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的发展与经历：我作为其中一员的见证与反思

我曾经在三所大学工作。去江西大学，是服从组织分配；去上海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都是我主动寻求新的工作地点、新的工作机会的结果。一般而言，调动工作，都是为了有更好的工作地点和工作机会，但是，肯定有很多个案，与发生了不顺心的事有关。因为工作调动，尤其是跨城市的调动，是一件比较折腾的事情，尤其在我第一次调动工作的年代，所以，下这个决心是不那么容易的。我在准备报考博士研究生之前，就在考虑调动工作，首选上海，实在不行，就想回到母校，这时江西财经学院已改名为江西财经大学。调回上海，确实不那么容易。而且，那时的上海有“城市增容费”，每个上海的户口要缴纳4万元，但隶属地方政府的大学、科研机构不需缴纳。所以，我想当时去交大这样的学校是几无可能的，因为它不可能为我支付一家三口的“城市增容费”。

1991年春天，我到人大参加考试，笔试后休息一天就进行面试。结束后，我到钟老师家辞行。他说，你再问一下上海大学，如果他们能够办好你的调动，你就在职，不行，我会出面，将你转为脱产。在职和脱产，入学考试是一样的，只是报名时要做出选择，且一般不能修改。那个时候，在人大，流传这么一句话，导师想招的，没有几个没录取的；导师不想招的，没有几个被录取的。这说明导师的自主权比较大。钟老师对我的关心，让我十分感动，终生难以忘怀。我们博士点的另一位导师胡乃武先生，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也是出了名的。他有一位从南京大学考到人大的博士生周振华，毕业后去了上海社科院工作。胡老师以后知道我也将回到上海工作，专门交代周振华，要提携和关心我。我在人大的课程结束，回到上海后，周振华夫妇就约我一起吃饭。我们以后成为好朋友。以后，我自以为也算比较关心学生，这都是跟钟老师、胡老师学的。

从北京回南昌，绕道上海。在我的请求下，上海大学请示了高教局，可能是因为有了博士生的身份，他们答复我，可以办成调动。1991年秋季开学，我去人大完成一年的课程。同年12月，接到上海的调令，回南昌搬家，然后再回北京参加学期末的考试。人在年轻时，都会有一些折腾。折腾对了，就会产生“红利”。回过头去看，我三次比较大的折腾：从南铁公安处工作到参加高考，去江西财经学院；从江西大学调到上海大学；再从上海大学调到上海交通大学，都算是折腾对了。感谢所有帮助、关心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尤其要感谢一直默默支持和关爱我的太太—廖斌。

1992年秋季学期，我开始在上海大学商学院上班。当时，首届贸易经济本科专业的学生已经四年级，还没有上过“西方经济学”，系主任叫我上，我无法推辞，就拿着在人大听高鸿业老师课的笔记和他写的教材，开始“骑驴看唱本”。尽管调动是按照专业人员办理的，但学院领导还是记得我此前做过副系主任，没过多久，就让我在贸易经济系做副系主任，不到一年，就做系主任了。

我刚调入时的上海大学，是恢复高考后，为了尽快扩大招生，上海动员高校、地方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一起办分校，再将分校合并起来的产物。就像我调入的上海大学商学院，是原上海机械学院（现上海理工大学）、静安区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原财贸办（现商务委）共同创办的。这样的分校在上海有近10所。以后，上海市政府根据自愿原则，部分分校联合组建上海大学。也有独立建制，成为一所大学的，如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分院，就成为现在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在北京，北京联合大学就类似原来的上海大学。(www.xing528.com)

上海市政府将几所分校合并，再次使用“上海大学”的校名，是颇具深意的。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就有上海大学，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创建的一所负有培养文官使命的学校，并有“武有黄埔，文有上大”的美誉。限于篇幅，我不再着墨于此，有兴趣的同志可以看《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这本书。

原上海大学的体制颇具特色，每个学院是独立法人，行政上是副局（厅）级，上海大学校部像一个小高教局，负责向各学院分配资源。每个学院都各有专业领域，各具办学特色。我以后从商学院调到国际商学院，它曾经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分校，一度在上海深受考生欢迎，可以招到考分仅次于复旦、上海交大的学生。1994年5月27日，上海解放45周年的当天，将原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的新上海大学正式成立。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共同为新的上海大学揭牌。

在上海，上海大学这个用城市名称命名的大学，理所当然地被赋予很高的使命。上海市政府也确实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新的上海大学组建后不久，就启动了占地约一平方公里的新校区建设，就是证明。我以在新的上海大学13年的工作经历，谈几点对这所大学的看法。首先，上海大学志存高远，这完全应该且必须，但资源常常跟不上，甚至捉襟见肘。其次，上海大学有很好的学科、很好的师资，但整体参差不齐，制约了学校整体的发展。最后，由于多校合并，管理体制、各校文化差异很大，进而产生了巨大的内耗。我本人一度就是这种内耗的“牺牲品”。

平心而论，我对上海大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上海大学经济管理学科的第一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MBA项目，以及经济管理的一批博士学位的师资，就是在我的任上获批并引进的。当然，我必须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能取得这些业绩，与时任学院党委书记陆全康有决定性的关系。在四校合并前，他是原上海科技大学党政办公室主任。四校合并后，他担任嘉定校区办公室主任。全康像我的兄长，几近无条件地支持我、帮助我。我一心扑在学科建设上，他将所有事务性工作担在肩上；我提出的需要与学校商量，并请求学校支持的事项，基本都由他出面，并大多得到解决。我能遇到这样的搭档，实在是三生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