是资本生产在特定尺度（scale）中的上层建筑罢了——在这个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倒真的提供了一种“文化”霸权概念，而问题的关键是“文化霸权”背后的资本批判。

首先，所谓霸权接合理论的出现，及其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或本质主义的指摘，是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基础的。这就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新发展——在不同立场的学者那里，分别被界定为“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信息时代”、“全球化资本主义”及“新自由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等——所导致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模式的变迁，如工业生产的转移、传统阶级分化的消弭、经济过程中消费和观念的先行、多元文化与身份认同危机等。相应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似乎已经取代或者说涵盖了经济、政治领域的斗争——霸权接合理论可谓生逢其时。然而，这并未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论域。早在1848年革命结束之后，马克思在法国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就已经看到了类似的情景：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并不弱视。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恰恰是从观念、意识形态的攻伐推进到了物质生产方式的批判。这个伟大发现的获得，并不仅仅是马克思的天才想象，也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隐性同谋，而是现代社会的本质使然。生产和再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凸显为基础性力量，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历史形成和展开的结果。在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观念、行动受制于其占有财产的方式以及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玄想。而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似乎已经退出了“社会形态”的舞台。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接合实践的作用场域不过是世界历史已经形成之后的“中心”，而“边缘”已经为霸权概念有选择性地忘却了。当我们换一个尺度（scale），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主题“资本生产的总过程”来重新投影的时候，就会发现恩格斯的话言犹在耳：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并不是什么过时的理论，而就是也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

最后，如上所述，拉克劳和墨菲提供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确在理论上有其独到之处，这就是将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话语分析及其关于主体和对抗的见解挪用到当代激进政治策略的选择上，但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这一思潮并未真正达及社会历史的深处，仍然停留在意识形态的理论层面上，换言之只是一种“文化霸权”理论。当然，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思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其一，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必须警惕那种将其庸俗化的理解，即从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出发本身是内在通向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批判的，否则就会在西方流行的种种反经济决定论观点面前露怯。其二，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范畴，也应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加以理解，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分析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否则上层建筑尤其是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就会成为一个令马克思主义者棘手的难题。其三，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成时，尤其是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注意到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内部诸范畴的“接合”，不仅具有纵向的结构层次，而且包含着横向的空间维度。换言之，理论视域或尺度的选择对于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本质也具有重要意义。其实，马克思自己不也是在从德国本土经验向世界历史（不可否认，在当时主要以英国为原型）认知的转变中，才“得到用于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的吗？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并改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篇警句来作为本节的结尾：正如后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宣告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最近几十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文化观念领域中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