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批判探析

“二十岁时为荒诞玄学家——三十岁时为情境主义者——四十岁时为空想家——五十岁时为横跨一切家——六十岁时为病毒家和转喻家——这就是我的整个历史。”鲍德里亚曾这样回顾自己的探索之路。这也从一个侧面映照了其不同的思想肖像：西方马克思主义曾经的同路人、“后现代的宗师”、“内爆的大师”……而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显然，鲍德里亚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生产之镜》，再到《象征交换与死亡》，生产与政治经济学一道被宣判为“终结”，马克思主义也相应地被揭穿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隐性“共谋”。30年来，这一论断所引发的轩然大波已经逐渐汇聚为两大主要思路，一是鲍德里亚早期曾以符号学理论补充、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其中却包含了若干后现代的主题，如“拟真”的出现；一是尽管理论主题发生了变化，但他从来就不曾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注定要成为马克思真正强大的理论对手。对此，笔者愿意引用一篇鲍德里亚纪念文章中的说法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仍然期待着对于鲍德里亚有关政治经济学和价值问题的广博而长时期研究的细致探讨”；并且尝试证明：其对于生产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终结并未戳中马克思的命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理解出发，鲍德里亚倒不失其理论“疫苗”的功用。

结合鲍德里亚自己给出的“道路回顾”，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思潮转型，我们不难发现：他与马克思的过节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鲍德里亚对于马克思的批判只不过是其自身从消费社会批判到拟真逻辑展开的一个必要环节。而且这一批判看起来凌厉迅猛，但实则并未触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真谛。为了证明这一点，首先赘述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对于马克思的批评仍然是有必要的。

基于凯尔纳等学者的判断，鲍德里亚早期的理论贡献主要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框架下，结合符号学理论展开对于消费社会的批判分析，并将政治经济学批判推进到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但随后转向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生产的彻底批判，从一个角度开启了后现代思潮。然而，如果我们抛开《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引人入胜的具象描述，沿着《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线索就会发现，《生产之镜》并非什么逻辑转向，而就是鲍德里亚在提出自己的“解放交换关系”的革命激进要求的过程中，不得不与马克思撇清关系的一项理论副产品。

与从《物体系》过渡到《消费社会》相类似，《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首先是从“符号—物”出发展开分析的。鲍德里亚自己说得很清楚，“物远不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正是这种符号的交换价值才是更为根本的——使用价值常常只不过是一种对物的操持的保证（或者甚至是纯粹的和简单的合理化）”。换言之，《物体系》实际上是从体系之物的具象描述出发，揭示物背后的符号体系，而作为物之效用的使用价值，也不过是交换价值的派生。因此，“物并不存在于对需要的满足之中，而是存在于象征性的劳动之中，存在于一种‘生产’之中，这种生产包含了证明与生产的双重含义——物不仅被生产出来，同时还作为证明被生产出来”。显然，这样一种“生产”依赖于一个符号交换的结构体系。这是因为，“符号—物既不是给定的，也不是交换得来的：它是被个体主体将其作为一种符号，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符码化的差异来占有、保留与操控的”。借助于符号交换的逻辑来透视“消费社会”，鲍德里亚自然看到，“消费也并不源自消费者的客观需要，或者主体对物的一种最终意图：相反，在交换体系中，在物质的差异的体系中，在一种意指关系的符码体系中，在规定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社会生产——商品的功能性，个体的需要只能追随着它，适应着它，在将这种基本结构机制理性化的同时也压抑了它”。相应的，需要“是作为体系自身的功能运演，即幸存以及再生产的过程所必需的生产力”。而“消费力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的结构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鲍德里亚对于“需要/生产力”的分析已经初步说明了后来“终结生产”的原因，并搭建了一个通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扶梯。他说，“体系的基础概念严格说来不是生产而是生产力”，即“劳动与生产从仪式、宗教以及主体性等诸多方面解放出来，进入到了一个被理性化的历史进程”。这样，如果将以需要为人类学前提的消费看作“符号的生产”，那么消费与生产这两个领域就可以在生产方式中发现其同质性。从字面来看，这的确是马克思生产方式分析的符号学拓展，但究其实质，这里的“生产力”、“生产”和“生产方式”都已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生产与生产力以及消费与消费力的关系被等同于劳动与劳动力的关系，即具体的前者抽象到后者之中，成为“体系自身的功能运演”。抑或，劳动与需要，生产与消费，在“符号的普遍交换基础之上”，可以看作是被体系“诱惑、生产出来的”——这恰恰是《生产之镜》的理论主题。这样，马克思所提出的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拜物教，其实是对于形式（即商品的或交换价值体系的逻辑）的一种（模糊的）迷恋……屈从于一种意义的劳动——也就是被符码化了的抽象劳动——差异的生产以及符号/价值的生产。

而要批判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就必须在符号学逻辑（能指/所指）的基础上，“超越使用价值”,“通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此，鲍德里亚自己这样辩解道：

对我们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已基本完成。……沿着马克思革命活动的足迹，我们必须走向根本不同的层面，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使政治经济学的最终消解成为可能。……这个领域的根本变革，首先就要批判全部意识形态范围内能指与符码的形而上学。由于还没有更好的术语，我们称之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后来，鲍德里亚承认“这种提法只是权益之计”，因为“符号政治经济学”仍然是价值的商品规律扩展到符号范围接受检验的结果，而价值的结构形态则完完全全地结束了生产和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同时也结束了再现和符号的制度。

上述一番话也清晰地说明了鲍德里亚诀别马克思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和生产方式不过是政治经济学一般体系的“共谋”,“生产的话语与表现的话语是镜象，通过这种镜象，政治经济学在意象中逐渐得到反观，并被作为决定性的事实再生产出来”。换言之，鲍德里亚之所以批判马克思，根本原因就是：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看来，从生产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分享了共同的符号交换体系。从这样同一个基础（Matrix）出发，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根本性的，它再生产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带来的是自我侮辱”。

具体说来，在《生产之镜》中我们可以再次遇到那些《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提到的范畴，如使用价值和需要、劳动和劳动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拜物教和意识形态等，只不过鲍德里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供了有关生产方式对于自然和历史的重写，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同谋等问题的系统说明。有趣的是，按照鲍德里亚从“体系之物”的分析出发，批判“消费社会”，到建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并走向“拟真”的思想线索，对于马克思的批判实在只能算作理论研究上的副产品。但正如恰恰是《生产之镜》最先被翻译成英文出版（1975年）这一事实所例证的那样，鲍德里亚这样一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釜底抽薪式批判很快便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反响，引发了持续的争论。同样，对于今天的中国学界而言，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回应其针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非议，也构成了鲍德里亚研究的若干重要焦点之一。

通过回顾鲍德里亚的早期思想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他对马克思的批判内在根源于其理论逻辑的展开过程之中，鲍德里亚要开火的，首先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或是生产逻辑，而是他所置身其中的“消费社会”，或者说是“价值的结构规律”发生作用的“拟真”的时代。对它的超越，是通过“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提法来指明的。然而，从这样一种理论视角出发，“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分享了共同的基础，即表面上具有人类学前提（需要、使用价值、劳动力等），但实际上不过是作为“符号政治经济学”功能运演或结构投射的“生产方式”。因此，“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激进的批判，但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之中”。

对此，无论是西方左派学者还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都已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概括起来说，在“鲍德里亚反对马克思”问题上尝试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辩护的论证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的：其一，鲍德里亚误解甚至是有意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如将一般意义上的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前提的“广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价值的“狭义生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或是从一种基于原始社会想象的“草根浪漫主义”出发反过来批判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混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维度等；其二，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结构主义出发，关注文化和象征在消费中的作用，进而推广到对物质生产方式的理解，从而脱离了社会现实，在这个意义上，“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不再具有经济学的含义而主要是一种政治学。毋庸置疑，这些论证和反批判都从特定的角度出发打到了鲍德里亚的痛处，即这位“后现代的教父”并没有驳倒甚至是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他所提供的“象征交换”不过是一种披着时髦学术外衣的“乌托邦”，而其后来进一步提出的“拟真”概念更是成为一种彻底的“荒诞玄学”。——就像电影《黑客帝国》里的尼奥一样，在网络“母体”中成为无所不能的“救世主”，而回到“真实”之中则身无长物。(www.xing528.com)

然而，笔者尝试讨论的是：是否有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方式来批判鲍德里亚并捍卫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毕竟，站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作者的立场上，“在西方，生产这一形式是和商品价值规律的陈述同时出现的，也就是说和政治经济学的统治同时出现”。所谓的“广义生产”与“狭义生产”一样都是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自我再生产所编造的人类学“神话”。而“跌入拟真”之后，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同样，“代码（价值的结构规律）使政治经济学（价值的有限商品规律）作为我们社会的真实/想象而系统地复活，价值的有限形式的显现等价于它的根本形式的生产内容”。也就是说，在鲍德里亚看来，“生产”和“真实”本身就是他要批判的东西。但问题是，生产和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会终结，抑或是，鲍德里亚何以判定“生产的终结”？实际上，放眼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理论思潮，宣判“生产”终结的法官不止鲍德里亚一人。持“后工业”观念的理论家们自50年代末就开始指认工业生产的终结，以及服务经济、理论知识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批判理论家们在工具理性批判中揭示了启蒙的自反，但在“同一性”的反思中却也包含着对于工业现代性的深层拒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交往范式”对“生产范式”的取代。

带着这一疑问回到鲍德里亚的文本语境中，我们将发现：“生产的终结”背后是其杂糅了的多种理论话语的喧嚣，而据他自己陈述，“终结这一切的……是资本本身。正是它用价值的结构形式代替了商品形式。而且也是它在控制着系统目前的全部策略”。也正是在对“资本”的理解中，鲍德里亚进一步暴露了自身理论逻辑的秘密：“资本”不再同剥削的“剩余价值”有关，而只是一种“统治系统”和“经济权力”。这样一来，自然就不需要“生产方式”和“劳动力”等概念了。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从生产出发是内在通向对资本的批判的，而“劳动力”概念本身就是资本积累与平等交换结构性矛盾的说明。在具体展开这一话题的讨论之前，不妨先回顾一下“横跨一切家”的思想背景和学术资源。

根据既有研究，构成鲍德里亚理论探索的“支援性背景”的主要有三：其一，语言学结构主义构成了鲍德里亚《物体系》的逻辑起点，并且为其后来从“物”的效用关系分析走向“需要”的意识形态批判，再到对“使用价值”和“生产”的否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巴特对索绪尔的“颠覆”构成了鲍德里亚分析的直接前提。如果说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还是能指对所指的意义赋予，那么在《流行体系》中则是从一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的转换，是特定意义系统的建构过程，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则是符号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的转换。其二，日常生活批判和景观社会理论通过对于“再生产”过程中欲望的制造，日常生活的控制以及情境主义以意象为中介关于景观“堆积”的分析，为鲍德里亚重新界定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制定解放策略提供了可能。这是从“符号—物”和“消费意识形态”走向“生产的终结”的关键一环。值得注意的是，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中的资本主义现实描述中，总可以发现列斐伏尔和德波对于“消费社会”或“景观社会”中资本统治（控制）方式分析的影子。其三，在20世纪的法国学术思潮中，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身就具有某种“反资本主义”的潜质。莫斯在原始社会的分析中发现了一种居于主导性的整体文化结构——象征交换，并将其视为一剂可以克服现代文明社会诸多弊病的良方。受莫斯影响，巴塔耶将功利性的生产与通向神圣世界的耗费对立起来，进而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以功用为目的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指认为一种异化的存在样态。可以说，结合“生产的终结”，对于鲍德里亚更为直接的影响则是由莫斯和巴塔耶所提供的。

如果将“生产的终结”与“资本统治的权力”结合起来，除了上述三者之外，我们将不难发现鲍德里亚与拉康、福柯和布尔迪厄在理论逻辑上的家族相似性。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曾这样指认道，“在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层面，都存在着拉康在镜像阶段描述的东西：通过生产图式、生产之镜，人类在意向中形成了意识”。而借用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颠倒，“潜意识是这样一种精神结构，它与目前统治性交换的最激进的阶段是同时代的，与价值的结构革命是同时代的”。尽管在1976年鲍德里亚就明确提出要“忘却福柯”，但他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还是“拓展了一种与福柯在《词与物》中提出的知识型相关的谱系学”。而福柯对于政治经济学形成过程的思想史考古，已经包含着对于生产如何在价值的表象中取代财富，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按照相同的模式被同时规定”的说明。在福柯和布尔迪厄那里，一个共通的关键词是“权力”。后者更进一步“发展出了一种关于实践与符号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它包括：关于符号利益的理论、关于资本的理论、关于符号暴力与符号资本的理论”。虽然我们无法证明布尔迪厄直接影响了鲍德里亚，但他对于符号权力和资本的分析，福柯有关权力和知识型的考察，以及列斐伏尔和德波有关资本的日常生活控制和景观制造的说明，却多次“镜像”式地显现在鲍德里亚自己对于“资本”的讨论之中。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对“资本”的理解，才是“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分野所在，也是这位“后现代宗师”的阿克琉斯之踵。

正如《忘记福柯》的英文本译者所说，“到1960年代早期，工人已经变成了充满欲求的消费者。剩余价值不再来源于艰苦的劳动，而是由商品直接创造出来。符号学等价比现实要更加真实。‘交往’取代了生产，工人的异化不是在工作中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家中发生的”。鲍德里亚的分析显然是对这一资本主义现实的再现，只不过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更多讨论的是消费意识形态对个人主体的控制，而经过《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之镜》，到《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则开始关注“普及化”了的资本通过“拟真”实现的社会控制。——如果说，鲍德里亚思想发展中存在一个转折的话，这倒应该是转折真正发生的地方。在分析“需求的意识形态起源”时，鲍德里亚曾指认：

在工业化阶段，为了增加剩余价值，资本家们没有将需要视为发展所必需的要素。由此，资本不得不面对一个由它自身产生的矛盾。一旦当矛盾接近不可调和的边缘时，资本早已经发现了个体作为消费者的秘密。资本也发现了一种新形式的农奴：作为某种消费力量的个体。

而通过对“需求”和“生产力”的批判，发现“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新的理论平台后，鲍德里亚认为，“我们进入到一个整合的社会环境之中，其中抽象化了的交流以及大量的操控不再外在于体系。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终结了，社会的元政治经济学开始了，并成为了社会纯粹的环境”。因为，在这里问题不再简单地就是所有价值的“商品卖淫”，而是所有价值都转变为处于符码霸权之下的符号交换价值。比起剥削来，这种控制和支配结构更加微妙、更具极权主义。因为符号不只具有商品的内涵，也不只是交换价值的符号学补充。这是一个让自己进行结构操作的操作结构，与剩余价值的数量神秘化相比，它显得毫无恶意。符号的超意识形态以及能指的普遍可操作性已被作为这个体系的理论基础代替了旧的政治经济学。

如果说，用鲍德里亚自己的话说，上述过程是“符号的解放”，即在“拟真”阶段，符号“摆脱了过去那种指称‘某物’的古老义务，终于获得了自由，可以按照一种随意性和一种完全的不确定性，展开结构或组合的游戏”，相应的，“生产内容的所有目的性被摧毁了，这使得生产可以像代码一样运转，比如像货币符号一样逃进无限的投机中，脱离生产真实的参照，甚至脱离金本位的参照”。而实现这一解放的是作为“统治方式”的资本，“资本在这样的代码中终于可以发表自己最纯粹的话语了，超越了工业、商业、金融等方言，超越了它在自己的‘生产’阶段所讲的阶级方言”。换句话说，“目前系统再生产的，是最严格定义上的资本：作为社会关系形式的资本，而不是通俗词义上的作为金钱、利润和经济系统的资本”。既然作为资本的“符号形式征服了劳动，掏空了劳动的任何历史意义或里比多意义，在自身的再生产中吸收了劳动”，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德派对工业秩序泛滥的影响的认识远比马克思更清晰，卢德派在今天以某种方式进行了报复，而马克思却在生产力的辩证法的惬意中把我们引入歧途，带到了这一过程的灾难性终点。

简言之，在鲍德里亚这里，对于劳动、生产和政治经济学终结的分析是同其有关“资本”的理解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说，“拟真”时代的资本是一种超越商品交换的符号系统，在“替代和互换”中不断再生产出社会的权力关系并完成“诱惑”的过程。从这样一种对“资本”的理解出发，资本就脱离了其在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那里的根本性束缚，与剩余价值无关，而主要是一种控制和奴役的策略——在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攻击中，使用价值、劳动力、生产是受到炮轰最多的概念，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这些概念共同指向的东西，作为资本剥削的秘密及其内在的对抗性矛盾的剩余价值却被遗忘了，只是被间或提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鲍德里亚的解放策略中，要么选择一种乌托邦式的象征交换，要么寻求一种卢德式的浪漫主义反抗。既然无法在无所不能的符号体系之中找到打碎这一体系的突破口，并且此前的种种逻辑反抗（不只是马克思的）都被“诱惑”进了这一体系的“黑洞”，那么就只能走向“象征暴力”或“知识恐怖主义”。

因此，在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中，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他将理论的矛头指向了劳动和生产，而是他面对“消费社会”及其后的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在逻辑上另起炉灶，提供了一种完全异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激进话语。就马克思主义而言，鲍德里亚虽然凶狠，但并不致命，反倒可以作为一针理论“疫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建构有所增益。——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政治哲学领域中，自由意志主义者诺齐克对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奇效，前者的“自我所有”概念构成了后者重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出发点。如果说这针疫苗种下去，“抗原”是符号象征交换与资本权力控制，那么产生的“抗体”就是对于马克思从生产出发的唯物史观与资本主义批判逻辑之内在关联的重新认识。这是因为：为了回应鲍德里亚有关“生产终结”的断言，仅仅依靠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前提”，或是指责其以抽象的理论脱离了现实的具体，都无异于隔靴搔痒；而必须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结构及其理论形成过程中去，在资本剥削之隐秘本质揭示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出发”的理论前提，“劳动力”概念的制定和“剩余价值”概念的形成，以及“生产方式”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内在同一。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政治经济学”彻底的结构性颠覆，尽管二者的确分享了“相同的模式”，但前者在对后者理论逻辑的全面“再现”中将其内在冲突暴露出来，进而提供了超越这一“模式”的可能性。从针对鲍德里亚的反批判回到当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笔者尝试提出的观点是：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去，从“剩余价值”即资本剥削方式的最新变化出发，重建从生产出发到资本批判的方法路径。鲍德里亚只是其中的一个，但绝非最重要的中介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