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及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

19世纪50年代的十年，是马克思一生中最为艰苦的十年。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生活中马克思因为投身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而丧失了主要的生活来源，客居伦敦的生活不仅给他的家庭带来了丧子的悲痛，也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在理论探究中，马克思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现实与1848年革命之前他所制订的很多理论规划相比，已经产生了重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不得不忍受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磨难，退回书斋，认真“反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既有观点，为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提供科学的指南而努力探索。

概而言之，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可以简述如下：面对“物质利益的难题”，在“理性主义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争论中发现“私有财产”这一现代社会“异化”的本质和基础，尝试使用“异化劳动”批判私有财产，但在其过程中开始理论上的自我反思，进一步借助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成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了以“生产方式”概念为核心的新的理论分析范式，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较之以往一切作为现代社会兴起的理论再现的学说，从“生产方式”分析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征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被第一次确立为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客观基础。从物质生产出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设定，而是一个包含着特定社会历史要素展开的具体分析的研究路径。因为，生产总是在一定的方式中进行的，因而从生产出发不仅是从生产出发，更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自我展开。

其次，不同生产方式的依次替代构成了历史的真实发展。在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之后，人类历史的发展第一次克服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羁绊，不再仅仅是上帝的启示或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而就是一定生产方式内部结构性的矛盾冲突。在这个意义上，以生产方式为核心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与后来形成的强调线性进化的历史决定论从根本上划清了界限。

再者，构成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同时在法权、政治国家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中得以再现。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范畴都构成了我们理解一定的生产方式运动的理论线索，也是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展开的逻辑环节。

最后，也是最为根本的，以生产方式概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大工业发展的结果。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首先依赖于当下社会的结构性剖析。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首先运用于自身。但这种运用并不是逻辑上的背反，恰恰是以自身理论的彻底性证伪了现代社会永恒状态的意识形态迷雾。

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所以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根本就在于这一理论深深植根于现代社会异质于传统社会的本质差别之中。这一理论上的超越性，首先表现为“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样一个科学分析起点的选择，更加重要的是，表现为马克思对于他所直接面对的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内在矛盾的科学剖析。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现代社会结构的运动及其矛盾的凸显，才为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奠定了现实和理论的基础。同样，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的直接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身的形成和深化。

回到马克思自己对于现代社会的判断和认识中去，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曾经使用过与“不自由”相对应的“自由的”时代、“现代市民社会”、“资产阶级所有制”等不同的说法；与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直接相关，马克思则主要使用了“大工业”、“现代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等说法。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已经有学者基于文本分析，指认了马克思自己并未使用过“资本主义”的说法这一事实。如果回顾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的术语使用情况，我们竟然可以发现：《资本论》中经常提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说法，在这一时期也十分罕见。马克思文本中更多出现的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说法。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和《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的道德化》中为数不多的几次提到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马克思在直接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大量使用这一术语。不过，也正是在《资本论》中另外一个更为常见的术语逐渐替代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由这样一个文本细节出发，对比“工业”和“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直接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情况，我们不妨做出这样一个“过渡诠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就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初到《资本论》创作之前，用以指认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概念。“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或者说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理解中所存在的两个内在相关但又存在细节差异的理论阶段。

根据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及同时期其他相关著作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概括马克思“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的具体内涵：第一，从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出发，分析现代“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形成；第二，立足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在现代分工和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竞争导致了现代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第三，竞争和分化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的出现和资产阶级的生产过剩；第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产生了不可克服的工商业危机，危机的出现会导致阶级对抗的加剧，结果就是革命的爆发；第五，在革命中不仅旧的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将被打碎，而且无产阶级“将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显然，较之“自由的”时代、“现代市民社会”这样一类术语来说，“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超越性的，或者借用阿尔都塞的话说，是“断裂性的”，是一个从“意识形态”向“科学”的“问题式转变”。结合前文的讨论，这一点不难理解：正是在对“市民社会”内在分裂分析探索的基础上，马克思借助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果，才发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阿喀琉斯之踵”，现代工业（动产）的发展所带来的分工和竞争，在现实层面上根本戳穿了以“私有财产”、“劳动价值”、“自我意识”为核心范畴的意识形态谎言。一个被排斥的、作为“市民社会”分裂的内在产物的“无产阶级”的存在，恰恰证明了现代“市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独立、自由、平等的虚假幻象。而要真正理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转规律，就必须从物质生产出发，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运动和展开中加以分析说明，而非从一些想象出来的抽象范畴出发。与此同时，必须承认的是：对照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所表征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供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分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略显直白，或者说简单。这是因为：

首先，马克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生活和探索的阶段（1843年至1847年间），虽然已经遭遇了机器大工业的问题，但机器大工业本身也仍然在发展之中，虽然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关的社会矛盾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但还有更多的问题仍然隐含在社会历史运动的展开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仅是提出了“生产方式”分析这一科学的方法就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一下子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其次，具体说来，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直接产生了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的对抗，而这一时期的残酷竞争产生了对于工人生活状况的直观理解，“漫画式”的反映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就是著名的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和当时其他的革命者一样，多多少少具有了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特别是随着危机的爆发，一度相信革命将很快出现并取得最终的胜利。

再次，与上述问题相关，马克思并没有真正制订“剩余价值理论”，实现对资本剥削关系的科学系统的说明。也就是说，在说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时，更多依赖于直接的竞争后果和对政治国家的批判，这一点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劳动”概念理解和1848年革命前后马克思的大量政论文章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当然首先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基础上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科学方法。但也不能回避的是：这一理论框架本身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打磨完善，特别是在说明机器大工业生产本身的组织方式，在这一组织方式中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秘密及其拜物教外观、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何以可能等问题上期待着进一步的推进。1848年革命的失败及其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变化，在实践上首先为马克思打开了这一问题的缺口。而马克思“退回书斋”的艰苦理论实践，更是为他的“反思”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材料。

1848年至1850年间，欧洲革命的进程和发展并没有按照马克思在撰写《共产党宣言》前后所设想的那样持续进行下去，更不用说由资产阶级革命上升到社会主义革命了。随着资产阶级工商业危机逐渐得到克服，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开始进行自我调整，1848年席卷欧洲的大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促使马克思进行一系列的反思，如革命的进程和无产阶级的策略问题、经济危机的周期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结构、资产阶级社会中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复杂作用，等等。作为反思的结果，马克思开始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去，对“资本”这一特定的生产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剖析。这也是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最为重要的现实根源。

在1848年革命爆发之初，马克思与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曾经持有一种普遍乐观的情绪。这种乐观情绪的获得除了受到当时无产阶级运动普遍高涨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他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理解框架下，对于工商业危机将导致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灭亡的乐观判断。但是，在1848年法国巴黎工人“六月起义”被镇压之后，欧洲各国的革命火焰相继熄灭。与此同时，工商业危机也逐步得到克服，“普遍繁荣的情况”重新出现。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于1849年下半年被迫流亡英国。但即便是在流亡英国之初，马克思仍然对革命进程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面对革命的失败，他更多是在批评资产阶级的背叛，并强调共产党作为革命领导者的重要性。在185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中，他为此还专门提出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理论。

只是到了1851年前后，马克思才改变了他此前对于革命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开始写作和完成的近一年时间里，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对于革命形势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国际述评（三）》中，马克思虽然仍在强调“新的革命同新的危机一样不可避免”，但也第一次辩证地承认：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爆发后才有可能。他是这样说的：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说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到了1852年下半年，马克思眼中资产阶级工商业危机的性质和表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言之，危机不再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走向灭亡的标志，而是一个“经常性”的特征。与危机和革命关系的表述相类似，马克思在《贫困和自由贸易。——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一文中提道：

现代工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历时五年到七年的周期性的循环，以经常的连续性经过各种不同阶段——沉寂，然后是若干好转，信心渐增，活跃，繁荣，狂热发展，过度扩张，崩溃，压缩，停滞，衰竭，最后又是沉寂。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革命的客观条件和可能性不再具备，革命进程呈现出“下降路线”也就在所难免了。当然，放眼当时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热潮的衰退，除了得益于危机的暂时缓解外，还与不同国家中“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特点相关。这一点在19世纪中期的法国和德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这又促使马克思开始关注到另外一个更为复杂而棘手的问题：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特殊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如何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的问题。

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较为发达的英国不同，1848年革命前后法国和德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马克思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曾设想，通过共产党来发动组织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结盟，参与投身革命。但在革命实践中，不仅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先后背叛了革命，而且连无产阶级本身也呈现出革命性丧失的新特点。这一令马克思感到苦恼的问题，在1848年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国家的变化中表现为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无产阶级自身阶级意识的淡漠，或者说革命意识的缺乏。在革命衰退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法国革命平息后的社会历史现实中，马克思发现曾经因为危机爆发而拿起武器的工人，并没有真正看清自身的阶级地位，而只是满足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那些临时的要求，甚至于被“拜物教”化而成为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附庸。马克思直接看到：

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存在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

第二，现实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了无产阶级地位的分裂和变化，特别是所谓“工人贵族”的出现带来了现实阶级关系的直接变化，之前客观存在的无产阶级“普遍贫困”问题也在19世纪50年代各个国家的调整中得到了缓和。(www.xing528.com)

这都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分析所没有遇到过的新的问题。其中，对于马克思来说刺激或者说挑战最大的，可能是资产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问题。因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些问题作为上层建筑是可以在物质生产方式这一基础中得到说明和解决的。但现实“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却溢出了原有的理论框架。众所周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经得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而在随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更是采取了从生产方式出发分析现代“市民社会”的研究路径。因此国家问题在“资产阶级社会”理论框架中并不是一个核心范畴。但革命进程的反思，却促使马克思从国家所扮演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对资产阶级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进行思考。这一点，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分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思发现：

国家管制、控制、指挥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重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小的生活表现止，从它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生活止。

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国家机器不仅是被决定的上层建筑，它本身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这一点上，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也是类似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科学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从属于特定的利益阶层并根源于物质生产过程。但是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之前并未充分意识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本身不仅作为特定阶级利益的思想反映而出现，而且直接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形态”的建构性因素本身，成为人民群众历史活动无意识的客观条件之一。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具有与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不同的抽象特点，它不仅可以遮蔽自身对经济关系的依赖性，而且还可以以理想、传统等形式构成人们实践活动的中介。在马克思看来，法兰西第二帝国波拿巴政权的建立，就充分说明了意识形态所扮演的辩证角色，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复杂影响：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基于上述判断，说明马克思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革命中所具有的危害性。这一点也正是蒲鲁东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所在。相应的，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摆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面前：如何超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形态的本质和规律提供更加“科学”的批判。结合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的探索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出于上述挑战和反思，马克思一方面强化了自身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分析，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来克服资产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马克思更为根本的是回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去，在“生产方式”理论的内部寻求突破，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过程出发对“资产阶级社会”，尤其是其中的意识形态机制给出更加科学的说明。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曾经使用了多个术语来指称自己所面对的现代社会历史情境，如“自由的”时代、现代“市民社会”、“现代私有制社会”、“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等。这些术语范畴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自身理论逻辑的推进：从直接借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到在分工和所有制分析中阐发自己的理解，再到确立独有的理论术语——“生产方式”，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主要使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而这样一个概念又同马克思在1848年前后主要使用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有所区别的话，那么除了字面上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形容词的不同，可能更为根本的差异还是马克思对于他所直接面对的社会历史现实的结构性剖析，以及与这种剖析直接相关的革命策略的制定问题。具体到1848年革命之后，在危机的缓解与革命的退潮这一大背景下，马克思必须直面工人阶级革命性衰减、资产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作用机制、资产阶级社会形态的组织结构等一系列问题。而要解答这些问题，必须深入思考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资本”，及其特殊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机制。

毋庸置疑，“资本”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是一个关键范畴，也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范畴。在《巴黎笔记》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已经提到了“资本”这个术语。但是，在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早期经济学研究中，“资本”主要是指“货币”（金钱）的意义，也就是在私有财产的交往中所形成的普遍的抽象中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生产方式”概念后，马克思为“资本”的理解注入了物质生产的客观基础，即一定的生产方式中“资本”成为统治性的生产关系。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前文已经提到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那段著名的表述上：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本身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的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已经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资本”这一特殊的生产关系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但他在这一时期并未形成科学的“价值剩余”理论。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尝试通过分析“工资”来说明资本剥削的本质，但主要内容却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

工人拿自己的劳动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的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工人为了换到生活资料，正是把这种贵重的再生产力量让给了资本家。因此，对工人本身来说，这种力量是白耗费了。

这段话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仍然受到李嘉图经济学观点的影响，把工人和资本家的交换看作“劳动商品”的买卖。虽然这种交换是建立在分工和私有制，特别是机器大工业发展所造成的不平等竞争基础上的，也就是说，马克思虽然准确地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现了资本剥削的秘密，但受制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经济学观点，这种剥削主要是在交换的层面上展开的。对于资本剥削的真正科学的说明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完成的，也就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制定。基于恩格斯后来对《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修改，我们知道“劳动商品”被改为“劳动力商品”。这看起来似乎很轻巧，但总体理论逻辑的推进却十分艰苦。其中的关键环节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反思”外，还离不开《伦敦笔记》中经济学研究的推进。

同资本的理解直接相关的，是有关“货币”问题的反思。这也是《伦敦笔记》在经济学研究上迈出的第一步。而这首先也同资产阶级学者对于1847年危机的不同研究直接相关。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把危机的发生归结为货币和信用政策上的失误，并试图在流通范围内寻求危机的原因以及用货币政策来制止危机的手段。围绕这一问题，当时主要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分别是“通货原理”派和“银行理论”派。支撑“通货原理”派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根据这种理论，一方面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出发，认为货币的价值是由物化在货币中的社会劳动来衡量的；另一方面，又认同货币的流通量决定货币的价值这一看法。显然，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内在的冲突。“银行理论”派的代表人物是图克，根据其观点，货币被区分为不同的职能。虽然图克正确地看到了在流通中货币的价格决定了货币量的大小，但这样一来，“资本”就被简单地看作是生息的货币，掩盖了其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基本的生产关系的深层社会历史含义。

马克思最先接受的是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观点，但他也从“银行理论”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启发。这就是货币不同职能的区分的观点，特别是充当交换工具的货币和作为将来付款契约对象的货币（垫付的资本）在本质上的差别的观点。综合两种对立的理论流派，马克思进行了更深一层的批判性分析，他在《伦敦笔记》中敏锐地观察到：在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只有劳动才可以自由交换货币，只有同雇佣劳动制度联系在一起时，货币制度本身才有意义。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信用货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身能生息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与信用货币的区别也不是货币与资本之间的区别；信用货币之所以能自我实现，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因此，流通中出现的货币危机在本质上既不是缺乏货币，也非资本不足，而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内部出现了矛盾。在《伦敦笔记》著名的《反思》手稿里，马克思这样说道：

商品不再是货币，它们不能再换成货币。当然，这种缺乏被归咎于货币制度，归咎于货币制度的某种特殊形式。这是以货币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同样，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生产方式为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存在中不仅包含着（商品与货币）分离的可能性，而且已经存在着这种分离的现实性，并且这种情况证明，正是由于资本同货币相一致，资本不能实现其价值这一状况已经随着资本的存在，因而随着整个生产组织的存在而存在了。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展，充分说明马克思已经克服了“货币数量论”的错误，把货币看作一种特殊的历史范畴。马克思这时已经意识到：货币的产生虽然早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但在抽象的形式上却反映了资本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相应的，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流通层面的“货币”去分析资产阶级工商业的危机，而必须深入到“资本”的历史性存在中去加以说明。这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仍然潜在发挥作用的“交往异化”论式的货币（资本）观的根本超越，同时也为马克思下一步分析“资本生产关系”打开了逻辑的入口。与此同时，与“货币”和“资本”直接相关的另外一个经济学范畴，也就在新的逻辑视域中凸显了自身的重要性，这个范畴就是“价值”。

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进程已经展示的那样：“价值”范畴是理解这种特殊形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在结构和悖谬的理论钥匙。现代意义上价值理论的出现依赖于“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其根基是以交换为旨趣的商品经济的兴起以及同一过程中个人主体的确立。而劳动作为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也是一个“晚近的发明”。它依赖于资产阶级社会，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过配第-霍布斯、洛克、重农学派和斯密，在李嘉图那里出现了一种价值理论的科学抽象——劳动价值论。当然，劳动价值论本身充满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在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同时却试图掩盖资产阶级剥削的历史本质。或者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确立本身依赖于资本的剥削，即剩余价值的出现这一历史事实，却试图回避或遮掩这一事实。

促使马克思直接关注“价值”问题的是《伦敦笔记》第7个笔记本末尾开始的有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和代表人物的系统研究。尤其是1820年以后围绕李嘉图理论中的逻辑矛盾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在此过程中，以“生产方式”分析为基础，马克思取得的重要理论进展有：

首先是价值与财富之间的根本区别的厘定。我们在劳动价值论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探讨中已经指出，“财富”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暧昧和含混的范畴。一方面它将社会生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混杂在一起，另一方面更将“市民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均衡混同起来。从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利用“财富”概念将真实的社会关系掩盖在“劳动”、“财产”、“自我意识”、“德性”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之中。要真正理解现实社会关系的科学范畴只能是“价值”。在《伦敦笔记》的研究中，马克思已经看到，尽管李嘉图也指认价值与财富之间的不同，但这只是在术语上的区分，李嘉图并没有从本质上对这两个范畴做出实质性的说明。因为李嘉图无法从根本上区分一般生产过程与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之间的差别，他无法看到：

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需要……商品生产的增长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价值生产的增长才是它的目的。……价值增长在自己的运动中扬弃自己，转变为产品的增长，这种价值增长所产生的矛盾，是一切危机等等的基础。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经常在这样的矛盾中打转的。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一个更为清晰的层面上搞清了“价值的余额”的出处。随着他对社会关系维度上的“价值”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财富”所作的更为清楚的界分，马克思已经十分明确地决心在生产过程中寻找“价值余额”的来源。在他看来，在分配或流通领域之所以有余额出现，也就是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说的，现代分工和私有制社会中“自然而然”的“财富积累”不过是因为这一余额早在生产过程中就已经被创造出来，而创造这一余额的不过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过程。

这是十分清楚的……为了做到他们之中的某个人在补偿总资本之后，手里还留下一些余额，这个余额本身必须存在。……有了利润本身的存在，才可能有利润的不平等。……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价值，而价值是相对的：它不是量，而是量对第三者的关系。这第三者只能是工人阶级。

既然“价值增长”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而这一余额又来源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工人阶级的直接生产过程，那么，资本剥削的秘密或者说剩余价值的源泉就只能在工人阶级的劳动过程中得到说明。这样，在马克思面前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难题：既然“资本”和“劳动”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而“劳动”创造“价值”和“价值的余额”，那么，这个差额是如何被悄悄塞进商品交换过程中来的呢？工人阶级为什么会不自觉地认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马克思《伦敦笔记》研究的最后一块重要内容，即针对“资产阶级社会形态”中工人阶级生产生活状况的进一步分析。而这也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制订剩余价值理论，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概念的重要一环。

这一探索首先是围绕工资展开的。因为工资是工人阶级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同时，围绕工资所展开的斗争，构成了19世纪中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起来说，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工资理解为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并强调这些范畴的自然性内容不同，马克思强调工资关系中存在的历史的社会关系，即资本的生产关系。在“货币”和“价值”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实现了“工资”理论上进一步的拓展。这一拓展的集中表现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明确地区分了工资和价值产品。在他看来，工资是工人在同资本交换的过程中获得的、物化在生活资料中的劳动的货币表现；而价值产品则是工人通过他的劳动为资本家所创造的东西；相应的，工资和价值产品之间的差额便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的余额”。结合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和推进，上述分析在现实和理论层面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从现实层面来看，在对于19世纪40年代末危机和革命的反思中，马克思已经遭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性问题，如果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主要来源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矛盾，而《伦敦笔记》中对于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和工资的分析，就为解决这一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革命性的获得本身内蕴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性展开，只不过这一矛盾不必必然像1847年危机爆发时那样依赖于对工人生命的剥夺（“铁的工资理论”），而可以在更为“科学”的意义上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危机缓解之后，工人阶级生产生活状况变化所带来的革命策略问题的困扰。

与现实层面直接关联的是理论层面的问题。如果说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中，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对于资本剥削和革命可能性的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很难同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者真正剥离关系的话，那么经过19世纪50年代的早期政治国家和意识形态研究，以及《伦敦笔记》中关于货币和资本、价值理论、工资问题的研究，就是马克思向着以彻底的科学形式揭示剩余价值规律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既然“价值”是一种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而价值产品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同时“工资”却同这种“价值产品”之间存在一个余额，那么，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的劳动价值理论就遭遇了自己的滑铁卢，他们无法说明这个余额的来源，也无法真正克服由于追逐余额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如果说，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话语中，经济危机和价值的余额问题仍然依赖于对于工人生存的自然条件的说明，并不得不直接嫁接“阶级斗争”，那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中，对于“剩余价值”的分析将成为一个更为直接的理论目标，而在“剩余价值”分析的基础上，包括阶级斗争在内，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将获得更为科学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