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理论揭示后工业社会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的生活和理论似乎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的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位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后现代主义”（尽管后现代并不能“主义”，但这里仍采用了通行的说法）大行其道也已接近两个十年，至于以“后资本主义”或“后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简牍，已然汗牛充栋。据说，这一切都与“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有关。而在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说明过程中，丹尼尔·贝尔的贡献无疑是最为突出的。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这位美国社会学家围绕社会预测提供了一项包含研究方法创新和意识形态诉求在内的探索。本书的问题是：今天已然成为流行话语的“后工业”在其提出时包含着怎样的理论和现实诉求，它是否仍然能够涵盖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当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又可以从这个概念的历史命运中获得怎样的提示？

在贝尔所有的著述中，《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是最先进入国人视野的一部。在该书中文版出版（1984年）前后，学界对于这部著作以及贝尔本人思想的关注更多是从“如何认识资本主义新变化”，以及现代科技革命导致的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等现实问题着手的。今天，随着贝尔思想研究的推进，特别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意识形态的终结》等相关论著的翻译、研究，对于“后工业社会”的认识也日趋立体化、丰富化。作为“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其特定理论内涵、意识形态诉求、方法论关涉以及思想史命运都是值得认真审思的，而这又构成了我们今天正确对待这一概念的出发点。

一般说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所预测的后工业社会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用贝尔自己的话说，“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是有关西方社会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社会预测”。

（这）是一个广泛的概括。如果从五个方面，或五个组成部分来说明这个术语，它的意义就比较容易理解：1.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5.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简言之，在贝尔看来，后工业的特征主要是服务性经济、专业技术人员、理论知识、控制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作为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一种预测性分析，贝尔在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时，专门强调自己使用“‘后’这个缀语，是要说明生活于间隙时期的感觉”，即，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西方社会来说，我们的感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它处于一种巨大的历史变革之中……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究竟会像个什么样子，现在还不完全清楚。它也不大可能具备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文明所具有的那些特点，达到经济制度与特性结构的统一。

这段话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与将“后”理解为一个特定阶段的日常意义相左，“后工业”不是对固定的社会形态的描述，而是对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另一方面，“后工业”本身还呈现出与“工业社会”结构的质性差别。在贝尔的这部著作中，“工业社会是围绕生产和机器这个轴心并为了制造商品而组织起来的……工业社会在生活节奏和工作组织方面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社会结构的特定含义”。

而贝尔所定义的工业社会，又“包括了十几个不同国家的经历，纵贯诸如美国和苏联这样一些对立社会的不同社会制度”，因此，“后工业社会”概念本身也包涵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将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两部著作，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连贯起来。此外，在这个概念展开之前，贝尔还专门讨论了方法论层面上的“中轴原理”问题。就其反决定论意义而言，这是我们全面理解“后工业社会”理论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在贝尔的“工业社会”概念中，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判定，而且涉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苏联的看法。用贝尔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这个词限制在社会关系方面而把工业这个词限制在技术方面的话……在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有社会主义的后工业社会，也可以有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社会，正如苏联和美国，虽然按照所有制的中轴来看两者是不同的，但是双方又同是工业社会”。因此，“后工业社会”的“出发点就是包含在我（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的主题——技术性决策在社会上的作用”。对于这一点，不仅后来很多专门讨论“后工业”的学者没有关注，而且即便是贝尔本人也有意无意地略去了。然而，在贝尔的同时代人眼中，正是由于“工业社会”的这种双重指向，“后工业社会”概念的意识形态诉求是十分明显的。

在一篇名为《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理论、神话与意识形态》（1979）的长文中，费克斯（Ferkiss）在从逻辑和经验层面分别分析了后工业社会概念存在的诸多问题之后，专门指出：这一理论之所以会流行，原因是“它具有，并且已经起到了一种服务于特定社会力量和利益的意识形态功能。它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提供并且证明了一种看待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件的特定方式，这种对于社会变迁的看法符合某些个人和团体的特定利益和预期”。具体来说，“后工业社会”概念的意识形态功能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后工业社会”理论是一种拒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尝试，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而是一种超越。这种超越是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简单摒弃为一种过时了的东西而实现的。并且，贝尔和后工业理论家们对现存的西方资本主义秩序持一种认同态度，因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其次，“后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美国社会中出现的“新阶级”及其现状和诉求进行辩护。这个“新阶级”主要是由科学家和经理阶层组成的。因此，“后工业主义”在不少方面都可以看作是美国进步主义时期形成的经理人阶层的意识形态宣言。最后，“后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功能还是为理性主义进行辩护。这种理论认为阶级冲突可以在管理复杂化中被忘却，并预见了知识精英阶层的社会主导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还认为现代社会的所有问题可以在技术理性的控制中得到解决。这一点恰恰是后工业社会对工业社会的深层延续。

上述特征也以曲折的方式再现于贝尔另一本“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互为补足”的著作，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在该书开篇伊始，作者“为便于读者了解著作中的观点”，便“首先申明立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具体到“后工业社会”，贝尔认为，前者与“工业社会”不同，创造的是一个“社会世界”，而人们在其中将自身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文化”。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后工业社会关注服务——人的服务、职业服务和技术服务——它处理人际关系。……简言之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其分类模式是科学知识、高等教育、通讯机构等等——涉及合作和互惠，而不是协调与等级。后工业社会因此也是一个公共社会，其社会构成单位是公共组织而不是个人，其决策也必须通过一些政治组织而不是市场而达成”。而“在后工业社会中，人只认识别人，且‘必须相亲相爱，要不就得死去’”。正是基于上述分析，贝尔才通过提倡“后工业社会的新宗教”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如前所述，无论是从技术决策的角度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尽管其本身仍不可避免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诉求，还是用新宗教来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贝尔的研究都脱离不了对于现实社会及其未来趋势的分析，即用“后工业社会”来取代“工业社会”。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取代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提出一种与“工业社会”现实相对应的未来社会预测，更是用一种新的概念图式（分析框架）来代替旧有的决定论或还原论式的社会认识图式。也就是说，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所期待的不仅是一个“后工业”的社会，还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

在谈到这个概念时，贝尔自己曾这样说：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并不是一幅完整的社会秩序的图画；它是描述和说明社会上社会结构（即经济、技术和等级制度）中轴变化的一种尝试。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具有特殊的命定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就是使西方社会结构的复杂变化更易理解的这样一种“主导方法”。

而对于这种方法本身，贝尔认为，要把“后工业社会”不是看作“促进‘上层建筑’变化的‘下层结构’”，而是看作“社会的一个重要尺度”，就必须“在方法论上采用一种新的理性分析”，即“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分析”，这是一种可以“把多得令人头昏目眩的宏观历史变化的可能前景‘加以条理化’的办法”。关于这种理论方法的确切含义，贝尔解释道：

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思想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这只能用经验关系论来说明），而是趋中性。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它设法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他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能动原理。

这样，人们在解释社会变化时，就可以避免片面决定论，然而又能够在一个既定的概念内挑出一个首要的逻辑。……能够在解释社会方面创造一个“互补性”原理。(www.xing528.com)

而在贝尔看来，社会本身可以划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三个部分，“每一方面都有一个不同的中轴原理起支配作用”。“后工业社会”概念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首先涉及社会结构方面，并对政治制度提出了“管理”问题，且“与文化发展的趋势相冲突”的变化。针对“后工业社会”概念中所蕴含的方法论变革，美国经济社会学家布洛克曾高度评价道：

后工业理论家，尤其是丹尼尔·贝尔，曾试图避免引起这些联想（后工业社会与决定论、进化论） ;……贝尔还以其自己提出的文化、政治和经济——都据其自己的独立的“轴向原则”发生影响，而不是一个决定另一个——的论点，对社会理论当前中的反决定论重要性作出了贡献。

1999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再版，贝尔在再版前言的最后又捎带谈及了这种方法。如其自述：

在本书中，我描述了后工业社会。然而，就全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理解的社会而言，这一用语并不恰当。……我所理解的社会由三个不同的领域构成，它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相关联，以不同的历史节奏运动着。这些领域是：技术—经济体制、政治秩序和文化。

可以说，这是对“中轴原理”的一种简化了的通俗版说明。然而，单就这篇再版序言而言，贝尔更多是在强调“后工业社会”概念产生了怎样的广泛影响，自己几十年前提出的预测在现实中得到了怎样的印证和发展，而对自己曾经施以浓墨重彩的“方法论补记”却不那么在意了。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回顾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上述“中轴”方法遭到了来自不同角度的质疑，甚至于“后工业”理论本身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对此，布洛克这样描述道：

（贝尔）先是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多篇论文中，提出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后又在1973年……详尽阐述了这个概念。1980年，托夫勒的后工业论点的通俗化版本《第三次浪潮》，是一大畅销书。

然而，托夫勒写的书，似乎并没有使讨论热烈起来，倒是成了讨论归于偃旗息鼓的一个标志。20世纪80年代，围绕后工业社会一说的长篇大论相对少了，贝尔和阿兰·图雷纳等人转谈其他问题去了。

之所以出现上述转变，在我们看来，原因不外乎三个：其一，“后工业社会”理论本身虽然经贝尔之口说出了很多深入的内容，但在形式上这个概念却因为太多学者的使用而被赋予了过多的含义，最坏的结果是，“后工业”在今天的日常语境中已被作为“现时代”的同义语而使用——尽管贝尔对此耿耿于怀。其二，即使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专门讨论了方法论问题，并从马克思的两大图式出发进行说明，但在很多社会理论家看来，这个概念仍然承载着19世纪进化论思想的包袱，只不过是技术决定论的包装罢了。其三，不仅贝尔所理解的社会结构，就是他的理论立场，也是一个“拼装体”——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当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迈入新自由主义，而苏联则开始遭遇困境和变动时，“后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诉求却反过来成为了这一理论的拖累。即便是贝尔自己在不同时期对“后工业社会”的描述，也已经包含着细微的差异，从中可以折射出“后工业”理论的历史命运。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一书中，贝尔专门回顾了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出发点是技术性决策在社会上的作用；第二个内容是上世纪50年代初发表在《幸福》杂志上的一系列文章，研究不断变化的劳动力结构；第三个影响是约瑟夫·熊彼特对于技术的看法。在提出“后工业社会”这个说法之后，贝尔还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和论文加以阐述，其中，1967年发表的《后工业社会札记（Ⅰ、Ⅱ）》最为完备，也较为清晰地体现了“后工业社会”概念的内涵、方法论创新和意识形态诉求。该文从技术创新的社会效应出发，从工业主义出发来推测后工业，并指出：未来的趋势是工业劳动的消失与白领的出现；理论知识将作为新的原则；由于技术专家作为研究者和公共决策提供者的双重身份，政治权力角逐的场域扩大，越来越形成一个商谈社会；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则依赖于不同群体的选择与均衡。30多年之后，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99年版前言中再一次描述了“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范围和程度”。具体说来，“1.从制造业到服务业。2.职业变化：专业化和技术性工作的超常增长和熟练及半熟练工人的相对衰减。3.资产和教育：今天，教育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的基础，特别是随着专业化和技术工作的扩展，甚至对企业家也要求较高的教育背景。4.财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作为资源的资本的认识从另一个方面突出了这一变化。5.技术和智能技术。6.基础设施。后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是通讯系统。7.知识价值论。知识是发明和创新之源；知识创造了新价值和日益增长的规模收益，常以低投入高产出的新的替代品节省资本”。

不难发现，尽管贝尔对技术创新一如既往地加以关注，但“后工业社会”在不同时期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简言之就是，这一概念早期所蕴含的方法论变革和意识形态指向都在无形中被弱化了，而作为对“信息时代”的预见，它也越来越被漂白为一个对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变化的“客观”再现。

如前所述，上世纪50年代兴起，到60、70年代引发广泛热议，80年代之后突然归于沉寂，今天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再度得到世人关注，“后工业社会”理论身上呈现出这样一个多舛的命运。之所以如此，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所决定的——新科技革命和福利国家制度造就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到石油危机引发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再到信息技术发展造就的网络社会兴起；在直接的理论层面上，则与“后工业社会”概念本身所蕴含的方法论创新和意识形态诉求直接相关——不容否认，无论是“后工业”讨论在60年代的声名鹊起，还是80年代之后偃旗息鼓，都与其对“工业社会”概念中同时包含着的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批评有关，也与作者对技术的社会作用所持的乐观想象相关；另一方面，正如贝尔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后工业”在今天的被广泛接受是以其概念内涵的丧失为代价的。

这就提示我们：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本身包含着明确的理论诉求，在我们采用这一说法来预测性地描述今天的社会现实时，一定要谨慎地注意这一术语所背负的方法论和意识形态承诺。同时，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我们是否可以直接借用“后工业”的术语？或者说，“后工业社会”在与“后福特主义”（阿格利塔）、“新自由主义”（乔姆斯基等）、“新帝国”（奈格里和哈特）、“信息方式”（波斯特）、“网络社会”（卡斯特）和“全球化资本主义”（阿明、齐泽克等）等概念的竞争中是否能够胜出，再现其曾经的辉煌？受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不能对每一概念术语的来龙去脉作出详尽的说明，只是力图证明：在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所具有的两大典型特征——信息技术发展和全球化——时，“后工业社会”概念在自信的同时也露怯了。

面对信息技术的发展，“后工业”理论可谓正中下怀，在1999年那份长篇前言中，贝尔专门讨论“后工业的自发特征，即信息的中心地位以及所谓的‘信息时代’”的篇幅就占了一半强。可以说，“后工业社会”概念张开双臂，拥抱“电子化、小型化、数字化、软件化”的新技术革命，并期待其“渗透社会各方面和改造全部旧关系”。此外，面对全球化趋势的展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再版前言中都进行了回应。然而，贝尔的分析主要是从三个角度入手的：一是“资本、商品、技术劳动力和技术知识的单一市场”，它们可以“通过通讯交流系统很容易地跨越界限，在全球经济内……寻找最大利益”，这可以看作是对全球经济的一个中性描述。二是贝尔也承认全球化过程中“生产初级产品的地区处境困难”，但他主要将其与材料革命和“技术替代”联系在一起，并认为“欲向后工业过渡，非洲需要政治的稳定和教育的普及”——这是多么简单而苍白的建议。三是对于全球化的“后果”的分析，贝尔主要是从民族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与“世界主义”的冲突出发的。显然，在针对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中，“后工业”理论的现象描述多于本质分析，或者说，贝尔更愿意从通讯技术发展、材料替代和文化冲突这样一些表层的东西出发，而不肯尝试对全球化过程中资本运动的内在结构进行说明。

当然，我们可以说：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后工业社会”概念的题中之义。但这恰恰提醒我们：今天，站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立场上，“后工业社会”也许曾经体现了某种美好的期许，但这一概念所背负的理论承诺及其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弱视，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并加以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