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域开启：异化劳动理论的建构与解构

1843年下半年，马克思“前进到巴黎”，经历了理论和现实双重意义上的“背井离乡”，开始通过政治经济学思考透视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方式。正是借助于《巴黎笔记》中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开始真正深入到“市民社会”的运动中去。尽管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阶段，他还是习惯性地以自身既有的哲学逻辑统摄所面对的经济学事实和范畴。但随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材料越发全面的接触，伴以对黑格尔哲学越发深入的思考，马克思开始突破既有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框架，逐步站到了从社会历史的现实出发展开理论分析的新的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一次性颠倒远远不足以涵盖其中发生的马克思整体研究范式的转换。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一范式的转换本身却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本主义逻辑的自我建构之中，同时也包含着异化劳动理论自身逻辑的解体。如果考虑到马克思一生并未公开发表这部“青年马克思”的代表作的话，我们可以用“胎死腹中”来比喻这种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命运。只不过，理论的流产并不仅仅意味着失败，而是内蕴着新理论视域的开启，以及新范式结构的转型。

如果说，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革命性含义首先在于将个人主体的对象性活动同社会历史中的统治性力量沟通起来，那么这场理论革命的开端就是《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本节以下简称《手稿》）。虽然“异化劳动”理论是一个流产了的哲学建构，但它已经预示着马克思新的逻辑发展，即从生产入手分析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这一点也已经以潜在的形式包含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古典哲学的思想成果之中。

结合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异化劳动”概念所实现的主体行动同社会结构之间的连接，是通过对“私有财产”范畴的批判性追问来实现的。正如前文所述，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出发（包括这一逻辑路向上的延伸——“实践”哲学和“行动”哲学），在面对社会现实时却遭遇到“物质利益难题”的困扰，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政治历史研究，他认识到所有制（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的内在关系。面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二律背反，也就是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自我意识和市民社会中的政治异化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不得不重新整理自己的理论出发点了。

恰好是巴黎时期的生活和研究，为马克思提出新的逻辑范式准备了条件。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巴黎笔记》的经济学研究，而在马克思转向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蒲鲁东、赫斯和恩格斯的相关著作都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1844年马克思到达巴黎后与蒲鲁东有过交往。蒲鲁东认为，“所有权是劳动的产物”。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他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对资产阶级所有权的批判，同时认可了该书中“经济是历史的基础”的观点。“蒲鲁东力求证明，建立在私有制（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是工人贫困的原因。此外，他还认为，宗教是科学进步道路的重要障碍。马克思和蒲鲁东在这两点上是一致的”。可以说，蒲鲁东基于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使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马克思虽然不同意蒲鲁东的政治观点，但蒲鲁东认为的劳动工人在经济分配中的不公显然远远深刻于他自己那个法人与市民分裂的政治异化逻辑。

赫斯是“第一个在行动哲学中把黑格尔哲学与法国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人”，在《行动的哲学》中主张一种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共产主义“自由行动”。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中，他进一步明确反对私有制基础上的劳动与享受的对立。在《论货币的本质》中，赫斯提出了“交往异化”的观点，即本应是生命中介的货币却“凝结成为死的字母的、扼杀生命的交往手段”；为了消除这种金钱的奴隶制，必须创造一种“我们的力量和联合或者共同生活的”新生活，即共产主义。这种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批判思想推广到社会经济领域的人本学交往异化理论，直接影响了青年马克思《手稿》的写作。

就马克思的理论兴趣转移到经济学上来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不同的道路获得了在基本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在《巴黎笔记》的摘录中，同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的指摘一样，也贯穿着一条红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即私有制是不可动摇的和合法的这种观点，然而它对私有制没有做出说明，没有揭示私有制的现实内容。

结合上述观点，在《手稿》的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并用这一理论来说明私有财产的本质。结合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将这一理论看作是自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的，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主谓颠倒来批判黑格尔的完成。只不过，这一完成已经经历了复杂的理论过程，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异化的结果已经是那个构成“市民社会”的现实和逻辑基础的私有财产。这本身又直接依赖于《巴黎笔记》和《手稿》第一笔记本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手稿》第一笔记本的写作是从对斯密的研究开始的。马克思首先分析的是三个收入来源，即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竞争”作为一个核心范畴贯穿在分析之中。在地租一栏的最后，马克思分析了竞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特征，地产服从于工业资本的权力，社会居民日益分化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两大阶级。这种研究思路既与斯密的理论结构相关，也与恩格斯等人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思路一致。

根据第一笔记本的内容分析和原文鉴定，马克思是从资本的利润开始具体地考察这几种收入来源的。这表明，马克思一开始就认为资本和与资本的利润这种特殊现象有关联的资本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源。并且，他并没有简单停留在“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这样的说法上，而是深刻地发现：

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

可是，马克思这时却认为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资本是通过竞争实现这种对劳动的私有权的。其他两个收入来源也可以由竞争得到考察。资本家、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后果：

一是“社会总是而且必然地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这集中体现了国民经济学的反人道主义和二律背反。按照国民经济学家和“市民社会”的观点，劳动是人用来增加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的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然而，“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

二是在“地租”部分的最后，马克思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认识到：

（竞争的）最终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所有者的统治必然失去一切政治色彩而表现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单纯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表现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所有者和他的财产之间的一切人格的关系必然终止，而这个财产必然成为纯实物的、物质的财富；与土地的荣誉联姻必然被利益的联姻所代替，而土地也像人一样必然降到牟利价值的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在对私有财产运动的分析中，马克思以英国的现状为参照强调了工业（产业）的作用，地产竞争“直接的结果就是地产分散到许多人手中，并且无论如何要服从于工业资本的权力”。在此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工业的关注，并不是马克思的创见，马克思显然受到了恩格斯、斯密、圣西门、舒尔茨等人的影响。但马克思对工业的关注，尤其是动产对不动产的胜利，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进展。这一方面为马克思进一步的研究打开了理论的入口，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确立的直接前提。与之相关，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对黑格尔国家观的进一步证伪。换言之，土地私有财产将在现代市民社会中，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中分化解体。作为其结果的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构成黑格尔“含混的折衷主义”的私有财产运动的神秘形式，完全可以在国民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即工业动产对土地不动产的胜利中以实证的方式被证伪。作为结果，就是私有财产本质的暴露，劳动创造了一切，却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手稿》第一笔记本的最后尖锐地指出：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产生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用“外化劳动”（异化劳动）概念来说明“私有财产”，是马克思的一次重要理论变革。这种“人学现象学”（张一兵语）所具备的重大理论意义，已经为20世纪围绕“青年马克思”问题的争论所间接证明。在笔者看来，“异化劳动”概念的重要性是在一种特定的理论线索中凸显出来的，它克服了那种个体“自我意识”同外在“自然规律”的二元分裂（随着现代世界的兴起，这种对立越发明晰地展现出来，也是黑格尔体系走向解体的内在根源），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说明社会历史的存在方式。

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因此，十分明显，只有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亚当·斯密——，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只有这种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这种国民经济学是私有财产的在意识中自为地形成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

如上所述，《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构成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拓展性理解。这一不仅“注重自然界”，而且“注重政治”更是“注重经济”的探索，不仅是马克思逻辑视域从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向经济异化的转移，而且本身就是他在运用“主谓颠倒”的方法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泛逻辑的神秘主义过程中，理论探索不断深化的结果。个中的关键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克罗茨纳赫笔记》中以不同方式共同遭遇到的“私有财产”问题。而首当其冲的又是对于“地产”这种在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法哲学中都表现为“私有财产”的宗教式的神秘主义形式的批判。

尽管在《手稿》中，异化劳动仍然保留了那种人本主义的抽象和非历史特征，但马克思从政治异化、经济异化（私有财产到货币）再到劳动异化的过渡已经为新的理论范式（以“生产方式”概念为核心）的构建打下了第一块基石。同样，正因为“异化劳动”概念的理论触角已经延伸到“现实的”对象化劳动过程，真实的历史性维度也就如石块下的草种一样，不断冲击着异化逻辑的硬壳，期待着新的萌发了。有趣的是，这种新的理论逻辑的出现，也内在蕴含于人本主义逻辑自我建构过程中同体发生的理论解构之中。

马克思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在建构过程中的自我消解，首先在《手稿》的写作进程中得到了印证。ME G A2写作顺序版为我们重新阅读《手稿》并把握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复杂线索提供了某些方面的启发。其一，上文已经涉及的第一笔记本中分“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栏写作，并在最后部分集中讨论“地租”问题，进而提出并论证“异化劳动”概念。其二，在第三笔记本中摆脱了传统的将“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分开独立排列的做法，恢复了马克思写作的原初过程，特别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起初就是作为“共产主义”的第（6）个要点而论述的。其三，同样是这一事关理解马克思黑格尔关系最为重要的“长文”，按照写作顺序它本身分三个阶段进行，且最终以两段《精神现象学》的摘录作为结束。这就提醒我们：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了吗？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首先回顾一下这一“长文”本身的写作过程。

作为第三个补入的第（6）个要点，马克思一开始主要是结合异化的扬弃分析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失误，强调费尔巴哈哲学的历史功绩，并从《精神现象学》（本节以下简称《现象学》）入手分析黑格尔的体系。这一分析的关键在于理论出发点的转变，即从抽象的精神转向“感性的东西”。可以说，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劳动”范畴，就是这样一种自然存在物的对象性活动。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在理论总体上不过是一种“抽象的”、“非现实”的“历史”。(www.xing528.com)

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之否定看成真正的和惟一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惟一的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

需要注意，在评析“黑格尔有双重错误”的前后，马克思又回到经济学中去，在论述“共产主义”的第（7）个要点中，开始关注私有财产统治下异化的人的需要的歪曲以及奢侈和节约的争论。他不仅看到“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惟一需要；货币把任何存在物都归结为它的抽象”，而且认识到，异化最后“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而政治经济学内部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不过是一种是否弄清财富本质的历史差别。在这里，政治经济学中的现实和黑格尔哲学中的抽象精神发生了逻辑上的共鸣，这反过来促使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有了新的理解：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紧接着，马克思重新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主义，并结合绝对观念转向自然界的问题考察了“异化规定之内的黑格尔辩证法积极环节”。虽然从总体上说，黑格尔的体系是一种异化状态下的颠倒的东西，但他通过把以往哲学加以总结，在思辨的逻辑学里完成了积极的东西。马克思敏锐地指出：

独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异化的必然结果；因此，黑格尔把它们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且把它们联贯起来了。

简言之：在[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写作过程中，尤其是在写完[私有财产和需要]以及[增补]的一部分内容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从强调“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到转而承认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具有“伟大之处”，以及黑格尔辩证法“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也具有“积极的环节”,“完成的积极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问题上，马克思实际上经历了从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及“当代批判的神学家”青年黑格尔派，到发现“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黑格尔，以及神秘主义的辩证法在“异化”的规定内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这是马克思在批判性地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但问题是在这样一种批判性改造的过程中，何以会发生理论态度的变化？或者说，马克思对黑格尔态度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批判性改造的完成吗？

对此我们的结论是：显然没有完成。证据之一，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评论并未完成，而是以《精神现象学》“绝对知识章”的摘要草草了事。证据之二，尽管在半年后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留下了对黑格尔哲学著名的“批判性的评注”，但是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却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黑格尔，甚至是肯定了黑格尔。这是后文要专门分析的内容。无论如何，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也已经触摸到了一种历史性的理论维度，这既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客观历史发展的哲学指认。虽然黑格尔是从抽象的绝对观念出发的，但在他的哲学体系中蕴含着历史性因素，并且将劳动看作人的自我产生的运动。这一理解同经济研究的成果，如私有财产的关系到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工业的发展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历史基础等一起，势必推动马克思深化在第一笔记本最后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即从“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理解异化劳动的发生”到在现实的劳动发展自身内部去寻找劳动异化的机制。

换言之，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拓展，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内部有关需要的争论和分工、货币问题的分析，马克思的思考开始突破既有的理论框架，关注现实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在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分析中，经济学研究和哲学思考结合起来促使马克思将注意力投向对劳动过程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问题凸现出来：历史的自我运动在社会现实中是如何发生的？这就超越了异化劳动理论的边界，要求对劳动的内在过程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此意义上，[分工]、[货币]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就成为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史上，尤其是《手稿》的发现和研究史上，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建构同时的解构，已经涉及对于《手稿》的理论定位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作为对西方“马克思学”所提出的“青年马克思”或者说“两个马克思”问题的回应，《手稿》中并存的人本主义和客观现实两条逻辑此消彼长成为《手稿》研究的一个焦点话题。从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和完善，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这一角度来考察，我们显然认同这一区分，并认为：恰恰是两条逻辑的存在，标志着马克思对于现代“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剖析从私有财产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说“生产方式”分析的迈进。然而，基于前文现代社会兴起的思想史再现，特别是生产方式概念史前史的探讨，结合《手稿》本身文本和逻辑的考察，我们或可以得出进一步理解两条逻辑消长的新的阐释。这也涉及对于异化和对象化概念的新的理解。

无论从文本形式还是逻辑结构来看，[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都很难被看作是一篇完成了的独立文章。推而广之，对于整部《手稿》来说这一判断似乎也可以站住脚。换句话说，在《手稿》中马克思虽然制订了宏大的理论目标（国民经济学批判），也提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异化劳动”理论），却很难承认自己“弄清楚了问题”。也就是说，在借助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颠倒建构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的过程中，却同时开始遭遇到这一理论自身的解构。

其中最为关键的理论质点有三：一是“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之中所包含的“地产”与“动产”之间的历史性差异；二是在寻求“主谓颠倒”的真正主体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国民经济学”对“主体”（与“感性”直接相关的“需要”）自身的结构性证伪；三是与之相关，对于现实中统治一切的异化的力量（“货币”，更准确地说是“资本”）来说，恰恰是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劳动”的现实运动一方面表现为作为“类存在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的“分工”，另一方面在“分工”和“交换”中又孕育着“社会的力量”，只是在“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就是市民社会”，而国民经济学家和黑格尔都是在“依靠非社会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

在“市民社会”中包含着“异化”范围二重化的两个方面：一是“私有财产”、“分工和交换”的发展所塑造的“颠倒为物”的“人格”；一是“从自身（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的“抽象”的“神秘主义”的力量（“财富”、“货币”、“国家”等）。《手稿》显然已经遭遇到了这一棘手的问题，但持“异化劳动”理论的马克思似乎还没有“弄清楚问题”的解决方法。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只是在“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之后，才发现了“所得到，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从《手稿》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哲学的贫困》的理论过渡。在表层的意义上就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逻辑之非历史、非现实的意识形态想象的不满，在深层的意义上则是马克思对以“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动产”或是“资本的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性解析。在此基础上，要真正解决人本主义逻辑和客观现实逻辑的消长问题，理清“异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必须从“劳动”和“对象化”这两个概念的进一步阐释着手。

可以说，“劳动”是马克思著作中最为暧昧的术语之一。这并非因为“劳动”本身的翻译分歧而产生，而是由这一概念自身所背负的复杂的理论包袱，以及马克思自己在这一术语使用上存在的由含混到清晰的转变所导致的。纵观马克思的一生，他对“劳动”这一术语的集中使用，大致分布在两个时期：一是从《手稿》到《雇佣劳动与资本》，但主要是在《手稿》之中，即“异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的区分；一是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到《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晚期的若干著作，主要是在《大纲》和《资本论》中，即一方面区分“劳动”和“劳动（能）力”，另一方面区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即“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问题。

回到《手稿》的逻辑进程和原文表述中去我们可以发现：“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本身就同“私有财产”之间的“交往关系”，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财富”的积累，同“工业动产”对“土地不动产”的胜利，是内在一致的。也就是说，之所以在《手稿》中提出“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的主要意图不仅在于论证“劳动”主体在客体（对象）中的对象化，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奴役（异化、外化），而是尝试从“劳动”这一“国民经济学”自身所提出的原则出发，完成对“市民社会”和黑格尔“法哲学”的结构剖析。

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同时也是“交往”，或者说在对“法哲学”和“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作为构成“市民社会”基础的“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劳动”同时既具有“主体—客体”的含义，也具有“主体—主体”的含义。更进一步，这样两重含义的内在关联既非由前者奠基后者（所谓的“生产范式”），亦非后者奠基前者（所谓的“交往范式”），而是在“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背景下同体发生的。只不过这样一种“预先设置”的结构性前提自身包含着内在的对抗性存在，在黑格尔法哲学那里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国民经济学”那里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抗。

与“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剖析直接相关的是“对象化”概念。这一概念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劳动”还要普遍，并且，这一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构架中的重要性今天正在为“物化”和“物象化”的讨论所凸显。结合这些讨论的最新成果，就《手稿》的重新阅读而言，“对象”概念也许具有更加复杂的理论指向。

众所周知，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概念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用来实现“主谓颠倒”的逻辑立足点，在《手稿》中这种“人本主义”的方法论被进一步确定为“对象性活动”的“异化”。也就是说，“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在最初的意义上是用来实现将“注重自然界”的费尔巴哈运用于对“政治”的“注重”上。只是在“注重”“国民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意外地发现了“感性对象性”存在本身与“私有财产”的运动和“财富”、“货币”之间的真实联系，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关于“自我意识”运动的思辨再现又同“国民经济学”之间存在结构性的耦合。尤其是“泛逻辑的神秘主义”的辩证法本身就依赖于“对象性”的自我展开。

简言之，在“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体系结构内部，“对象”和“对象化”都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是一种受“统治一切”的抽象的“非人力量”奴役，从而表现出具有不同实现方式的过程性存在。在这一点上，“对象性活动”所由以支撑自身的“人本主义”逻辑受到了直接的挑战，或者说，马克思逐渐意识到：对作为“私有财产”原因的“异化劳动”的批判，仅仅发现“主谓颠倒”之前的“异化”的真实“主体”是不够的，而必须在“对象”和“对象化”的具体形式中说明“抽象”形成的机制及其解体的可能性。在《手稿》中这一任务并未完成，甚至没有明确提出，只是到了《提纲》中，这一理解才浮出了水面。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手稿》的写作暂告一段落之后，马克思所关注的并不是“异化劳动”或“对象化劳动”的理论展开，而是寻求更加“现实”的理论出发点来揭示“市民社会”内部的结构性二律背反，如《提纲》中所使用的“实践”范畴，“费尔巴哈”章中所提出的“物质生产”概念等。

在本节的最后，对于《手稿》中存在的两条逻辑，或者说“异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或可以给出这样的判定：从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过程来看，“异化劳动”作为一种理论的概括，标志着马克思在1844年夏天对于现代“市民社会”结构性剖析所形成的一种特定逻辑构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私有财产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奠基性作用，而这样一种存在本身是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异化状态。这种观点的得出，除了法哲学和政治、历史研究外，更重要的是依托于政治经济学的讨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所隐含的机器大工业发展所导致的资本和劳动的对抗，劳动本身成为了既承担其财富的本质，同时又成为与财富疏远的东西。同时，“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因此，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异化和外化。只不过，在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辩证法中所隐含的一定的历史性维度，却为马克思打开了新的问题视角：“人”的对象、劳动的“对象化”本身都不是抽象的独立的存在，而是依赖于特定社会的结构性展开过程的。在这个意义上，“对象化劳动”的进一步探索，而非“对象化劳动”，构成了马克思克服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起点。并且在此过程中，关于“需要”、“生产力”和“实践”概念的探讨，直接导致了生产方式的概念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