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含义

马克思自己并未使用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恩格斯也只是偶尔提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从这样一个文本事实出发，结合斯大林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反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构成了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进的重要方面。一个初步达成的理论共识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再只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而就是马克思整个哲学范式变革的理论成果。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部门”哲学，也不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一种马克思在德国古典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自觉确立的用作指导的理论方法，其核心概念就是“生产方式”。从生产方式的分析出发，历史和唯物主义获得了内在的结合。在马克思那里，对于历史过程的理解同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直接相关。同时，马克思理论探索的过程充分表明，“生产方式”并非一种僵化的教条结构，而是一种带有内在对抗张力的历史“述行”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用“历史的”来限定“唯物主义”，也不是用“唯物主义的”来限定历史观，“历史”和“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同构性的存在。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根本精神所在。

关于“历史”这个概念，哈贝马斯曾借引述科瑟勒克指出：“历史”（Geschichte）表示集体，一个人必须从整个历史视界出发对自己的位置作反思性认识；黑格尔使用这个词时已是理直气壮，其实它是一个18世纪的新造词；这个新造词（历史）适应了有关历史实践不断加速发展的新经验，以及对非共时的历史发展的共时编年的认识。

时间不再是全部历史的发生所凭靠的媒介；它获得了一种历史的质……历史不再发生在时间中，而是因为时间而发生。时间凭借自身的条件而变成了一种动态过程和历史的力量。这种经验阐述所预设的历史概念同样是新的：历史（Geschichte）的集合单数形式自1780年左右以来就开始被设想为相互关联的主客体缺席的自在自为的历史。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正是随着现代世界的兴起，人们对于自身存在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观念的出现。这种历史观念的确立又同现代社会自身的存在状态直接相关。在霍布斯鲍姆看来，18世纪的“双元革命”之后，急剧的变革成为社会的常态。“历史”观念也逐渐摆脱了与自然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循环论，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论外观。用乔治·索雷尔的话说，就是作为“得胜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线性进步史观。进入19世纪，这种内在植根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辉格党式”历史阐释在观念上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不少“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们竟然捡起了这件廉价的武器，来不及详加甄别便用来攻击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经历的巨大挫折可以归结为这种历史观念的侵蚀，特别是与线性进步观念相伴生的经济决定论的破坏性作用。沃勒斯坦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接受进步的进化模式是一个大陷阱，社会主义者只是在最近才开始有所警觉。”因此，如何认识历史，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历史，就成为当代左派话语分析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国内有学者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以确认客观历史的存在为前提，把认识活动归结于实践活动，把现实社会看作是过去历史的延伸和拓展，把实践看作是过去历史向现实社会过渡的“转换尺度”和“显示尺度”，从现实的实践出发去探讨过去的历史以及人们认识历史的过程和规律，从而为建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回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将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同他的“生产方式”概念结合在一起，以便发现马克思历史理解的科学意义。我们的观点是：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就是一条理解历史的红线。但是历史本身绝不是红线的自我编织，而是说每一个社会阶段上的“生产方式”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主导性逻辑，对于这一主导逻辑的分析可以存在多种不同的阐释路径，但要真正说明不同逻辑之间的替代和跃迁，站在现代世界兴起的理论高地上，“生产方式”是唯一科学的线索，也就是一根能将不同的珠子串起来的红线。没有这根红线，珠子仍然在那里。但只有借助这根红线，珠子才呈现为夺目的项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实的历史在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的凸显本身是同“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内在一致的。

正如“生产方式”概念有其自身的形成过程一样，马克思对“历史”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历程。简单说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解发端于克罗茨纳赫时期的“政治历史笔记”研究，并且随着经济学视域的拓展开始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中隐含的历史性维度，进而在工业资本主义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冲击下找到理解历史发展的科学方法。尽管后来在写作《资本论》和直接的历史研究中，马克思有关历史分期和历史现实的具体判断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所确立的这种方法论一般。

青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已经提到了“时间”这个哲学史上的古老范畴。但是，我们却很难将这个“时间”概念与历史关联起来。因为受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马克思只是用“时间”来描述原子的偏斜运动。如果说有“历史性”的思考，那么这个“历史”也仅仅存在于自我意识所幻化了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非历史”想象之中。关于历史理解的范式变革首先导源于现实的苦恼疑问，以及随之发生的理论视野转换。正是《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政治历史研究帮助马克思将理论关注点从哲学的自我意识沉降到它的现实基础，即私有财产。也正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逐渐认识到所有制（或财产权）同阶级、国家和法之间的内在关联。简单说来，国家和法的形式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而这一结构同所有制的发展，尤其是私有制（私有财产）的形成直接相关。特别是结合德国的现实与英法的不同，马克思已经在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感受到了历史的真实差异。迁居巴黎，标志着马克思理论探索新阶段的开始。特别是在《巴黎笔记》及其后《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的历史理解终于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就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着的物质生产活动，并且在社会现实层面上首先表现为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的演变。

当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段并不成功的理论建构对于这种历史理解的形成也具有特定的价值。1844年夏，马克思已经借助于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性分析，发现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但是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却发现了古典经济学家对私有财产“这一事实”的不加批判的接受。对此他感到愤怒，并尝试以一种“更加深刻”的哲学逻辑来“说明这些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异化劳动理论”本身确实尝试证明“私有财产”本身的历史性。但是在这种理论视域中，真实的历史却是不在场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马克思所设定的作为人类发展原初状态和最终归宿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并不具有真实的历史依据，而本身就是一个源于现实市民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历史想象，一个“在云霄中固定下来”的抽象观念。反倒是在“异化劳动”的展开环节，即私有财产的现实运动中，马克思却开始遭遇一个全新的理论问题，这就是在分工中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过程的内在差异问题，以及在需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的差异问题。

这样，“非历史”的异化劳动理论就不得不让位于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物质生产）出发进行的“历史”分析。也只有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历史才不再仅仅是“想象的”劳动异化（私有财产甚或自我意识）自我展开的过程，而就是“现实的”异化存在方式本身的转变。也就是说，并非历史内在于异化，而是异化生成于历史之中。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才真正成为可能。当然，在讨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和历史理解的关系时，不可能脱离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分析。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精神现象学》的体认和批判，更是见证了马克思历史理解的变迁。诚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他的整个哲学和神秘主义的诞生地。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用绝对精神（虽然《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仍命名为“绝对知识”）将个人（自我意识）的历史性涵盖起来，以期克服市民社会（现代性）的内在分裂。但是这样一来，劳动在黑格尔那里就仅仅成为精神自我外化的代名词，至于现实的劳动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成为了黑格尔的理论盲点。因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只不过是想象的“绝对精神”假手世间万物确证自身的过程，而绝对精神本身却成为一种非历史的永恒存在。

这种辩证方法和体系外壳之间的矛盾以及现实的历史差异，终将打碎黑格尔的美梦。马克思所发现的真实历史的保证是由“生产方式”概念所提供的。当然，这种历史性并非辉格党式的进步史观，而就是当下存在的有限性和时间性本身。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概念首先是现实存在的自我批判。这种批判不能诉诸外在的抽象想象，无论是绝对精神、自我意识还是异化劳动，必须到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去找寻。

首先需要作出区分的是：尽管我们一再强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线性的“进步史观”，但必须承认“进步”和“发展”这些范畴并非马克思直接拒斥的东西。特别是在强调“资产阶级社会”的世界历史意义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写道：

资产阶级征得自己的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运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力呢？

然而，马克思对于进步和发展的认可并不等同于他在整体的历史理解上秉持一种“线性进化”模式。恰恰相反，正是在对这种进步和发展充分尊重的基础上，马克思发现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在取得“这样大的生产力”的同时所积攒的革命性张力。也就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新的矛盾冲突的诞生。这些矛盾冲突并非一种外在理论悬设的产物，而是内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中的。在马克思那里就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对抗、剩余价值自身的边界等。因此，马克思对进步和发展的推崇并非一种线性进化论观点的重复，而是对于当下社会历史自身状态的科学分析，同时这种分析内在指向一种面向未来的变革。

回到人类历史中去，在现代世界兴起之前，对历史的理解与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呈现为一种循环复归的模式。从“革命”（revolu-tionary）这个术语的含义变革就可以看出，即便是社会的变革也被套上了复兴、回归的外衣。18世纪80年代是一个历史观变革的关键时期，所有社会经济的相关统计指数都突然快速地、几乎是直线式地上升，工业—商品经济仿佛从天而降。此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革命性变化便成为常态。进步和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的思想旗帜。然而，一旦这种革命性变化成为常态并且永恒化，进步和发展就蜕变成为经济过程中同质性的量的累积，沦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潜在同谋。其首要特点就是把抽象的生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中与之相适应的诸范畴（尤以私有财产为最）非时间化。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轻蔑地指出的：

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参看约·斯·穆勒的著作），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

显然，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这种“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幻象。真实存在的东西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与一定社会制度“联结”着的一定生产方式中的一定的物质条件。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差异本身才是历史发生的真实出发点。另一方面，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内部，同体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性冲突，而这样一种冲突本身是内生于特定生产方式之中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样如此。只不过在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理论话语中，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概念图绘中，这种矛盾是直接由“阶级对抗”这一特定范畴所负载的。

虽然“阶级对抗”或“阶级斗争”直接来源于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考，但这一事实本身却扎扎实实是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力图回避但却无法掩盖的“真实”本身。当然，在马克思收获“第二个伟大发现”之前，“阶级对抗”与“劳动价值论”之间仍或多或少展现为一种外在的理论缝合。但这并无碍于揭示这样一个理论事实：“阶级对抗”作为一个真实存在，从根本上显示了“生产方式”概念的自批判性本质。一定“生产方式”的研究同时也就是有关其自身对抗性形式的发现。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专门提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性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无需再赘述马克思早年形成阶级斗争观念的思想历程，《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提供了理解这一观念的科学基础。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是以“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开头的。后来随着人类学研究的推进，恩格斯曾加以补充和修订。但是，透过具体的文字表述，回到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论框架中去，“阶级斗争”说法上的微瑕并不能掩盖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科学光辉。

这是因为：正如“生产方式”概念所描述的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社会切面一样，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本身也不是一个静态的实证说明，而是特定“生产方式”自身运动的标识。也就是说，对阶级斗争的全面理解必须被放置于由物质生产所导致的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结构运转中来。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所谓阶级，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一定的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的物质承担者。阶级对抗所导致的矛盾冲突也就不仅局限在直接的政治层面上，还体现在深刻的经济和表层的意识形态层面上。也就是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总是包含着自身所不断产生着的矛盾和冲突，而这在《共产党宣言》看来就表现为阶级斗争。当然，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表征的不同历史情境中，具体阶级斗争形式也有所不同，或者说“生产方式”概念的内在矛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表现为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中，“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冲突展现的形式不同，阶级斗争的形式也会有所差别。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19世纪50年代之前的马克思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毕竟带有一定的布朗基主义色彩，对资产阶级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多少持有一种过分乐观的情绪。但是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和政治实践中很快就展开了反思和调整。作为其结果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制订，以及在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及其阶级对抗的新的说明。(www.xing528.com)

从字面意思来看，《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且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似乎放弃了原有的阶级对抗和斗争观点。但是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理论。这是因为，尽管从具体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层面上来看，马克思确实进行了调整和修订——考虑到恩格斯晚年最后一篇著作引发的争论，这种革命策略的调整可能更为明显——但是，就阶级对抗观念所寓意的“生产方式”概念的自批判性本质来看，这一对抗性本质在新的理论层面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这个新的理论平台就是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制定和完成，具体包括剩余价值理论的制订、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广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完成等。以之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所表征的社会历史情境的对抗性和自批判性，就不仅仅表现为直接的阶级冲突，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更为复杂地展现为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剩余价值）自身存在的边界。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本身总是力图消弭这个边界，但是却总是在新的理论层面上再现出来，如前文提到的直接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等。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所折射出来的那种隐约可见的政治经济学理解和政治实践策略之间的理论龃龉，已经为对资本本质的彻底剖析所缝合。具体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剥削和增殖中，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中得到了说明。阶级对抗与这一矛盾之间也为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实现这一理论中介所缓冲并折射。社会政治实践中直接可见的阶级斗争也逐渐为资本自身运转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所取代。显然，这并不是取消了阶级对抗在生产方式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合法性地位，而是随着生产方式理解的推进为其提供了一个更加深入的说明。

综上所述，对于自己所直面的现实存在的社会历史情境，尽管马克思的具体定位和论述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确确实实存在理论上的差异，但从根本上讲，这并非是一种修正而是一种推进，是历史唯物主义面对特定社会历史结构中的主导性逻辑理解深化的客观结果。但是，这些分析和推进从根本上说，仍然依赖于唯物史观的一般性原则。在这样一种理论架构之中，“生产方式”的自反性特质既不是源于抽象的外在伦理批判，也不是一种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自然历史过程”，它就是站在工业现代性的基础之上对作为社会历史基础的以一定方式进行的生产的把握，以及对这种生产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历史内在对抗性本质的科学揭示。

现在，我们可以回应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了。到底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用一个反讽的说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史上有一个伟大的失误。这个误解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以致马克思逝世后的讨论总是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一争论。争论的核心是是否应该将马克思的理论方法解释为一种系统化的哲学体系，特别是在传统斯大林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中，“历史唯物主义”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这种普适性的哲学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运用和操作。

经过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左派学者的争论，以及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对于这一理解模式的反思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新的理论出发点。其中，重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个重要的拓展维度。一个根本性的理论质点就是将马克思从教条主义的神坛上解放出来，回归现实的大地。传统教科书体系“神目观”式的社会历史理解不仅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而且对于马克思的理论形象本身来说，都谈不上“正能量”。当然它也不符合马克思的理论本意，当马克思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终结一切形而上学时，他说出的最为振聋发聩的话语就是：

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

任何理论都离不开产生它的特定的现实土壤，这句看似再直白不过的箴言背后隐含的是方法论上的彻底变革。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方法论的变革，对于社会历史的理解并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抽象图绘，而就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的具体认知本身。只有保持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才有可能真正触及真实的社会现实，并把握真正的历史发展趋向。在马克思那里，这是由“生产方式”概念所提供的。从“生产方式”概念出发，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并不是一种外在于当下社会现实的逻辑抽象，而就是当下现实的历史生成过程。当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的时候，已经包含着具体的历史分析路径。用当代哲学语境中常见的术语来说就是，在这种“生产”中已经包含着当下社会历史本质显现的“潜能”。只有从这个视角出发，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演进以及当下生产方式的消亡，才会成为历史的真实展开。

坦白说，这一点并不是马克思首先发现的。这层含义已经隐含在启蒙思想家（以康德为代表）对于历史的理解中，并且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顶峰。无论是《精神现象学》到《哲学全书纲要》中的“绝对精神”，还是《历史哲学》中的“世界历史”，都是以一种唯心主义的方式在勾勒这种历史理解。作为创新的或革命性的一面，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不同就在于它的自批判性。它绝不是一种历史的终结，而是包含着自身矛盾和冲突的有限性存在，并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将扬弃这种对抗的可能性置于自身历史展开着的现实之中。显然，这一点不是简单的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颠倒就能实现的，而是在全新理论地基之上所实现的整个理论范式的转变。这一点无论是对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框架中的四种所有制形式分析，还是对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说明来说，都是如此。

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人类历史的理解，目前有一种批评性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中力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出发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全程，但受到了当时历史研究水平的限制和自身仍然存在的“泛分工论”的影响。因此，马克思的分析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了。这种观点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具体的历史分析细节的差异是一回事，马克思历史分析中所折射出来的方法论变革是另一回事。抛开那些具体的观点和结论，深入到马克思本人的文本写作过程和理论本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历史中所出现的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的分析是服务于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说明，进而服务于当下私有制社会（现代“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历史过程的探索的；同时，这种历史追溯又同共产主义实现条件的说明内在结合在一起。

换言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开始，马克思的主要理论目标并不是要对所谓人类历史发展的全程给出一个抽象的描述，而是要寻找到一条理解具体历史变化的科学线索，并在此基础上追溯历史发展的过程，探索未来走向的可能。这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性分析，它所具有的并不是一种外在的线性时间观念，而是一种将过去和将来内在地连接于当下的内在历史时间观念。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精神也就是一种对于内在的历史时间的自觉意识，以及一种对于当下现实的深刻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时这样说道：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是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之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尽管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实现了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推进，这样一种内在历史时间的自觉意识同样体现在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展开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样一种内在的历史时间意识更为直接地体现在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的批判性分析过程之中。显然，只有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马克思才能真正发现作为客观抽象统治的“物化”以及这种“物化”的克服之路。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关于“生产一般”概念的批判性说明中，我们已经看到：为了正确解释“生产”这个范畴的历史和哲学的含义，首先应当把作为普遍规律的历史过程中的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同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发生的抽象力量对人的统治这样两个方面区分开来。将二者混淆起来，不仅无助于揭示马克思的方法论本质，而且会给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损害。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反思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于“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和地位，马克思自己曾这样描绘道：

如果从整体上来考察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例如产品等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要素，即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要素出现。生产过程的条件和物化本身也同样是它的要素，而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也更新他们自身。

结合前文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那种看起来“永不停息”的运动，实际上是资本再生产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资本生产的本质逻辑向“资产阶级社会”表面现象转化的产物。也就是说，“永动机”式的资本存在本身不过是一种物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构成了线性进步史观的历史基础。但在这种“永动机”的背后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对抗性本质，以及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的历史界限。只不过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典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历程中，这种“物化”的表象不仅将具体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性要素，而且将“人”本身也纳入这样一个运动的环节之中。也就是说，对于“物化”机制的打碎，和真正的历史意识的形成，不能仅仅依赖一个所谓历史主体的“人”的重新发现，而必须到物质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中去，发现结构性矛盾背后的未来历史可能性。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给出了经典的表述：

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这段话的译文是：

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不管个人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不难发现：这里指的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乎规律地把“人”归结为经济“人格”的角色。“人”的每一个这样的角色都在根本上从外面被事先规定了。每一个这样的角色的无个性的和物化的内容的逻辑，从外部事先决定了“人”的作用。“人”被剥夺了对历史进程的责任。因为人被“挤入”这个物化体系中。经济的人所服从的决定作用，被比作自然的决定作用，但这是历史地产生和历史上所具有的暂时性的虚假本性的典型情况。

也正是这样一个分析，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理论事实：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典型形态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对于历史理解的“自然”状态，是同这些社会形态中所发生的“物化”现象本身内在结合在一起的。在这样一种以“物化”现实为基础的对于历史的“似自然性”理解中，抽象的个人主体性也被转化为经济过程的一个要素，并且是一个同自然物象类似的要素。因此，人类解放的目标或实现路径，就注定无法从简单的重建某种主体性出发，这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在一个更高的逻辑平台上对自己青年时期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克服和超越。相应的，为了找到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历史道路，就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寻求这种一定的历史存在的内在对抗，以及这种对抗被掩盖或转型了的意识形态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