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

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哲学思想像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引发了那么多的关注、非议、捍卫和争论。回顾唯物主义历史观确立170多年的学术历程，误解、纷争、质疑和辩护竟构成了这种批判性哲学方法论的主要历史境遇。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在理论和实践辩证关系问题上的特殊性，在实践中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自身理论探索的特殊性使然，马克思在世时并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充分阐释，更多是在具体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批判——的论述中，通过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加以运用的方式将其内在的哲学思辨表述出来。

这样，无论是直接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还是应对资产阶级诸意识形态的理论挑战，马克思“本人”都不得不新一次莅临现场，评判理论纷争。然而在每一次这样的“圣灵降临”中，都包含着对马克思理论形象的一次新的阐释，或是重构。那么，问题就在于：这样一种重新解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呢？笔者的观点是：“回到马克思”并不是要到故纸堆中去咬文嚼字，而是在同现实的对话中重新激活那些流淌在马克思文本中的批判性哲学方法——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向度的内在。归根到底，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的语境之中，我们已经是在背负着思想史而前行。这是今天中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所不能免除的理论“原罪”，也是我们无法也不可能真正卸掉的“包袱”。这也是任何一名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必须时刻予以谨记的事情。

该书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主题，即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概念的“生产方式”概念。一方面，它既是第二国际以来，在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以及当代后马克思主义和若干激进哲学话语中不断被提起的一个理论范畴；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的原初理论文本中，这个概念却从来没有得到全面的，甚至是直接的讨论——生产方式概念总是出现在马克思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总结和阐释中，并且承担了关键性的理论角色，但是我们却无法找到马克思本人对于“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的系统定义。因此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说，在马克思的理论话语中生产方式概念总是作为分析的工具而非简单的对象出场。这就提示我们，要科学把握这个概念进而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本质，就不能以抽象的教条方式，而必须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运演中结合对当下现实的反思来努力。

基于上述理解，以马克思理论中的生产方式概念为主要对象，展现这个概念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所扮演的理论角色，并以之为焦点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及其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未来可能趋向，就成为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项重要的理论使命。

如前所述，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生产方式”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得到不断阐释的概念。随着历史唯物主义进入不同的理论话语语境，这个概念也被不断重构，形成了一种概念解释上不同模式不同论域交相叠映的状况。这种生产方式概念上的复杂“地质结构”本身，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传播所构造起来的，其中既有不同理论模式的构建与竞争，又有不同论域的侵蚀与交叠。这就为我们梳理生产方式概念自马克思以来的思想演进制造了一定的困难。

有鉴于此，笔者将首先概括性地指出生产方式概念在当代左派激进话语体系中发挥作用的三大理论域，即作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规律证明的生产方式，作为资本全球化视域中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分析的生产方式，以及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工具的生产方式三种讨论框架。这三种不同论域之间并不是一种共时性的竞争性关系，也非一种历时性的替代关系，仅仅是生产方式概念复杂“地质构造”在“表层地貌”上的展现。这一区分也是我们进入生产方式概念的最初理论准备。

1.作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规律证明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就是证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必然会被超越的历史性存在，并为共产主义扬弃资本主义提供科学的说明。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生产方式分析的最终目标。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关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分析就成为历史唯物主义传播的直接动力。生产方式概念也就首先担当起证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之必然性的理论使命。然而从第二国际到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这种证明却无意识地背离了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不仅没有有效地识别出“经济决定论”这一潜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且最终作茧自缚地把生产方式概念限于那种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和作为教科书体系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讨论之中。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方式”概念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确是用来说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工具。但这种工具发挥作用的方式是：通过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典型的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自我矛盾展开而实现一种当下社会历史的“内爆”，并打开面向未来的可能性。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机械唯物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滥觞，有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不可避免地涉及与这些理论的争论和互涉。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走向工人大众的过程中，经过拉法格、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再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带有强烈的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色彩的“历史哲学”。十月革命前后，虽然有列宁在革命实践中对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理论反拨，但这种经济决定论观点仍最终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斯大林主义得以“漫画式”地完成。在此过程中，生产方式概念也就被限定在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之类，即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运用的部门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也被明确定义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从此，生产方式概念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围之内——这也是国内学界上世纪80年代有关生产方式概念争论的直接理论出发点。

既然作为马克思革命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被作为一种部门哲学加以讨论，并且带上了强烈的经济决定论色彩，那么其核心范畴“生产方式”概念也就难逃其责，成为一种在政治经济学上证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工具。相应的，原本生产方式概念所具有的社会整体分析的维度也就被削去，只剩下作为经济运动过程分析的含义——苏联学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的争论就是在这个大的思想背景下进行的；尽管后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一些具体结论上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却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这种范式的束缚。

2.作为资本全球化视域中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分析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马克思那里具有典型的世界历史含义，这一方面是因为首先讨论的是资本主义剖析中的历史理解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内在地涉及后来出现的全球化问题。所谓的全球化问题，尽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一个理论问题，但其最初发端却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域拓展。19世纪50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语境，就是源于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这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而马克思晚年的原始社会分析和东方道路探索也可以看作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所激发的理论反映；第二国际内部有关帝国主义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同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布展，以及这一过程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变迁直接相关。

进入20世纪，有关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成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更是成为一个理论热点。在三四十年代的经济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中，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一个焦点问题，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看待这种过渡的发生和本质——这一争论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中得到了延续，今天英美学界有关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纷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有学者坚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从生产方式变迁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过渡；有学者强调市场组织原则的变化，就是资本成为市场过程中的统治力量因而推动了历史的变迁；还有学者从人（实际上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化身）的理性和伦理精神的角度为资本主义作辩护。在左派学者的讨论中，前两种观点实际上构成了主要的一种理论竞争。

这种竞争一直延续到或者说漂移到“二战”之后。作为其结果，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高潮的有关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的分析。特别是在资本全球化的尺度上如何看待那些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者”的非资本主义或者说就是落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成为生产方式概念的一个重要讨论域。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转折点是阿尔都塞的“接合”（articulation）概念被引入这一争论之中。“接合”同“结合”（combination）一道，是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分析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时所着力强调的概念，是在结构主义的意义上对一定的生产方式内部构造的分析。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一个时间范畴而且是一个空间范畴）和落后国家地区的发展道路分析中，这一概念却被挪用到针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及其中发生的两极分化的批判性说明之中。

在这一讨论域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精彩分析。但这里的生产方式概念却已经是一个经过多次阐释的相当复杂的“再生岩”，很难成为我们把捉马克思原初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概念的直接出发点。

3.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工具的生产方式

如果说“生产方式”概念在前面提到的两种论域中已经离开了哲学的地基，进入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具体的学科讨论之中，那么这里所讨论的第三种论域则仍然保持了哲学的外观，却是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的。这就是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工具的生产方式。

所谓晚期资本主义（latecapitalism），也就是近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所置身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这不是什么新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经接触到了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发展，这在列宁那里被定义为“帝国主义”阶段。此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又被描述为福特制—后福特制资本主义（阿格里塔）、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消费社会（鲍德里亚）等。晚期资本主义的观点是由曼德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他坚持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分析上面提到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在这里，笔者选择这个概念来定义当代资本主义也是意在表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仍然适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批判，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工具仍然有效。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中，将“生产方式”这一传统理解的经济学范畴纳入哲学话语的，是著名的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基于结构主义的“问题式”概念，阿尔都塞区分了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并用“理论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来说明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阿尔都塞的理论语境中，“生产方式”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而是一个标志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认识论范畴。正是在此基础上，阿尔都塞开启了用“生产方式”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并展开资本意识形态批判的道路。暂且抛开阿尔都塞的认识论中心主义所不得不面对的理论质疑不谈，“生产方式”理解上的这一转义显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说，这也是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被不断重新提起的直接理论源头。

上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生产方式概念要么在后马克思思潮中被或明或暗地抛弃，要么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抽象的坚持，要么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中被改换门庭重新加以利用。因此，在这一讨论域中生产方式概念可以看作是一个理论混战的焦点，也是今天国内学界尚未形成定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论背后具有奠基性作用的是马克斯·韦伯的技术理性分析。从卢卡奇颠倒性地运用韦伯开始到阿多尔诺以“否定的辩证法”力图超越这种技术理性之上的同一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兴起、发展到终结的历史全程中一直在同这个潜在的理论对象对话。以至于在阿多尔诺之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已经几乎完全被看作是资本统治的“铁笼”，其中的对抗性维度竟也被去势为碎片式的喧嚣。只有真正回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找到历史唯物主义内部的自批判性向度，才能彻底地反击这些“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不是仅仅看到它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依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终结哲学”的口号依然振聋发聩。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论域中还派生出三种对于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直接批判或替代性范式。它们分别是阿伦特、哈贝马斯用以取代生产范式的交往范式，鲍德里亚、萨林斯以原始社会为蓝图来否定马克思的生产主义批判，以及波斯特、卡斯特尔包括奈格里和哈特对于信息时代和知识产权的分析。

在上述三个生产方式概念的讨论域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都处于理论纷争的漩涡之中，与之相关的，是生产方式概念所遭受的误解和挑战。大致说来，自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明确提出（《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6年）并为世人所熟知（《资本论》, 1867年）以来，这一概念所遭受的误解与挑战可以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市场体系论”、“技术异化论”、“象征交换论”和“信息方式论”这五种不同的理论模式。

这五种模式分属不同的理论形态和思想阵营，并且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和思想史语境之中，因此这五种模式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等而视之的并列关系。恰恰相反，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和斗争史中去，这五种模式之间往往以一种混战的方式作用于上文提到的三个不同讨论域之中。笔者在这里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叙述方式，全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以来的思想史发展，这五种模式在理论话语中的出现或者说占据焦点位置大致呈现为这样一个前后相继的顺序——以之为管亦可窥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发展之一斑。

1.“经济决定论”模式

这种模式发轫于19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实际上受到了当时作为主流社会思潮的进化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并在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被确立为一种科学体系的基础。对于生产方式概念的经济决定论式理解直接服务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论述，在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实际上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出现。同时，在作为这一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中，生产方式概念也扮演了重要的理论角色并且进一步“物化”为“生产力（技术）决定论”。——可资佐证的是，在苏联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著作中，生产力往往比生产方式扮演着一个更为重要的理论角色。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经济决定论”模式的生产方式概念阐释产生了最为深远的思想影响，同时也激发了最为广泛的理论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无一例外都是在同这种模式争论的意义上阐述自己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理解的。对于这种模式及其理论变形的批评不仅见于马克思主义内部，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学者着力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本人的主要出发点。实际上，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已经意识到这种模式存在的理论缺陷，并力图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问题上加以扭转。但这只是一种不触动总体逻辑框架的修修补补，因而未能从根本上超越这一理论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学界发生的围绕生产方式概念内涵所进行的争论，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进行的。但即便如此，这些分析已经为后来反思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进而“回到”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原初理论语境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2.“市场体系论”模式

最早与生产方式概念发生理论竞争的是“市场体系论”观点。这种模式是在20世纪初期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中形成的，强调的是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中，并不是生产方式的变迁而是市场组织形式的变化。这种观点反对把历史的发展归因为“简单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生产力或者说技术生产方式）的变迁，而认为是社会经济过程中市场组织原则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在商业资本统治手工业和工业生产的意义上形成的。

在这种模式中，生产方式实际上仍然是被理解为一种直接的“技术”或“经济”力量，而不是作为一种从一定生产出发构成社会总体存在的体系和机制。这也应和了后来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所出现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市场体系论”模式在以布罗代尔、沃勒斯坦、阿瑞吉等人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那里达到了顶峰。这种观点虽然在理论倾向上持一种左派立场，但在对生产方式概念本身的理解上却并未真正超出“经济决定论”的模式。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第二种讨论域中阿尔都塞的“接合”概念被挪用到一定历史中的社会形态和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分析之中。因此，这种理解模式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在某些理论问题上（如全球化和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等）具有启发意义，但却无益于真正解释这一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哲学内涵。

3.“技术异化论”模式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和二战后的资产阶级主流学界，“技术异化论”模式是理解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一个主导性理论思潮，也是今天在国内学界引发最多争论和误解的一个模式。诚如前文已经提到的那样，这一模式的思想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韦伯对于技术理性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虽然接受了这种有关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解，但仍然为其植入了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张力，这就是对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的强调。无论是卢卡奇的物化批判，还是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对启蒙辩证法的分析，都深刻地看到了那种基于工具理性所造成的恶的总体性。相应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则直接将自己分析的立足点置于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之上。最终，当阿多尔诺看到了这种主体向度本身无法避免“技术异化”（工业生产）的沾染并转而强调非同一性以期打碎这种物化总体时，也就开启了后马克思思潮否定生产方式本身的潘多拉魔盒。

要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逻辑终结的历史宿命，就必须“回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本身，揭示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自批判性维度。但是以哈贝马斯和霍耐特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第三代理论家却在批判极权主义的反向路径上退回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之前，也就是到私有财产的运动中重新发现一个克服“技术（生产）异化”的交往公共领域。这种倒退的逻辑产物就是在青年黑格尔那里发现的所谓“交往范式”。实际上，这一理论路向在此前的阿伦特那里就已经明晰地展现出来。沿着晚期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所开启的逻辑路向，阿伦特在批判极权主义的过程中“顺道”批判了那种导致异化产生的“劳动”和“工作”。尽管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引入了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分析，但其内里逻辑在根本上并没有超出这种“私有财产”交互承认的范式——这在马克思那里恰恰是用生产方式概念超越了的东西。

4.“象征交换论”模式

同样是反对经济决定论，却不同于流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尤以人道主义为最，也包括上面提到的“技术异化论”），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象征交换论”模式提供了迄今为止对于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最为恶毒的攻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对“象征交换论”的批判是今天重新进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的一个有效阶梯——但同时也是最容易滑倒的阶梯。

站在结构主义的肩膀上，阿尔都塞正确地看到了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同源，即现代工业的发展，并且敏锐地指出了生产方式概念只有在功利性的交往之中才能确立这一理论事实。但是受莫斯和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影响，鲍德里亚力图以原始社会的非功利性交往取代生产方式概念所浸淫其中的功利性交往，这就离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相去甚远了。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生产活动是受到消费社会中的符号逻辑所控制的，从生产出发并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反而会遁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实际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的确是从私有财产的交互运动中找到了历史发展所凸显出来的客观抽象——生产成为社会历史的存在基础。但是这种凸显一方面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基础的客观指认，另一方面也包含着通过生产方式的内在对抗性质所展现出来的自批判维度。换言之，以生产方式来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本身就包含着对当下（作为历史发展“人体”的工业现代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批判。也只有坚持生产方式概念才能从根本上展现并超越这种有限的历史存在。鲍德里亚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只看到了其一，却错过了其二，其理论下场注定是越激进、越反动。(www.xing528.com)

无论如何，鲍德里亚对于生产方式理论的很多分析对于那些仍沉浸在“经济决定论”模式之中或者说跟着“技术异化论”模式力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来说，无疑是一针猛烈的清醒剂。因此，鲍德里亚虽然是我们真正回到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论之路上最难翻越的一座大山，可是一旦越过我们就将面对一片坦途。

5.“信息方式论”模式

最后也是最近一种对生产方式概念的替代倾向出现在“信息方式论”模式中。这种模式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或者说网络社会的崛起，强调的是物质生产形式本身的变化，即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也应该重新得到考察。

可以说，这种理论模式最初发端于丹尼尔·贝尔对未来后工业社会发展的预测，尤其是他对智能技术的分析。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知识产权之社会效应的日益增加，用“信息方式”和“信息批判”取代“生产方式”和“生产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在这些分析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马克·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和“第二媒介时代”探索、曼纽尔·卡斯特对“信息时代”的阐述、斯科特·拉什的“信息批判”、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基于“生产的信息化”对作为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的“帝国”的批判以及齐泽克等人对于“知识产权”（in-telectualprivate property）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这种模式是对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最新一种挑战或者说是发展，但仍处于一种正在发展的状态之中。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模式却也是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所必须着力回答的一个问题。在笔者看来，齐泽克自己倒是对于这种模式的发展给出了一种“后马克思式”的理解：他认为信息方式的基础是知识产权，这种私有财产的运动也将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分裂，即一种更加复杂的容纳与排斥之间的对抗——在他看来，这是马克思《资本论》中资产者与无产者对抗逻辑的最新发展。

为了纠正或应对上述五种理论误解与挑战，第一步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地平那里寻找“生产方式”概念形成发展的真实历史进程。这是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分析方法的第一个要求也是基本要求。本书有关生产方式概念的考察首先是按照这个要求进行的，即通过对社会宏观历史背景和具体文本语境的分析把捉马克思理论逻辑的转变。但是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笔者也开始自觉意识到科学的文本学研究方法更深一层的含义，这就是文本解读中阐释者自身的理论在场。

1.文本研究与理论自觉

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中区分了马克思理论写作的三种文本，即笔记（亚文本）、手稿和书信（生成性文本）、完成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三类，并且专门强调了前两类文本在马克思思想阐释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区分在他的《回到列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这就是包含了后人理论建构在内的批注，张一兵教授将其称为前文本或拟文本。在笔者看来，这种对于文本类型的区分本身是同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的指认和自身研究方法的反思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文本学研究过程中首先要剥离出研究对象自身理论逻辑的进展同后来的理论建构之间的差别，进而要在承认研究者不可能直达本真意义上的文本之基础上对文本进行“客观的”分析。换言之，就是研究者自身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解释学前件”，并时刻警醒自己不能独断论地妄称自己就握有了原始文本之本真含义。

这显然是一种理论推进，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两个层次本身就已经同体蕴含在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研究方法之中。因为这里所说的文本不仅仅是指实物性的“著作”、“书信”、“笔记”、“手稿”或是“批注”等，而就是那种将一定的社会历史包含在内的作者的特定理论话语情境，这种情境只能由研究者通过上述的物性存在加以重构并激活。但同时必须高度注意的是：这种重构或激活本身已经是一定的有限的研究者根据自身所持有的理论架构所进行的再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本的阅读同时也就是一种意义的生产。

在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探索中，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的这两个内在结合的理论层面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这是由前面所提到的生产方式概念在马克思理论话语体系中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方式决定的。首先，马克思本人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院理论家，而首先是批判异化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者。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很少有专门的正面阐述性作品，大多是针对其理论对手的论战性和批判性作品。其次，具体到生产方式概念本身，虽然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哲学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但对于这个概念的内涵具体是什么他本人从来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再次，我们可以发现生产方式概念在马克思自身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也表现出相异的理论特点，这些特点不仅仅是通过生产方式概念本身，而且是通过与这一概念相关的其他一系列范畴的出现或消失或重组内在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想通过单纯文字训诂的方式来阐释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做法在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可能的。本书所尝试进行的就是根据马克思自己的理论阐述、结合特定的思想史背景，在重构马克思一定时期的理论情境的基础上再现生产方式概念的特定含义。更确切地说，就是透过生产方式概念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全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不是可以为知性范畴所把握的教条体系，而就是一种用来批判性地分析人类社会历史特定阶段的方法论指导，生产方式概念只是在走向这种方法的意义上方才凸显出其理论的重要性。这样，在有关生产方式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中，也就是这个重构马克思特定思想情境的过程中，作为研究者自身所持有的理论储备和方法论自觉往往发挥着更加直接的作用。

2.通过生产方式概念的探索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除了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地平并自觉反思研究者自身所具有的方法和理论资源外，深层历史的文本学解读还包含第三个层次的含义，这就是在文本学研究过程中通过文本解读所实现的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自觉体认与追寻。在笔者看来，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的思想真谛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仅是一种面对文本的外在技术路径，而且就是在阅读（意义的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同时面向文本和研究者本人的认识方法，或者说就是文本意义的科学的生产方式。

具体说来，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单纯地强调客体对象的优先性，而是将这种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同针对对象运动的分析结合起来。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在“实在论”之前加了一个“历史的”限定语，而是在自身范畴的结合中再现社会历史的运动本身。这些范畴都必须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下加以理解，一旦加以凝固，历史唯物主义就从这些范畴的缝隙中溜走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阅读文本，就不仅是对文本本身的一种机械复制，也不仅仅是主体自我意识不加限制的膨胀，而是在文本本身和研究主体的对话过程中将文本的意义生产出来。这种生产的方式是由一定历史阶段上存在的思想语境与研究者主体意识相互交叠而构成的。这种意义的生产既不能脱离文本原初理论情境的历史遗迹，也无法超脱研究者自身所处的思想史语境，同时还必须在阅读的过程中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自悬于研究者的头顶，保持对自身理论方法的自觉意识。

在生产方式概念的研究中，对于马克思理论文本的阅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就马克思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的文本来说，把握生产方式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思想的洗礼，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一次重新确证。在这个意义上，当阿尔都塞说“只有用《资本论》的方法才能读懂《资本论》”的时候，是非常深刻的。在笔者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政治意识形态口号，而就是重走马克思思想探索之路的理论真谛。

因此在本书的写作中，对于生产方式概念的说明力图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是对马克思文献及其写作背景的认真梳理，这是文献研究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第一个要求；第二，是自觉继承生产方式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诸范畴在思想史上的理论积淀，并力图正本清源；第三，是对自身研究方法和主体所处历史环境的自觉反思，反对任何独断论的观点——更进一步，本书的研究也可以看作是笔者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加以体悟并运用的一个尝试。相应的，笔者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拘泥于马克思的原初理论文献——这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时刻提醒自己：只有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对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最好阐释。受个人学力所限，这样一个远大抱负可能在本书中并没有得到实现，但笔者愿意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

虽然是马克思第一个在思想史上为生产方式概念赋予了特定的理论含义，并依托这一范畴阐发了自身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正如马克思自己很少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的说法一样，他自己也从来没有以下定义的方式彻底而清晰地界定“生产方式”术语本身。但无论如何，既有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本身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确立和发展是内在同一的。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使用情况，本身就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批判现存社会形态，说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展开。

1.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经典表述

国内外相关研究已经从不同角度提出，“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的含义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作为技术（technical）物性操作的直接生产过程，即技术生产方式或生产手段（meansofproduction）；二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社会生产的特定结构，或者说社会生产方式；三是在广义的层面上，生产方式就等同于社会形态的理解。围绕这一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界曾发生了多次争论，但迄今为止仍未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这一方面是马克思本人对这一术语运用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所导致的；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这与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和方法有关。

首先，有关“生产方式”的既有讨论大多是从单纯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的，并且很大程度上受到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这样，生产方式概念就脱离了它赖以成型并发挥作用的特定思想史语境，其字面含义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意义也就被无意间遮蔽起来。其次，部分研究往往以一种“同质性”的眼光观察马克思的文本，没有看到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所存在的历史性过程，就会将不同时期马克思对于“生产方式”术语的使用简单对照、拼接，从而陷入了单纯文字层面上的争吵。与之相关，既然“生产方式”本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核心范畴，对于这个概念的阐释本身离不开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此，“生产方式”的不同理解模式，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不同范式的存在。

面对上述困境，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为全面深入理解生产方式概念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本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一方面，从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语境出发，回到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思想历程中，这为准确理解生产方式概念的不同使用和含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历史解读的方法本身，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开放性维度，强调文本研究者本身必须具有的自反思和自批判意识。只有自觉将文本、思想史和当下历史现实内在关联起来，我们才能跳出具体的术语之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把握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背后的哲学意蕴。

首先，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这位大思想家很少抽象地谈论“生产方式”是什么，而总是将其置于一定历史条件下（首先是资本主义的）分析“怎么样”的问题。让我们先看一下有关生产方式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经典表述：

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生产的过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不难发现：这些集中讨论生产方式概念的段落同时也是马克思自身理论方法和研究目标的总结与提示的部分。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对他所面对的现实的社会组织结构获得了突破性的理论认识时，会专门使用生产方式概念来加以整理、表述。而马克思之所以会选择“生产方式”这个特定的术语，除了其理论视域从德国古典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移外，更加根本的是“生产方式”这一范畴本身所具有的逻辑构架能够承担起这样一个理论使命。

2.生产方式概念存在一个确立和深化的过程

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全程，“生产方式”术语的首次出现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这部手稿中，“生产方式”还只是偶然出现，在与“需要”相近的意义上进入马克思的讨论域。在1844年下半年到1845年春，与“生产方式”术语相并行的，或者说，助推马克思理解“生产方式”概念的是“生产力”这样一个复杂而含混的范畴。“生产方式”真正成为马克思理论分析的核心范畴，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之中。此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阐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生产方式”范畴，而在一定意义上说，“生产方式”术语使用的变化又可以看作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推进的理论坐标。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理论探索中，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修饰语是“资产阶级”。例如，在《共产党宣言》前后的一批著作中，“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成为马克思现实社会批判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分析中的两个关键词。此后，虽然“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仍然得到使用，但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却逐渐为一个新概念所替代，这就是《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当然，在部分文本中，也还曾出现过“资本的生产方式”的说法。

生产方式概念的使用情况在马克思文本中所存在的变化是同马克思理论探索进程中的范式转型结合在一起的。简而言之，生产方式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成为马克思理论分析的核心范畴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现实社会历史批判方法的进一步推进，同时也是生产方式概念自身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当我们强调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和发展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必须看到这个概念在马克思文本中的出现及其含义转变并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文本事件，同时出现的是相关范畴术语群的“跃迁”。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完善本身表现为一系列新概念或者是相关概念的新含义（包括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突现。简单说来，这些术语有生产力、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社会形态、劳动力（能力）等。

回顾生产方式概念确立和深化的过程，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面对早年“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苦恼的疑问”，在黑格尔法哲学那里接触到了“市民社会”，并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对它的解剖，进而在“后来交给老鼠牙齿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获得了一经发现就用来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生产方式概念的得出，也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正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生产方式范畴在马克思理论框架中就一直扮演着关键性角色，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的批判也获得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然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理论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直接依托于旧有的理论范畴，生产方式概念并未获得之后它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展现出来的明晰性。同样，这个概念的批判性也未能真正触及直接生产过程的内在秘密，也就是尚未从根本上制定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这种理论不足直接表现为马克思所由以形成唯物史观的不同理论资源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的建构中所发生的理论龃龉，或者说是一种过于直接而简单的结合。这首先表现为对于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理解和革命策略的制定上。也就是说，虽然生产方式概念的形成已经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原则，但在理解现代“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克服的可能性问题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仍然受制于当时流俗的经济学观点，并赋予了“阶级对抗”所无法胜任的理论使命。当然，“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局限性，其根源内在于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自身方式展开的特定历史情境。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即以《伦敦笔记》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推进，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的深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内部的隐秘结构才得以通过剩余价值理论而大白于天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出现就是这一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

马克思最先是从直接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的货币问题出发的。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意识到对于政治经济学方法彻底批判的重要性，留下了著名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从货币到资本的分析中，马克思初步制定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在生成过程的分析中彻底暴露了资本剥削的内在秘密。在进一步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不断解决新的理论难题并调整自身的理论结构，并在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广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批判性说明。也就是说，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不仅说明了资本剥削的内在本质，而且为将这种历史性本质从它的非历史性现象中剥离出来提供了更为精致的科学方法论路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可以看作是“生产方式”概念所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中的最高成果。

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并不是一种从不足到完善的简单修正，而是生产方式概念所提供的科学方法自身的发展。或者更准确地说，二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是科学的，却是生产方式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来的不同的存在方式。即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其中的很多具体判断和结论，在今天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也已经过时且不适用了。但问题是：生产方式概念所表征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在今天是否也应被放弃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我们回到现代世界兴起的历史进程中，去发现生产方式概念从作为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私有财产、市民社会、劳动、财富、德性、自我意识、绝对精神等不同范畴的“冲撞”中逐渐清晰起来，并构成马克思“述行”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边界的核心概念的理论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