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确立与发展

追溯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制定和拓展本身是同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生活本身的分析直接相关的。结合马克思的文本本身，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的出现和大量使用，可以印证这样一个判断：马克思自身的理论方法同他对现代社会结构和理论规律的分析共同获得了新的发展。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个新的发展就是“第二个伟大发现”。换句话说就是，马克思制定并运用剩余价值理论来说明资本剥削的本质及其在“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的现象再现。可以说，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转变，更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在1847年《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已经表述过的观点，资本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

按照马克思自己的提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剖析主要是在《资本论》中完成的。那么《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构成了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文本依据。其中，所谓马克思直接创作《资本论》的第一草稿就是著名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又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尽管二者存在细微差别）。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的征兆，为了“给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反思和《伦敦笔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加紧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并打算把观点整理出来。在正式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主体内容之前，马克思除了对当时流行的“庸俗”经济学巴师夏和凯利进行批判性说明外，还专门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做了说明，留下了《导言》这样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尽管后来马克思认为“预先说出即将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因而未将这部手稿发表，但这篇文献对于我们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以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为我们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提供了重要依据。

结合前文所讨论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问题远比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或“两个马克思”问题更为深刻且复杂。更准确地说，这对范畴的关系问题还涉及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列宁那里，“两个伟大发现”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共产党宣言》中的“理论假设”与《资本论》中的“科学验证”的关系问题。在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表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与《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问题。甚至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说只是到了《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才标志着生产方式概念的完成呢？或者说，如何在生产方式概念自身的理解中说明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导言》的分析尽管没有直接提出“剩余价值”的说法，但在方法论上却具有重要的启发和铺垫意义。

回到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即历史唯物主义确立过程，也就是马克思对作为现代“市民社会”自我想象的诸种意识形态，即私有财产观念、劳动价值论、自我意识哲学等的批判性分析中去，我们已经证明：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本身是一个对于现代社会组织结构和运转规律的科学说明，而从“生产”出发，既不是一种自然法意义上的研究路径，也非一种“隐性”的人本主义话语，而是一种科学研究路径的建构。也就是说，从“生产”出发，也就同体意味着从一定的“生产方式”出发，这本来就是现代“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高度发达基础上所获得的一种自我反思性理解。因此，作为生产方式概念推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前面加了一个表示历史阶段的限定语，而是“生产方式”研究理论框架自我展开、完善的理论标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看作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分析框架。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本身是一种理论的推进，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溢出“生产方式”的边界。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即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是一个完结了的理论体系，它本身包含着开放性的理论维度。——这一点将在下文中专门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张一兵教授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良苦用心和内在焦虑了。

站在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进的理论关节点上，我们将会看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就不仅仅是对将要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说明和预告，同时更是马克思对自己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当然，在新的概括和总结中也就同时包含着对于“将要证明的结论”的说明。就《导言》来说，马克思通篇只谈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生产”（或者说“生产方式”）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概念。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提出的重要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并对两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最具迷惑性的范畴，即“个人”和“劳动”进行了批判性的说明。

马克思在《导言》甫一开篇就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但仅仅强调“物质生产”，并不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恰恰体现在接下来马克思对两种流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之中。首先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存在，或者说私有财产的自然状态，抑或资本剥削的自然存在。针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普遍泛滥的“鲁滨逊式的个人”观念，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

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

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引者注）

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

其次就是有关“生产一般”的理解。我们知道，以“生产一般”或“生产”开头，是以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著作惯常的做法。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总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生产“总是指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为了说明研究的本题“现代资产阶级生产”,“生产一般”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

但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理解这种“生产一般”就必须注意到：

对生产一般使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

也就是说，从“生产”出发只是一条科学的研究路径，而绝非全部问题的解决。“生产”总是依赖于一定的“生产方式”的，“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差异和变迁就构成了历史真实的运动。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

总之：一切生产阶段上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紧接着，马克思从经济学家常拿来与生产并列的几个范畴——分配、交换、消费——同生产的关系出发，具体展开了这种分析。证明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本身就是内在关联在一起的。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

这已经构成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批判，但同时包含着他对自身研究方法的说明和研究计划的制定。换言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所选择的出发点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所形成的客观历史抽象——劳动范畴的批判性说明：

劳动似乎是一个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生产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

也就是说，“劳动”范畴之所以成为一个简单的抽象范畴，恰恰根源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育所由以为基础的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生产组织。这也印证了我们之前给出的判断：劳动和生产显现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是基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同时，在这种最发达的生产组织中，也已经包含着人类历史展开的科学理解。用马克思的话说：

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

在马克思这里，这种“自我批判”显然不是什么神秘主义的说法，而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展开。这一矛盾在现实中已经现实地展开了，但是只有当彻底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秘密时才能将其描述或“述行”出来。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将资本主义生产所凸现出来的原则彻底贯彻下去，才能在理论逻辑的展开中真正发现自身的悖谬，人类历史未来的可能性也才能够获得科学的奠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方面应该重视马克思的判断，“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但另一方面更应该看到，这把钥匙之所以有效，从根本上还是在于“人体”的解剖也已成为可能！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表明：生产方式概念是内在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只不过后者是对前者确立过程中所依托的另外一个概念即“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推进和完善，因而也是对生产方式概念的进一步细化。(www.xing528.com)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畴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是一个晚生品，这个术语的大量使用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的第一和第二手稿中。到了《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成为了核心范畴。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标志着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内在本质及其表现形式的深入理解，对资本剥削的秘密及其意识形态表象的科学说明。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在制定“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迈出的。正如既有研究成果已经准确指出的那样：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马克思所取得的主要理论成就是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再生产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分析方法的确立等。这些成果的取得，本身是同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和完善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这也就解释了前文所专门提到的，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指认：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所标志的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所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理论框架中，虽然已经为“剩余价值”的发现“预留”了理论上的空间，但是在具体分析中，马克思仍无法真正说明剩余价值的形成机制，只是抽象地认为，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被白白消耗了，工人之所以必须以这种不平等的方式与资本家进行交换，全赖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所导致的不平等。剩余价值理论的制定只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才真正完成。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中得到科学说明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及其手稿并不是要否定《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方式”的科学范式，而是在“生产方式”分析的框架中进一步探寻当下社会结构的秘密及其作用机制。马克思思想的探索历程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在《伦敦笔记》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收获了“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中解释资本增殖的秘密，以及这一秘密的表现方式。也就是资本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

具体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是在从“货币”到“资本”的分析中，制订剩余价值理论的。换句话说，马克思此时开始从一般的交换层面深入到直接的生产过程中去探索剩余价值生产的特殊机制。与之相关的，是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学说的确定和一种特殊的“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商品的发现。

作为《伦敦笔记》研究的拓展和现实理论斗争需要的产物，《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主体部分的开头，仍然是直接围绕货币问题展开的。以《伦敦笔记》中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为基础，特别是有关货币数量论和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反思，马克思在“货币”章中，不仅仅将研究限于货币范畴本身，而是将自己的理论视野进一步推广到价值范畴，以及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商品”上。

也正是关于“商品”的分析，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二重性观点提供了基础。所谓劳动的二重性，就是劳动主体同劳动对象之间的直接劳动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通过市场交换确立的抽象劳动之间的差别。同时，由于劳动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直接地是私人劳动，而它的社会性质必须在市场上表现出来，这就导致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外部运动形式就是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商品价值在一种特殊的商品，即货币上获得了独立的存在。也正是对于“货币”的分析，为剩余价值的发现，即“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前提。马克思看到，在私有财产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发达形式必然是以货币转化为资本为前提的。这是因为，商品生产和交换价值的发展趋势必导致对自己劳动产品的私人所有权也就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而这样一来，劳动=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动。

如果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大家熟悉的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的“物化”（物象化），即“人”与“人”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但是基于商品中劳动二重性的分析，马克思已经明确认识到：资本是一种与现代性分工特别是机器大工业生产内在结合在一起的生产关系，因而“在纯粹流通中进行的交换价值的简单运动，决不能实现资本”。换句话说，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剖析才能揭示资本剥削的本质和秘密。同时必须看到：这一分析只有在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理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其核心是“劳动（能）力商品”这一特殊概念的确立。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中，区分了两个性质不同的过程：一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交换的结果是资本家换来了生产“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增殖”；二是资本关系下的劳动过程本身，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保存和增殖得以实现。在第一个过程中，也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一方（资本）首先作为交换价值同另一方相对立而另一方（劳动）首先作为使用价值同资本相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迈出了关键一步。正是借助于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商品的说明，使马克思摆脱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劳动商品”和“出卖劳动”的一般的公式，进而提出了“劳动力（能力）”商品的说法。

而工人要向资本提供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工人要向他人提供的使用价值，并不是物化在产品中的，它根本不存在于工人之外，因此不是现实地存在，而只是在可能性上，作为工人的能力存在。

正是通过劳动和资本之间交换的第一个过程，资本家获得了对工人活动即他的劳动的支配权。在此基础上，进入第二个过程，即资本关系前提下的劳动过程之中，由于作为非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工人无法拥有他自己劳动的产品，以及他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资本便实现了自身的保存和增殖。此外，由工人创造而属于资本家所有的价值中存在一定的、事先决定的一部分，即资本家必须以工资形式垫付给工人，用以支付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所获得的价值扣除所垫付的劳动力价值，就表现为一个剩余。换言之，这个剩余价值就是由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直接进行的“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力（能力）价值之间的差额。

结合生产方式概念讨论所引发的有关个人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辩证关系的考察，我们有理由强调：这样一种所谓的“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商品的发现，首先不是一个字面意义上在“劳动”后面加上“力”的简单过程，而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结构深入剖析的逻辑结果。其次，正如阿尔都塞所说，“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商品概念的提出，本身是一个结构性范式转换的结果。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所形成的只是“劳动”商品，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症候阅读”的产物。再者，更进一步，“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商品的得出，以及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承认，本身是以对剩余价值的说明为前提和指向的，这样一个概念的发现，本身是以现代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运动的结构性矛盾的展现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能力）”商品就注定无法在任何形式的抽象人本主义语境中得到完整的理解。毋宁说，所谓的人本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展开过程中的一种意识形态想象而已。同样，对于资本的批判也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从“人”的能力或“人的关系”颠倒为“物”或“他人”的统治来完成，而必须在生产方式的物质运动中得到科学的说明。

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资本的本质就是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实现。剩余价值毫无疑问是由工人劳动所制造的，但这种劳动的创造是在资本关系下才得以完成的，同时因为劳动力（能力）商品的存在又使得这种“无偿占有”在交换层面上获得了平等的外观。反过来说，剩余价值本身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必然结果，也是同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谈论的劳动价值论内在一致的。只不过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这种剩余的产生不是按照自身的逻辑一贯性归因于劳动，而是将其归功于资本、土地等具有自然物性外观的存在，并将资本利润的存在看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演进历程中，也曾将其看作是上帝的赐予、自然（土地）的产物等。因此，我们可以说：剩余价值和价值规律都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产物。资本关系根源于特定生产方式发展阶段上现代私有财产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在资本关系中获得了全面的规定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面对的社会历史存在，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说，这种生产方式的本质秘密在于作为社会关系而非仅仅是物质财富的资本本身的保存和自我再生。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直接的生产过程中所实现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矛盾对抗的根本出发点。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虽然马克思还没有最终说明资本的逻辑是如何在社会形态的各个层面上将自己再现出来的，但他已经明确地意识到：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推进不仅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而且直接体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计划”的调整。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结构计划”的调整本身构成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不断推进的直接理论坐标。从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始到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马克思的“结构计划”曾经经历过多次调整。在通向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资本论》四卷（或三卷四册），即“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结构计划”道路上，最先发生的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写作过程中从“五篇计划”到“六册计划”的转变。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完成了自己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批判和自身方法的说明后，第一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计划。根据马克思自己的概括：（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劳动或生产一般，（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是为著名的“五篇计划”。这一计划具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五篇计划”的设计直接受到19世纪50年代《伦敦笔记》研究的影响，着重讨论现代“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和危机的根源四个问题。开头部分首先对一般的抽象规定即劳动或生产一般的探讨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这四个问题。第二，在“五篇”中，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作为一个专门的部分来加以探讨。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仍在制订之中，或者说此时尚没有形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完整理解。

这一情况很快在马克思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提出的“六册计划”中得到了改变。具体说来，“五篇计划”在“货币”章的末尾几乎以同一形式得到了重述。但是，在完成“货币”章之后不久，马克思在他1858年2月22日致拉萨尔的通信中又提出了自己新的六册分篇计划。这一计划构想还见于他在同年4月2日致恩格斯、次年2月1日致魏德迈的通信中。结合前文分析可以认为，正是借助于对作为“以太”的资本的分析，马克思建构了新的“六册计划”。这六册分别是：1.资本，2.土地所有权，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与危机。其中，第一册“资本”又可以分为：1.资本一般，2.竞争，3.信用制度，4.股份资本。更进一步，第一册“资本”的第一部分“资本一般”又分为：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利润和利息。

众所周知，这个“六册计划”也就是1859年马克思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所依据的结构计划。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主要内容，除了著名的《序言》外，只包括“商品”和“货币”两章。第一册原本计划中的“资本”章实际上并未完成，只是留下了一个“资本章计划草稿”。这也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写作的直接缘起。

“商品”和“货币”这两章在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两个基本问题的讨论中隐含着的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幻想的破除，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过程的分析。这一理论特征尤其直接表现在第一章“商品”标题的制定上。此前，马克思遵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李嘉图的理论传统，把价值作为研究的关键范畴，并将其看作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但是到了1858年11月，马克思开始决定把论述价值的第一章标题改为“商品”。这就表明：马克思已经打算在商品这一作为买卖的对象和作为交换关系的物质承担者那里，去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性质，进而为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其他范畴创立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劳动或生产一般”部分的消失是一个有趣的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马克思在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过程中，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资本的生产方式”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形态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就不必再专门留有一个“抽象”的说明，而只需要在特定生产方式的运动和展开，也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环节中去说明“资本”这种特定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及其外部表现。“商品”作为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抽象”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著作的开篇部分。与这样一种著作开篇部分的结构调整相类似的是，在马克思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过程中，“六册计划”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演变为马克思为《资本论》所直接制定的“三卷四册”或“四卷计划”。与之直接相关的，是“六册计划”第一分册“资本一般”概念的消失。简言之，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特别是作为插入部分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中，马克思逐渐意识到“资本一般”的讨论必须结合具体资本的运动来展开，而没有必要专门探讨“资本一般”。这一过程也是在“再生产理论”和“广义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理解的具体化。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专门展开。

概而言之，尽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触及了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但是这一理解尚未得到完整的说明。事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理解的推进，对于再生产的分析同广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制订密切相关。或者说，“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制订本身同剩余价值向利润、利息和地租的转型密切相关。只有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表现才能够得到科学的说明。无论如何，《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这个链环是由剩余价值理论所铸成的。而剩余价值理论本身又标志着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论推进。

回顾现代社会的兴起及其思想史逻辑，剩余价值理论从根本上就是劳动价值理论的展开和真正完成。用劳动来衡量价值，本身就是现代市民社会发育的历史产物。同时根据米克的考证，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劳动价值论的确立本身又是同资本生产（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就是“财富积累”）成为一种现实常态而结合在一起的。具体到劳动价值论的语境中，具体的劳动主体被卷入商品价值的形成过程中来，与此同时，劳动力（能力）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成为现实的存在物。而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在受资本推动的直接生产过程中能够创造超出自身价值的价值。换言之，劳动力（能力）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也是在资本生产关系中被显现出来的。这样，资本本身的秘密便得到了说明，资本的存在同时也就是剩余价值的存在，剩余价值的边界反过来同时也就是资本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