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完成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直接创作《资本论》的第二个手稿，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手稿。这不仅是因为在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已经初步奠定了后来《资本论》四卷的基本构架，更是因为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在多个问题上进一步推进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具体包括在机器大工业研究基础上所进行的“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探讨、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广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制订等。如前所述，“资本一般”概念的放弃，以及《资本论》结构计划的最终制订，也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理论完成的文本标志。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最初是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资本一般”的研究而进行的。一开始，马克思主要依照的是此前拟定的计划。但是，在写作“资本和利润”这一章时，马克思作了一个超出原定计划的插入，即论述“剩余价值理论”的部分。而在有关“商业资本”的分析之后，马克思又重新讨论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和实质从属问题。正是在此过程中，有关工业竞争和资本再生产的分析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达到了新的理论水平。作为一个文本上的标识，就是马克思放弃了“资本一般”的写作计划，转而讨论“资本”本身，并且直接提出了“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说法。

紧接着《政治经济学批判》“货币”章的讨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货币怎样并且在什么条件下转化为资本。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区分了简单商品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简单商品流通W-G-W中，货币在它的所有形式上始终只是流通的结果。在G-W-G这一形式中，货币既是流通的起点，又是流通的结果，所以，交换价值不像在第一种流通形式中那样只是商品流通的转瞬即逝的形式……而是流通的目的、内容和活的灵魂。

如前所述，由于马克思已经借助于劳动二重性理论发现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发现了作为价值规定的抽象劳动同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之间的区分。但在货币流通的形式上，却可以将这种剥削掩盖起来，表现为货币自身的运动。虽然这一过程在市场交换中表现为平等和公正的，但这是以忽视一个特殊商品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个特殊的商品就是劳动力（能力）商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重点分析了劳动力（能力）商品的特殊性和工人的工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

工人在流通范围内，在市场上提供出售的商品，即他不得不出售的商品，是他自己的劳动能力，它与其他别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都等于它所包含的从而再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且……是由为了生产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需要的劳动时间来精确衡量的。

这种观点，乍一看与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所持的观点并无二致。但需要注意的是，他在这里已经借助于50年代的理论反思和《伦敦笔记》研究克服了曾经在欧洲工人运动中产生广泛影响的“最低工资理论”和“铁的工资规律”。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揭示了劳动力（能力）商品的价值规定中所存在的历史因素和道德因素，认为决定劳动能力的价值“不是纯粹的自然需要”，是“在一定的文明状况下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自然需要”；因为“工人作为工人而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状况下当然是不同的”。

因为工资问题本身直接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的生活和生产状况，所以与劳动力（能力）价值问题的研究相关，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结合机器大工业的研究，进而完善了他自己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已经初步提出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区分问题。而这一区分本身又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趋势内在相关。

在马克思看来，绝对剩余价值是在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都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而当工人的劳动时间，即“工作日”达到一定的长度时，确立相对剩余价值的历史趋势就会表现出来。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便已存在，但实际上只有工业革命才真正促进了这种生产的发生。相应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以及科学的应用。只是随着机器的广泛应用，资本才不仅在形式上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自身，而且改变了这个过程，赋予生产方式本身以新的形式，从而第一次创造出它所特有的生产方式——“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直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第一次中断，即写作“剩余价值理论”部分之前，马克思所持有的剩余价值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资本关系下的直接生产过程分析。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本质同它在现实社会形态中外部表现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尚没有给出完整的说明。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的理论命题。这一探索，是在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广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制订中完成的。

根据维戈茨基的考察，马克思在1862年春写作关于机器一章时，认为有必要对剩余价值理论作进一步的研究，转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进行了详尽的批判性分析。后来，马克思把这部分手稿定名为“剩余价值理论”，并且将其作为结束“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一章的历史插入。《剩余价值理论》这一部分成为了后来《资本论》第四卷的唯一手稿。可以确信的是，马克思在这一写作过程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进展。正如他在1877年11月致齐格蒙特·肖特的信中曾这样说道：

实际上，我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的）。

结合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写作过程中所发生的理论转变，这一自我评价不难理解：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弄清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资产阶级社会中具体经济范畴之间的理论关系。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绝对地租理论、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也正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认识到无法将作为本质的资本生产过程同竞争基础上存在的资本的实际运动分割开来，故而放弃了自己先前围绕“资本一般”制定的结构计划，并于1863年1月拟定了新的计划草稿，并准备以“资本论”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完成的过程中，对于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研究是一个必要的理论起点。当然，资本再生产过程又不仅仅是一个停留在抽象理论层面的东西，这一过程必须在剩余价值向地租、利润和利息的转化过程中才能得到完备的说明。这也就是下一节中将要专门讨论的“转型问题”。我们这里首先集中讨论“再生产”问题。实际上，“再生产”并不是《资本论》创作中才提出来的一个新问题。早在马克思提出“生产方式”概念之初，就已经在和“生产”同构的意义上论述了“再生产”: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

对于资本“再生产”问题更为密切的关注，是从19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的。在著名的《反思》手稿中，对危机周期的分析第一次彰显了资产阶级生产再生产过程的重要性。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斯密关于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和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区分。基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分析，马克思已经科学地指出：

所有危机事实上证明，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总是超出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为它所设定的界限。……生产过剩不只归因于生产的不合比例，而且也归因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www.xing528.com)

但这种观点仍然只是一种方法论层面上的说明，只有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形成剩余价值理论之后，马克思才有可能对资本再生产过程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可以看作是这一问题的真正展开。在这部分的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也就是再生产过程，而对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考察本身同对“斯密教条”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它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我们必须在叙述完成了的资本——资本和利润——之前叙述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因为我们不仅要叙述资本如何进行生产，而且要叙述资本如何被生产出来。但是，实际运动——这里说的是以发达的、从自己开始并以自己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实际运动——是从现有资本出发的。因此，对于再生产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萌芽，在论述再生产的这一部分只能作不充分的论述，需要在《资本和利润》一章中加以补充。

同时，《剩余价值理论》的大致写作过程也印证了这一判断：第一阶段，1862年4月之前，批判“斯密教条”，阐述再生产理论以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第二阶段，1862年8月前，在同洛贝尔图斯的争论中研究地租问题，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绝对地租理论；第三阶段，1862年9月，在批判李嘉图积累理论的过程中制定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经济危机理论；最后，是1863年上半年所撰写的一些作为补充的批判性评注。

在马克思看来，斯密把年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部分，从而把资本特别是不变资本要素从社会产品中排除掉了。而这种错误的发生是“建立在他的基本观点的另一个错误之上：他没有区分劳动本身的二重性”。具体说来，生产商品的劳动本身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劳动，它转移生产中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它创造新的价值。这样，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应包括：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包括利润、利息和地租）。但是因为斯密没有区分劳动的二重属性，只能按照社会现象层面上的收入分配，以倒因为果的方式来理解价值的构成，也就不知不觉把“资本和土地也创造价值，并应当分享价值产品”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塞进了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中来。

必须说明的是：“斯密教条”的形成，除了是因为斯密在根本上缺乏对劳动二重性的区分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缺乏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清晰认识，无法理解社会资本总体运动中的不变资本的补偿与经过流通和交换的总产品实现两个不同的环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必须解决剩余价值向利润、利息和地租的转型问题，也就是制订广义剩余价值理论。而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研究深化和拓展的必要前提。

在“斯密教条”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再生产问题本身涉及现实经济过程中不同资本相互之间的运动，特别是利润、地租等具体的经济范畴。在《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与利润》这两部分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逐步制订了自己的平均利润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从而完成了对于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的具体形式的分析，实现了从狭义剩余价值理论向广义剩余价值理论的拓展。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指出，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调节。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借助于“平均利润率”这一范畴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向利润、利息和地租的“转型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平均利润率是由于不同资本之间的竞争形成的。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竞争：第一种是发生在特定的生产过程内部并且确定某一种商品的市场价值，即确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竞争；第二种则是发生在生产的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其结果是一般或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以及市场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竞争具有上述双重作用。在这双重作用下，不同资本之间的运动就会发生价格的“两种平均化运动”，形成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这两个社会现实层面上的范畴。

需要注意的是，在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些文献中，对于竞争的作用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强调。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分工和竞争，最终将导致社会两大阶级的分化，以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但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于竞争的分析要更加细致而深入，并且推进到了不同资本之间的相互运动层面上，被用来说明作为资本生产之本质的剩余价值向其现象层面的转型。就竞争问题上理解的差别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理解的深化。也正是借助于竞争二重作用、平均利润率、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等不同范畴，马克思才能在剩余价值的具体转化形式中进一步说明地租、利息以及商业利润，进而克服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不能理解这些问题而产生的自身理论逻辑上的“疑难杂症”。

具体说来，马克思首先遭遇的问题是在同洛贝尔图斯的争论中所涉及的“绝对地租理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不存在“绝对地租”的概念，有的只是“级差地租理论”，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坚持了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但是无法说明农业生产中所获得的那部分超额剩余价值。正是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才真正意识到，地租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的关系中进行考察。也就是说，绝对地租的出现从根本上反映了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形态中，农业生产已经被裹挟到了以机器大工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来的历史现实。绝对地租，包括一切形式的地租，不过是在资本关系条件下进行的农业生产中，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土地所有者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罢了。更为深刻的是，绝对地租并非来源于农业生产，而是由于农业生产的生产率低于工业生产率所形成的。

除了地租问题外，马克思还第一次考察了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商业利润和利息，并详细分析了商业和信贷资本问题。基于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马克思证明：商业和信贷资本只是生产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其作用机制需要在商品周转中得到说明。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中通行的用商品买卖来解释商业利润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彻底说明了商业利润和利息的来源。商业和信贷资本并不直接生产价值，但是它们可以通过缩短流通时间协助生产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并且依托平均利润率参与资本总利润的分配。在“生息资本”那里，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虚假形式达到了顶峰。也就是说，借助于货币，私有财产成为资本的直接代表；货币成为了作为金融资本收入的利息的源泉；相应的，工资和地租则作为其他两种收入的基本形式而获得了独立的存在。反过来，资本生产过程的这些结果，即利息、利润、收入的各种形式却逐渐表现为它的条件。这也是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中，通过生产的基本条件以及三大收入来源来划分社会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工业资本家和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为根本的理论基础。

如前所说，也正是在广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积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和危机理论。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写作的最后阶段，特别是“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这一部分里，马克思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这个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得到集中阐述的问题，不仅涉及对资本积累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形式的”阐述，而且还内在包含“积累”的另外一重更深刻的含义，即使得资本以及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关系确立并不断更新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一旦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那么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等价交换就成为一个像在流通中发生的过程，具有了纯粹的“形式”。个人对他自己产品的所有权悄然转变为对他人劳动及其劳动成果的所有权。在这个过程中，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而资本主义的占有关系也就被不断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分析本身包含着一个特殊的理论层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从工人、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等不同角度来看，问题是这样的：

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

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

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生产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自身的直接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就成功地把自身的剥削和历史性本质掩盖起来。资本仿佛真的成为了一种自然的存在，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层面上的经济运动不过是资本这种社会关系自我展开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沦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人格化”的物质承担者，资本本身也仿佛变成了一种客观的物性存在。作为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也最终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