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及其演变

生产方式概念之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意义在于从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来理解特定的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结构展开。也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那样，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物质生产凸显为社会历史存在的基础，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工业发展基础上现代“市民社会”结构转型的产物。在把“实践”确立为自身的理论出发点之后，马克思对于“生产”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是同一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承认“生产”和“方式”的同体发生，并非默认了当下后现代思潮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指摘（以鲍德里亚为代表），而恰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本质的自觉秉承和把握。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历史的存在基础，与针对当下现实的批判内在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以往一切旧哲学的前提。然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生产方式”，马克思自己从来不是以一种“再现”的方式，而是以一种“述行”的方式加以使用的。也就是说，“生产方式”只有结合特定的一系列范畴的相互关联，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在仍然处于从哲学话语向政治经济学话语转换中的马克思文本那里，发现生产方式概念的最初确立及其理论意义。

1845年春，“实践”概念已然成为马克思新哲学世界观的逻辑出发点。虽然马克思已经将“实践”明确指认为“感性对象性的活动”，但由于“实践”概念本身在思想史上的含混和暧昧，这一概念本身并不足以承担历史唯物主义表述的理论重任。近的青年黑格尔派就存在的“实践哲学”不说，在古希腊和康德哲学那里，实践和生产之间的并立也对马克思表述自身的理论方法有所干扰。这样，随着马克思的理论语境全面转向政治经济学，在新的话语体系逐渐取代既有的源于黑格尔法哲学和政治—历史笔记的术语习惯的过程中，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概念群便初见雏形。我们看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方面是物质生产、生产力、交往形式等“经济学”术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是“异化”、“实践”等术语范畴被有意地搁置了起来。从“实践”到“生产”的术语递进，同样反映了理论资源的拓展。简单说来，这一理论转型的实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首先得益于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对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研究，对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对生产过剩的危机、地租和货币制度等经济学问题的关注；此外，也不能忽视李嘉图式社会主义和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起到的理论“助产士”作用。

从《评李斯特》手稿和《提纲》中以“工业力”分析为基础所确认的现实社会实践概念出发，马克思在进一步的经济学研究中将注意力投向了实践中最为基础的方面，即物质生产活动。特别是在《曼彻斯特笔记》中，有关分工和机器的研究占据了大量篇幅。这一研究可以看作是对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基本结构的微观研究。作为其结果的，是马克思新世界观中实践概念向物质生产概念的转变。

此外，针对19世纪3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内部围绕劳动价值论展开的“一场拥护和反对李嘉图理论的理论斗争”，马克思所做的摘录同《巴黎笔记》时期相比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点。马克思不再对李嘉图价值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评论，虽然他还没有充分认识价值与生产费用之间的区别，但此时的马克思在价值理论的理解上已经同李嘉图保持一致了。回顾劳动价值论中所蕴含的社会历史维度，我们有理由认为：对李嘉图的认同标志着马克思开始认同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基于机器（工业）生产所建构的客观历史抽象的存在。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开始接触到以威廉·汤普森为代表的李嘉图式社会主义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具体说来：首先是物质生产特别是劳动活动对于理解社会历史的基础性意义，其次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反过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和劳动的不平等交换。

在青年黑格尔运动内部，对于施蒂纳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系统总结自身方法并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契机。这不仅是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直接应对了1845年由《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激化的那场理论混战，更重要的是，当施蒂纳以“唯一者”终结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时候，却同时一方面直接驳斥了马克思在《手稿》中仍然具有的人本主义逻辑，另一方面又将激进的批判话语拉回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窠臼之中。在对“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已经有了清晰的把握，同时决意从“物质生产”和“生产方式”出发建构自身理论逻辑的马克思那里，自然不能放过这种“形左实右”的理论话语。

具体说来，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于1844年10月底，针对费尔巴哈、赫斯和青年马克思所提出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本主义口号，他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实存在的个体的“我是高于一切的”。在施蒂纳的理论中，存在三个同质的关键词：“我”、“利己主义”、“唯一者”，指涉的是不依从于任何对象和任何总体性关涉的现实的个人。

既然神和人类不外乎只将它们的事业置于自己的基础上；那么，我也就同样将我的事业置于我自己的基础上。同神一样，一切其他事物对我皆无，我的一切就是我，我就是唯一者。

可见，施蒂纳的主要论争对手是费尔巴哈。针对费尔巴哈提出的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颠倒，施蒂纳尖锐地指出主词和谓词的颠倒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一种概念的替换，因此费尔巴哈的批判仅仅是宗教和思辨哲学的一种变形，因而是不彻底的。这种“打倒一大片”的理论在当时的德国理论界无益是最为“激进的”，在观念形态中形成了一种对理性、抽象的否定。就马克思的《手稿》来说，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这种诘难显然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当施蒂纳强调“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的时候，这种唯一者也果真漂浮在意识形态的虚无半空之中。因为施蒂纳看不到，利己主义的个人是随着现代世界而出现的，相互独立的“我”背后是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建构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境。正如恩格斯所说：

这位高贵的施蒂纳的原则，就是边沁的利己主义，只不过从一方面看实行得比较彻底，而从另一方面看又欠彻底罢了。……这种利己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被意识到的本质，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论据，是现存的愚蠢事物范围内一切理论的顶峰。

尽管在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最初解释中，恩格斯曾经指出施蒂纳同边沁功利主义之间的一致性，并在其中看到了“不得不马上转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就认识到：

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它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但在桑乔（施蒂纳）那里，它失去了任何积极内容，抽掉了一切现实关系，只局限于个别市民对他自以为能够利用世界的“聪明才智”的空洞幻想。

除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域中剖析施蒂纳“唯一者”哲学的现实基础之外，马克思为了彻底批判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而厘清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理论混战，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对包括施蒂纳、鲍威尔、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作为前提就必须系统阐明自身的研究方法同他们的本质区别。这就是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确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而这也是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诞生地。然而出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德意志意识形态》并未公开面世，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

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此话不虚，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分析马克思“生产方式”范畴在“费尔巴哈”中的出现和效应时，不难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框架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同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面临的首要理论任务相关——科学地界划自己同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施蒂纳的理论差别，并且在术语上也受到了他们所借以阐述自身理论观点的学术资源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黑格尔法哲学、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诸范畴的杂糅。既然存在这种“旧瓶装新酒”的状况，那么我们在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是《提纲》）时，必须注意具体术语和理论逻辑之间存在的张力。具体到生产方式概念更是如此。这个概念本身在“费尔巴哈”中并未得到彻底清晰的界定，但恰恰是这个术语的使用，作为一个枢纽或中介，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诸范畴结合起来。换言之，“生产方式”范畴本身并不值得过分关注，值得重视的是居于这个概念背后的理论逻辑——当那些既有的术语以“生产方式”为中介结合起来的时候就凸显出一种新的概念体系，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让我们再次回到马克思自己的思想探索过程中，来理解生产方式概念的特殊存在方式。

在“费尔巴哈”的开篇伊始，无论是鲍威尔、费尔巴哈还是施蒂纳，甚至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赫斯、恩格斯乃至马克思本人，他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这一针砭切中要害，并且存在超越字面含义的深远的社会历史意蕴。可以说，青年黑格尔派之所以在哲学和现实之间发生了断裂，并非他们不关注现实，也不是他们不想去找到这种联系；而是因为他们理论上的“弱视”和“近视”，无法透视社会历史的复杂现实进而深入本质，只能抓住现象层面的某一抽象概念，在观念领域中建构出一种非历史的社会认知。无论是“自我意识”、“实践”还是“类”、“唯一者”，莫不如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提纲》第十一条那句掷地有声的宣判：“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从一定的“生产”和“生产方式”入手，在现实中把握个人的存在、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的运动，是马克思超越以往一切形而上学的理论关键。既然这种超越涉及对社会历史本质的全新理解，那么重要的就不仅仅是“生产方式”这样一个概念的提出，而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所实现的理论方式的变革：马克思在深刻体悟到古典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内在结构的基础上，以之为中介环节，阐述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解，并把相关范畴以新的方式结合起来。当然，在这样一种理论格式塔的转换中，既有的范畴相应也获得了新的含义。在《提纲》中，这样一个范畴就是“实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费尔巴哈”中，则是一系列范畴的新的理论含义在新的逻辑框架下的“瞬时凸显”，如“个人”、“需要”、“生产”、“劳动”、“生产方式”、“生产力”、“工业”、“分工”、“所有制形式”、“交往形式”、“市民社会”、“历史”和“共产主义”等。经过原初的历史关系分析、“倒霉的”意识讨论、以分工和所有制为基础说明历史的发展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之路后，马克思自己总结道：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的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的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还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结合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从来没有给生产方式概念提供一种“表征性”的定义，而只是在批判同时代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过程中以具体“操作性”的语言将这一概念背后的理论逻辑展现出来。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实现了“第二次思想转变”，即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之后，甚至就很少再对“生产方式”这个概念进行专门的讨论，更多是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分析结合在一起。只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马克思才在回顾自己的探索历程中留下了后来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究其根源，生产方式概念本身并不是一种僵化的理论框架，而是对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现实的质性描述，其中同体包含着自我批判的维度。或者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个略显生涩的表述来界定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生产方式”首先是一个过程—结构性概念，它是相关一系列概念运动的中介环节。这些概念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构成了对特定历史—社会情境的再现。这样，我们就无法脱离一定的“方式”来讨论一定的“生产”，也无法离开一定的“生产”分析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自然、社会和历史也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呈现出来。

从“生产方式”的视角出发，自然的确是一个“社会”概念。回顾思想史源流，“自然”和“本质”在词源的意义上是相通的（nature），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这与古希腊时期人类的生活方式相关。无论是泰勒斯的“水”还是赫拉克利特的“火”，在力图为世界提供一个统一的本原时都不自觉地以自然现象作为出发点。现代世界的勃兴，也带来了“自然”观念的彻底变革。例如，在卢梭的浪漫主义那里，“自然”状态作为不同于异化现实的本质高悬于现代“市民社会”之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实现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观念论）的否定。但仅仅强调这样一种“自然”显然是不够的，正如马克思在讥笑“火流”（费尔巴哈）时是这样说的：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在费尔巴哈这里之所以发生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分离，是因为一个关键性的中介环节被忽视了。这个中介就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着的物质生产活动。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生产”作为人之存在的基础，是在工业现代性的意义上才凸现出来的。这一观点的获得，本身孕育于古典思想（包括政治经济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漫长发展之中。外在于人的自然，作为“物自体”问题的最初级层面，早已在康德向黑格尔哲学的逻辑过渡中被扬弃了。随着历史唯物主义总体研究视角和讨论方式的转换，自然的先在性问题已经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要讨论的核心议题。对于马克思来说，自然总是在经过物质生产中介之后的意义上才进入人们的理论视野的。这样，人类历史—社会存在的基础就不再是抽象的自然，而是“感性的劳动”和生产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既然自然并不足以构成人类历史—社会存在的基础，那么什么才是呢？在“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紧接着就给出了自己的分析——这种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开端问题的彻底改写。与“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不同，“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既然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也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在生产过程中，新的需要也被生产出来，因此，“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此外，“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种看起来是依次递进的分析，实际上只是一种“方便说法”，是对历史存在前提的层层剥离。生产物质生活、需要的产生和人的繁殖活动，同是作为历史前提的生产的构成环节。相应的，在生产中已经内在地包含着“社会关系”，即一定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

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的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由此可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有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的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

正是在这种物质生产及其同体发生的物质联系中，意识才得以凸现出来。这里马克思所理解的意识并不仅仅是在今天狭义的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就是一种关乎存在本身的思考，是生产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之间的“反映”关系。与生活在社会（交往）中的人产生了代替“他的本能”的“他的意识”同时，分工也相应得到了发展。在这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和斯密的“分工”以一种新的方式被连接起来。(www.xing528.com)

“分工”概念的引入为马克思的分析从物质生产进一步绽开到整个社会历史领域提供了桥梁。就马克思当时所能接触到的社会历史认知来说，无论是直接的经验事实还是历史研究提供的材料，分工最初是随着生产过程“自然或自发”形成的，并且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中才发展为真正的分工。但也正是在分工之中，由于“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所以“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换言之，具体的展开过程是这样的：由于分工的存在，分配和所有制也相应产生出来，“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也产生出来，在此基础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冲突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说明。

到这里，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出发点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了。毋庸讳言，马克思的分析的确是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的，但这种物质生产不是一种抽象的永恒存在。之所以强调生产是历史—社会存在的前提，根源就是在于生产总是以一定的方式展开，并且形成了社会历史的存在方式。当然，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是通过历史的四种原初关系、意识、分工和私有制、市民社会一步步绽放出来的。马克思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面对的是同样一个复杂的历史—社会情境，但是在如何对这种情境进行分析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不同的观点。站在社会历史发展和理论逻辑演进的高点上，马克思选择了“生产方式”，并且在阐述中一步一步引导我们从最基本的前提走向社会历史的全貌。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费尔巴哈”与《精神现象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是对后者的重译和颠倒：意识的上升之路在生产的视野中被重走，在最高点上，“生产方式”这种具体的客观历史存在也就代替了“绝对精神”的位置，只不过特定的“生产方式”在更准确的意义上是不同“社会生产关系”中的“时代精神”。这样，一幅关于现代社会的全新理论图景也就得以展现出来。

社会作为个人交往的场域，其内在的结构是由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生产决定的。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抽象地说“生产”，与抽象地讨论自我意识、唯一者一样，都是非历史的，只有在生产方式的视野中，历史才能真正凸现出来。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也已经包含着另外一层含义。既然不能抽象地讨论历史，那么对历史的理解从来就不能脱离当下具体的社会存在。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没有打算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程提供一个“神目观”式的外在描述，而就是在当下的历史之中提供对现实的分析。这一特点直接体现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解之中：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中，“过去”向“当下”走来，“未来”就存在于“当下”之中。而对“当下”的分析，本身是由“生产方式”所提供的。以“生产方式”为核心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坚持从物质生产出发，反对抽象的观念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这种特定生产方式的理解中，获得了对于“当下”社会本质结构及其历史展开秘密的说明。

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成型，但仍受制于既有的话语习惯（idiom），那么，在以《马克思致帕·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以下简称《致安年柯夫》）、《哲学的贫困》（1847）和《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以“生产方式”为焦点的相关概念群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并且随着马克思的理论视野全面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更多展现为经济学上的含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行具体的历史说明主要遵循分工——所有制形式——市民社会的分析模式，其主要概念，以“市民社会”、“交往形式”为代表，大都直接源于斯密、黑格尔、赫斯等人的著作。但在马克思批评蒲鲁东的《致安年柯夫》和《哲学的贫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分析框架开始为一种更加科学的话语所代替。针对蒲鲁东“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 engrènement]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的错误，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及“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但是蒲鲁东先生不明白，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开始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关系）”的三级结构细化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其中，根据张一兵教授的分析，“生产力”是一个结构功能性概念，它表征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发展状况，是“全部历史的基础”。“生产方式”立足于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在显性层面上具有“谋生的方式”、“交换和消费形式”等多重含义，显然，这一范畴较之《手稿》中作为“需要”分析附属的存在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闪烁其辞已经逐步上升为一个关键性的中介范畴。马克思下面这句话十分具有代表性：

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进一步说，这些经济关系便构成所谓的“社会”（市民社会），即一定的交往（commerce，按照马克思的话说，其含义等同于具有普遍意义的Verkehr）方式形成的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涉及“交往”这个既具有强烈的哲学色彩，同时又与政治经济学直接相关的范畴。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交往形式”概念向“生产关系”概念的使用转变来佐证“生产方式”概念群的进一步细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是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交往形式”这个术语。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他第一次从经济关系之中确立了“生产关系”概念，并且深入阐述了生产关系的历史本性。马克思首先指出：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既然这种联系和关系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那么它们自然要受到生产的对象和水平的制约。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可以说，“社会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内部框架的再次细化。很大程度上仍漂浮在流通和交换层面上的“交往关系”概念开始通过“生产的社会关系”理解沉降到生产的内在过程中去。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这种“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关系）”的三级结构中，展现出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这种情境本身是具体的现实的，存在于生产基础上的历史规定性之中。从根本上说，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的展开依赖于生产方式概念的中介作用。严格说来，“生产方式”不仅仅是生产力决定经济关系和社会的一个逻辑过渡，而就是上述结构的一个“联结”（套用马克思的话说）点。在现实中，生产和交往本身是同一个过程，抽象地说生产决定交往并非马克思的本意。但是从蕴含着社会历史批判性认知的生产方式概念出发，生产决定交往就在“革命”（实现共产主义）中收获了自身的真理性。换言之，从生产及其特定功能格局入手说明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工业现代性的本质，但这种历史性本质只有在生产方式概念的视域中才能绽放出来。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对于“人们能否选择某一社会形式”的进一步回答首先获得了当下批判的含义。并不能仅仅被看作巧合的是，在这里“资产阶级”和“生产方式”概念实现了第一次结合——马克思批评蒲鲁东由于“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才会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这些一定的经济范畴永恒化的错误时指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方式”。在笔者看来，生产方式概念的出现是工业现代性的产物。是马克思在古典哲学批判、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深刻地认识到当下社会历史存在的本质结构，并以这个概念将其他不同范畴结合起来，得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以批判现实存在的现代“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

如果说，一定的生产方式就是一定的生产进行的方式，反过来说，生产总是在一定的方式中进行的，那么，从生产方式出发，就是要在历史过程的时间性意义上把握社会的共时性结构存在。这也是生产方式概念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存在方式。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为“阶级对抗（斗争）”在以生产方式概念为中介的历史唯物主义诸范畴的“联结”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回到《哲学的贫困》的理解中去，生产方式本身就是同阶级对抗结合在一起的：

总的说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的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

这是因为，作为结构功能性概念的“生产力”是从分工出发的，而分工又同交换和所有制结合在一起。这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

在机器和大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内部分工的出现和竞争的存在使得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对抗形式，社会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相应的，是一个代表普遍利益的被压迫阶级的出现。

劳动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上的政权（国家）了。因为政权（国家）正是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这样，在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新话语系统中，那种在《德法年鉴》中已经获得的无产阶级立场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证。这既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时也是现实存在的“党的纲领”。

当然，不容回避的是，虽然阶级对抗在生产方式中可以找到一个合法的理论位置，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旨所在，但是，阶级对抗的具体形式与特定生产关系之间的结合方式却是另外一回事。真正从生产的内在过程出发给出阶级对抗的完整和全面说明，需要生产方式概念在现实批判中的进一步细化，即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推进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理论深化的完成当然是在十年之后的《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之中。但无论如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致安年柯夫》、《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这一问题的解决已经以潜在的方式为马克思所准备好了。

然而客观来说，马克思在实现第二个伟大发现之前，只是在社会生产关系的“管”中窥见了生产内在过程的“一斑（般）”，尚无法彻底透视资本关系下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秘密，也无法对“劳动”和“劳动力”作出准确的区分。所以在这里的分析中也就无法找到剩余价值形成的科学根源。相应的，马克思此时所持有的具体革命策略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多少呈现为一种外在的“连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当然是一种对抗性的存在，但是由于这种对抗、不平等尚未得到彻底的剖析，直接的阶级斗争便成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对抗性存在的唯一表现。缝合这种剩余价值分析同阶级斗争诉求之间的分立，也成为1848年革命之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不断推进的理论动力。——当然，这是在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论框架之内，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中所实现的理论上的精雕细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