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再现

任何一种理论逻辑的成熟也同时表现在自身叙事方法的确立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完成中，理论的再现（Darstelung）问题也相应展现出自身的重要意义。在制订了广义剩余价值理论和再生产理论之后，为了出版《资本论》，马克思又对自己已经写下的大量经济学材料重新进行了加工整理，并最终于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此后，为了更好地叙述问题，马克思又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篇章结构，特别是第一章的表述进行了多次修改，经过德文第二版和法文版的两次重大修改，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基本样态。虽然，马克思在世时没有出版《资本论》的第二和第三卷，但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留下来的结构计划陆续将其加以整理出版。虽然对于恩格斯是否忠实地贯彻了马克思的思想，今天仍存在不小的争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相信：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资本论》三卷的结构，就是马克思自己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再现”。

正如我们在前文讨论马克思“结构计划”的调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论准备时已经提到的那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计划的调整本身反映了他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理解的深化。而在“结构计划”的调整过程中，整个著作的第一篇或者说开头部分，是十分关键的。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自身理论叙述方式的改变，而叙述方式的选择往往同对问题的理解直接相关。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第一章的内容就是有关“商品”的讨论。同样，在《资本论》中，虽然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马克思理论阐述的出发点是“商品”，因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商品”分析作为自己著作开头的原因，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叙述方式的变化情况，从中发现马克思是如何经过多年的艰苦理论探索，最终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理论叙述起点，确定在商品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财富的元素形式”之上的。

在青年马克思开始接触经济学之初，由于缺乏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理解，他只能跟着研究对象的逻辑展开自己的叙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本中工资、利润、地租并列的三栏写作，本身就是马克思按照斯密的理解展开的论述方式。以“生产方式”概念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确定之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学术与自身的理论任务直接相关，要么在批判和对话中随批判对象的逻辑而展开（如《哲学的贫困》），要么直接服务于现实的革命斗争需要（如《雇佣劳动与资本》）。即便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除了《导言》的方法论说明外，直接应对现实的经济学争论，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学分析还是从货币问题出发的。

需要注意的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著作的叙述起点，更多是在这部手稿中引发了理论阐述的一个对具体经济现象的分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中，马克思已经开始着手重新选择叙述的起点了。在“货币”章的写作中，马克思逐渐意识到“论交换价值的一篇”，或者“关于交换价值本身那一章”必须置于这一章之前，并且在“货币”章前面又加上了数字“Ⅱ”。现在看来，这一点不难理解。货币本身作为现实中实现资本作用的特殊经济范畴，同人们的日常生活关联如此密切，因而货币问题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讨论风暴的中心，但是要真正理解货币，就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中加以说明，而“价值”无疑是更为根本的一个范畴。

更进一步，由于市场经济中商品是价值的物质载体，而价值作为一种“幽灵性”的存在本身是一种神秘的“客观抽象”。在商品价值形式充分展开的基础上，劳动力商品出现之后，资本关系自然就内蕴于商品关系之中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生产基础之上的，因而“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范畴”。在1858年11月前后，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章确定为对“商品”的讨论。在筹备出版《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更是下决心“从头开始”讨论商品。

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加以概括而编成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我所以认为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确。

在确定了第一章为“商品”分析之后，马克思又接受库格曼和恩格斯的建议，为使第一章“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而专门写作了一份论述“价值形式”的附录。自《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开始，这一附录被调整进第一章的正文之中。同时，对第一章的正文架构也进行了不断的调整。

简单总结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的结构调整，并不仅仅是理论叙述上的形式变化，而是马克思研究推进和思考深化的结果。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分析的出发点，马克思这时选择的不是直接的工资、利润、地租等收入形式，也不是货币，而是价值关系运动中的商品这样一种能够满足特定的需要（使用价值）、作为交换的对象（交换价值）和抽象社会关系（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东西。然而，在马克思那里，对商品的分析并不是目的本身，相反，对价值形式的探讨架起了一座通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的逻辑桥梁。在《资本论》中，这座从“商品”（价值形式）经“货币”到“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桥梁得以最终架设完成。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的元素形式”这一判断所隐含的理论玄机。结合前文有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考察，特别是劳动价值论的出现和确立，我们可以发现：从一般的财富讨论，经过财产权问题，凸显出价值范畴的重要性，这本身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成果，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古典哲学留给马克思的宝贵理论遗产，只不过这一遗产的真正继承是以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背反为前提的。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财富”这样一个隐含了“资本”含义在自身之内的意识形态概念，就首先以商品的形式展现出来。它的存在是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在商品的这二重属性背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的二重属性：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

作为“客观抽象”的商品价值的确立，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登上历史高地的“大王旗”，但同时又是它自掘坟墓的“招魂幡”。在交换价值中抽象出客观的价值存在，离不开一般劳动这个特殊的范畴。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就如同说人类社会离开了生产实践就一刻也不能存在一样，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但是劳动创造价值并作为衡量不同商品间交换的尺度，却是一个晚近的发明。劳动价值论，在现代“市民社会”兴起之初，曾是一杆击穿封建地主骑士盛装铠甲的火绳枪；但到了马克思的时代，却成了一颗足以从内部毁灭资本本身的炸弹。炸弹的引信和火枪中的火药是同一家制造的：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功地将万物商品化的时候，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即劳动者也被卷入了其中；劳动力商品就是这根正在自我点燃的引信；正是通过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的特殊性，马克思戳穿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掩盖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虚假幻象，并且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扬弃的现实可能之路——这也是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世界历史含义。

在价值形式的讨论中，一个无法绕开的或者说必然要回应的问题就是商品拜物教。马克思已经清晰地意识到，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并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形成于生产商品的特定社会形式，即价值形式中二重化的私人劳动和抽象劳动。虽然在《资本论》第一章中，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叙述还没有展开到资本生产过程的层面，但这种价值形式本身却是以资本生产的存在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才表现为“财富的元素形式”，而资产阶级社会中现实颠倒的逻辑就是商品拜物教。正如《资本论》第三卷中曾写到的那样：

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

既然如此，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就内在地同货币和资本层面上的拜物教关联在一起。如果说商品是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那么商品拜物教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典型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异化”本质的第一层表象。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在货币中，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物化”和颠倒在第二个层级上表现出来。在资本中，这种拜物教形式达到了它的顶点。而对这种拜物教的批判性分析，必须在资本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特别是要结合剩余价值向利润、利息和地租的转化而进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货币和资本拜物教同样也可以归结为商品拜物教的展开，而三大拜物教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因为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和不发达的形式（因此它早就出现了，虽然不像今天这样是占统治地位的、从而是典型的方式），所以，它的拜物教性质显得还比较容易看穿。但是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连这种简单性的外观也消失了。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而蔑视货币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当它考察资本时，它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显吗？认为地租是由土地而不是由社会产生的重农主义幻觉，又破灭了多久呢？

如前所述，作为向货币和资本的逻辑过渡，价值形式的理解本身就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所以说，抽象形态的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同“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内在同构的关系。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分析过程，既是一种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叙事展开，同时又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运动本身。但一刻也不应忘记的是，这种抽象和简单的出现，本身是以具体和复杂的存在为前提的。

正如商品的拜物教理论的境遇所揭示的那样，商品生产中所凸现出来的这种“物化”和颠倒，仅仅在价值形式理论的层面上是不足以获得彻底的剖析的。在马克思自身的理论叙述过程中，商品价值形式背后虽然矗立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这一分析的直接立足点仍处在交换和流通的层面上。只有通过货币向资本的转化，特别是在揭露劳动力商品公平买卖的虚假表象之后，资本（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才能在马克思的讨论中自我显现。相应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说明和超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对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加工整理材料”的过程中重新发现黑格尔感到理解和认同了。当然，在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体系中，辩证法是头足倒立着的。但对于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来说，仅仅将黑格尔头足颠倒回来是远远不够的。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真正超越，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过程的展开中以理论“述行”的方式完成的。这一点将在后文中加以展开和分析。

从商品出发，经过货币上升到资本，马克思终于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论叙述奠定了一个科学的起点。同时，在这一理论叙事逻辑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过程中，已经完成并内在蕴含着研究中另外一个“相反的”过程。也就是说，从价值形式到生产方式的过渡并不纯粹是理论逻辑上的推演，而是深刻地植根于当下人类社会历史本质在现象层面上的自我布展以及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不断的思考和总结。这一点首先反映在《资本论》四卷计划的最终制定过程中。

我们已经证明：“商品”分析被确立为《资本论》叙事话语展开的起点，这内在地服务于马克思从货币到资本的分析展开过程。同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被看作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也已经内在地服务于马克思从资本生产过程到资本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展开过程。《资本论》叙事方式的确定这一事实，同马克思对资本这种特殊的“以太”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自我再现的逻辑的把握有着密切的关联。回到马克思《资本论》结构计划的调整和“论资本”这一特殊标题的确立过程，这一点便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

前文已经提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结构计划”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提出的“五篇计划”。在这部手稿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逐渐调整了自己未来著作的结构，形成了作为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原定计划的“六册计划”。从“五篇”到“六册”的最大改变在于：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部分的消失，以及第二篇的一分为三：资本、土地所有权和雇佣劳动。这是因为随着剩余价值理论的制订和拓展，马克思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抽象的生产讨论应该结合具体的生产方式进行。当然，在形成广义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再生产理论之前，“三大收入形式”是分析直接生产过程的重要依据。随着《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写作的推进，上述结构计划又得到了修正。前文多次提到，这部手稿首先是作为“六册计划”中第一册“资本”中的第三章“资本一般”来写作的。但马克思按照原初计划只写了五个笔记本，在后来命名为“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论史插入中，马克思超出了自己原定的写作计划，并放弃了起初专门论述“资本一般”的想法，打算将资本本质的剖析和具体资本竞争的说明结合起来。不算巧合的是，马克思在1862年12月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通信中第一次提出将“资本论”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

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www.xing528.com)

此外，马克思还在1863年1月确立了新的“资本论”研究的计划。在后来编者命名为“[《资本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计划草稿]”的这一手稿片段中，马克思把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分为九个部分。前六个部分同后来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几乎一致。这六个部分是：（1）导言：商品，货币；（2）货币转化为资本；（3）绝对剩余价值；（4）相对剩余价值；（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6）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关于这一计划的特点及其同《资本论》写作的关系，曼弗雷德·缪勒指出：基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分析，马克思在这里放弃了《资本一般》和《竞争》之间的严格区分；如再生产理论讨论中已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决定将“利润分为产业利润和利息。商业资本。货币资本”来阐述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该草稿计划在阐明和论证平均利润及生产价格理论的范围内论述地租，然而马克思并未放弃对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形成和发展、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作进一步研究的计划；此外，该计划草稿还涉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分析。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后来又作出决定，不再把《资本论》作为“第一册的续篇”，而是作为一部独立的著作出版。按照马克思此时的规划，《资本论》的结构为三卷四册，：第一卷包括两册，即“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和“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卷是“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卷是“第四册。理论史”。在1866年1月，马克思打算首先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两册，实际上是指前两卷）。正如马克思自己提到的那样：

我的情况（由于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工作老是被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像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

然而，1867年初，马克思再次更改了这一计划，决定第一卷只收入第一册，最终确定了《资本论》的四卷计划。这样，于1867年9月定稿出版的《资本论》德文第一版中，共包括六章和一个附录（《价值形式》）。后来根据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需要先后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法文版和德文第三、四版。这些版本的比较为我们今天深入理解《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和马克思的思想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虽然直到马克思辞世都没有实现《资本论》第二、三、四卷的出版，但是《资本论》四卷的总体结构和主体内容都已经在他的经济学手稿中完成了。借助于马克思留下的这些手稿和他的“结构计划”说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理论叙事方式。也就是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到资本的流通过程再到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总过程的逻辑展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质是“资本”，也就是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实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经过商品和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这一逻辑进程，价值形式得以自我展开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的出现和剩余价值的出现是一个同体发生的过程。而在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剩余价值，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前者可以看作资本剥削的本质性存在和剩余价值形成的最初形式，后者则可以看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生的资本剥削的形式改变，或者说“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形成。相对剩余价值的确立经过了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等不同的历史阶段，推动了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转变。在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资本积累这个概念也就合乎逻辑地出现了。由于资本积累是通过流通过程中的资本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的，所以资本积累也是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向资本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过渡的直接起点。

与全面理解这一理论过渡相关的，是一篇在《资本论》出版计划调整中“消失”了的文献。也是今天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一篇文献，即原本第一卷第一册中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但在马克思1867年初决定第一卷只收入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时，这篇文献被替换为一个简短的结论。纵观《资本论》四卷，我们今天越发可以发现这篇文献的重要意义：既是第一册的总结，同时又是向《资本论》第二卷，甚至是第三卷的理论过渡。

在《资本论》第一卷逻辑展开的基础上，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结构是这样的。最先是对资本流通过程的本质和一般的分析，证明资本流通过程从总体上是一个从货币资本转变为生产资本，再转变为商品资本，再到最后回到货币资本的过程。紧接着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的周转，研究了个别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完成形态的变化和循环，专门考察了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具体划分以及它们的量的规定。这也是一个从本质上升到现象层面的分析。最后，马克思探讨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不仅是把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统一起来，而且也是把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统一起来，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总体上加以考察。这也就为第三卷中有关“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总过程”分析提供了逻辑入口。

如上所述，《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是对“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的考察。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本质上升到社会现象形态的最后一步。马克思首先说明了剩余价值向利润以及同时发生的剩余价值率向利润率的转化。接下来在竞争双重作用说明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生产价格”这个概念说明利润向平均利润的转化。进而在“平均利润”的基础上，具体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未经反思而直接使用的那些漂浮在资产阶级社会表面的经济范畴。具体而言：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的收入，超额利润又转化为地租。这样，以“三位一体的公式”表现出来的“斯密教条”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在秘密和对抗性矛盾也最终大白于天下。

综上所述，从商品和货币开始，经过资本的生产过程，到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再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野中诸范畴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上升过程。这个过程也同时是资本本质向着现象层面的再现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线索。这一科学的理论叙事方式的确立本身既离不开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本身的发展，客观历史的抽象在现实层面上真实的发生；更离不开马克思自身研究的推进。也就是说，只有马克思在充分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在社会现象层面上的再现方式的时候，才能真正以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理论路径将其叙述出来。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著作，而是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所阐发的哲学思考、社会理论和历史哲学，是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批判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在统一。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叙事展开，具体经济学范畴的逻辑关联中深刻地蕴含着对于现实社会形态组织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总体理解。

关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孙伯教授曾经指出：

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不仅是把唯物史观应用于经济学研究的过程，而且是在经济学研究中进一步证实和发展唯物史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唯物史观不仅显示出自己巨大的方法论功能，而且进一步显示了自己的科学批判本质，使自己科学化、系统化了。

有趣的是，在马克思开始直接的《资本论》创作150年之后，《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成为今天学术研究中一个新的问题焦点。客观说来，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的确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澄清之处。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对《资本论》研究历史和逻辑的回顾说明，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形成和发展的自觉反思。同时，面向问题的回顾与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对全面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提供新的视角和资源。

对于《资本论》研究来说，首先必须回应的一个问题是：《资本论》研究到底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课题还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基于近年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一种既有的观点获得了越来越清晰的界定和越来越丰富的内容。回到《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的理论探索中去，马克思所面对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既要同19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经济学”（economics）相区分，又不能简单等同于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一般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理解。如前文所述，笔者倾向于回到斯密自己将“政治经济学”界定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思想史语境中去，使用“资产阶级社会理论”或“市民社会的理论再现”这样的表述，来界定马克思所直面并着力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或“古典政治经济学”。

这样，《资本论》或者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就是马克思自1844年以来长期理论探索的一项总结，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科学说明和批判分析。这样一种批判性的科学分析，本身是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也就是从物质生产方式分析出发的唯物史观为研究前提和指导的。同时，在叙述方法上又采取了一种“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如果说马克思主要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重新发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那么，我们不妨就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表征《资本论》中的哲学方法本身。相应的，这一“批判”就不仅仅是针对今天理解的学科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同样针对思想史上存在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德国古典哲学”。而马克思思想历程中发生的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演进，就不仅仅是问题视域的转变，而且是与新视域的开启同体发生的问题结构的转化。现在，第二个问题是：在这样一种转化了的问题结构中，该如何清晰地界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或者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进而回应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庸人们”的挑战呢？

用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话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头足倒置”的辩证法，或者说“辩证法的合理形态”。这里自然就延伸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如何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是唯物和唯心的不同，还是方法和体系的差别，抑或其他？作为一个简单的回答，我们认为：在《资本论》中，以“辩证法”为典型的范畴术语，并不是一种“非历史的抽象存在物”，必须在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经济学和哲学的学科分化与流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资本论》研究的逻辑演进中不断得到重新的界定。

在19世纪晚期的“第一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庸人们”看来，《资本论》就是前实证主义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残余。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资本论》才是科学，只不过这种科学具有同黑格尔相类似，但却从“观念转移到现实”中的辩证属性，因而根本上不同于新康德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庸俗“形而上学”。在20世纪的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看来，《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一方面异质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研究，另一方面也同与“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相对立的“联系、发展、全面”的辩证法理解有着根本区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性危机的“和解”、资本内在“对抗”性存在的揭示、“价值形式”中从现象到本质的显现，构成了当代西方激进话语中《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主要路向。其中，“价值形式”分析更是日益凸显为一个问题焦点。

固然如前文所谈到的那样，对于商品中“价值形式”的分析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逻辑起点，但是结合自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物化”批判的得失，以及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物象化”和“物化”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价值形式”的抽象强调，十分容易导致一种理论上的“双重误读”。一方面将“价值形式”看作是一种抽象的非历史的存在，甚至于将马克思所谓的“简单商品生产”直接还原为某种现实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非反思性地将马克思青年时期围绕“劳动”、“实践”和“生产”等范畴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准确地说是这些探索中所形成的某一方面的观点，直接套用到有关“生产方式”分析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重新引入的“劳动”范畴上，形成某种具有隐性人本主义倾向的解释框架。这样一来，《资本论》中所实现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在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层面上显现出来的诸多经济范畴的社会历史维度，难免在这一理论聚焦下被弱化或忽视。

套用吉登斯的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结构化”组织形式。这一组织形式本身并非可以为一种实证的经验考察所直观，它既是现代社会中“个人”行动的前提，但同时以“个人”对它的无意识为前提。这样一种“客观抽象”的统治，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源于物质生产的变迁，在这种特定的经济基础上，却又产生了竖立其上的法、国家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作为其遮蔽。如果说“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太过外在，那么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骨骼和血肉”可能更为恰切。在这样一种“骨骼和血肉”的联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作为包含内在对抗关系的历史性存在的总体架构，而“价值形式”则是这一有机体本身“历史性”存在的理论“症候”（借用拉康的术语来说）。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三个问题。

在这一理论框架中，由“价值形式”分析所推导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中获得全面理解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便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效理论武器，也是关于《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理解的第四个问题。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劳动价值论本身是同剩余价值理论内在同一的。也就是说，对劳动价值论的坚持和发展，本身是同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和剥削的内在本质的说明结合在一起的。根据米克的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成功地掩盖了剩余价值的存在，或者说将剩余价值的源泉偷偷塞进了含混、暧昧而又多义的“劳动”概念之中。当然，这一“偷梁换柱”的理论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将这样一种“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这种内在的困境就会在相关的理论范畴上展现出来，体现为理论逻辑的自我否定和理论体系的自我解体。李嘉图体系的解体，可以说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自身矛盾充分展开的结果。

可以说，“劳动价值论”的二律背反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二律背反，“剩余价值论”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对抗性、历史性存在的理论“症候”。当然，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中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制订本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思辨的结果，而是基于现实资产阶级经济社会资料的考察，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分析，对相关范畴所进行的重新“连接”（借用阿尔都塞的话说）。在此过程中，“劳动”、“价值”、“货币”等一系列范畴，也首先因为这一“剩余”的逻辑而获得了真实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在以揭示“剩余价值”为主旨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资本”的内在对抗性、历史性本质的揭示首先表现为“价值形式”分析中的辩证特征。但这样一种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不仅仅体现在“价值形式”之上，而且贯穿于“生产方式”之中。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且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哲学”的“批判”；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推进，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指导下所实现的自身理论的科学化、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