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决定我的命运之机

我和许多仍然在农村的知青不一样，恢复高考时，已经有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我要参加高考的想法是很坚定的，没有产生过任何犹豫，只是自己基础太差，感到压力甚大。同时，我的复习时间是很有限的。记得我参加了一个数学补习班，听了一次课就出差了，回来后再去，就没有座位了。老师让我坐在走廊里，因为没法做笔记，听了一节课，我悻悻然地走了。以后我自学，三度参加高考。1977年末的高考，我没能把握住机会，因为那年考文科，数学不计入总分。我最终以7分之差未被录取，与“77级”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称呼失之交臂。1978年，数学要算分，我再次败北。到了1979年，我的数学总算考了44分，凑齐了总分，被江西财经学院（今江西财经大学）录取。以后披露的数据显示，当年江西文科的录取率为4%。如果去掉录取的专科考生，本科录取率应该不到3%。每念及此，我多少感到庆幸。

说一段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在公安处发生的小插曲。当时的处长和我是老乡，他曾带着我一起出差，晚上在软卧包厢聊天，甚是投机。当他知道我真的要去江西财经学院时，发脾气了，冲着我说，那你以后回到二楼做会计？公安处党委书记正在北京出差，宣传科科长和他通电话时告诉他，小陈要到财经学院上大学了，他说，叫小陈来接电话。他亲切地对我说，小陈你以后就好好做财务工作。这反映了那时人们对财经院校，以及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认知。

回想起来，我为自己在那个年代敢于放弃铁路公安处的工作，放弃团委书记的位置，艰难地走进高考考场的决心，感到不容易。人内心的执念，竟能产生如此大的能量。几十年过去了，我真的感念当年的这份执着，后来大半辈子的小有成功，身心愉悦，首先与这个决定有关。而且，对我来说，“高考”还引发了后来的考研、考博，乃至有了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职业。

因为上大学前我已经是共青团干部，我一入学，就被班主任翟老师指定为团支部书记。两年后，时任班长担任系学生会主席，我又当了班长。大学四年，我基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何以为证？在大学毕业后的几次同学聚会时，大家谈起哪位男生追求过哪位女生之类的事，我大多不知道。当然，大学四年我都是班干部，也了解一些同学的情况。后来聚会时，作为谈资我透露出来，大家还是很感兴趣的。我的专业是“国民经济计划”，在进大学时，是炙手可热的专业。尽管我们在当时无法预料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在引入市场机制，或者说，是市场导向的。所以，到了高年级，至少有一部分同学开始思考这个专业未来的走向。记得在专业课的课堂讨论中，这个问题就已经被提了出来。

我们那时上大学，没有学分制，也就没有选课，班级是固定的，所以，还有今天大学已经消失的“同桌”概念。我要说说大学四年的同桌陆俊华。在77级、78级和79级的大学生中，班上同学的年龄相差10多岁是正常的，俊华就比我小近10岁，他是应届高中毕业考进来的。我和他同桌，也同寝室。每天早上，我出去背单词，带上我们俩的热水瓶，打水回来。他则帮我买早饭。我们偶尔发生龃龉，互相不说话了，但早上该做的事仍然照常。俊华现在国务院工作，担任副秘书长。在大学时，他和同龄的同学相比，就显得有抱负。他和我说过，他家的先人是陆象山（即陆九龄），他毕业后一定要好好为国家做事。果不其然，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很念旧，对我这位大哥甚好。他曾经两次到上海出差时，叫我去他的住地小聚。这很不容易，因为他来上海公干，往往是身不由 己的。(www.xing528.com)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考研了。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和财政学专业有些相关，我和同寝室的同学杨柳都选择了报考财政学专业。他考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我考上海财经大学。结果是，他考上了，我落榜了。尽管我的总分在这个专业所有考生中排第二，但距离300分的分数线还是差了几分。上海财经大学派人带着卷子来江财复试，但我最终未被录取。据说，那年提出了“宁缺毋滥”的录取原则。由此也可看到，我的求学之路是比较曲折的。

因为对机关工作已无任何兴趣，即便像江西省计委（现在的发展改革委）的工作，我也没太多兴趣，便去了江西大学（今南昌大学），准备来年再考研究生。那年，班上有两个去省计委的名额，我的两位同学危朝安、王平去了那里。朝安和我同寝室，是同窗好友。他做过江西省副省长和农业部副部长，最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有次我去广西出差，他请我们一行吃饭。席间，他对广西的同志说，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王平曾经担任省计委副主任、新余市和赣州市市长，以后在江西省地税局局长任上“进去了”，好像判了11年，甚是惋惜。

1983年7月某日，我和江西财经学院分到江西大学的其他3位同学一起去报到。报到当天中午，我们去了离学校门口不远的江西省环境保护研究所，即我太太单位的食堂吃了便饭。我去江西大学工作，当然也与上班很近有关。开学后，系党总支书记给我们分配工作，我被安排到经济系81级当辅导员。这个已经三年级的班有80多位同学。因为前任的辅导员不是党员，这个班的党员发展工作滞后了。总支书记交代我，到这个班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就此，我在这个班发展了10多位中共党员，较好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可塑性比较强。我曾经听人说，在经济系，四个年级（班）的风格居然和他们的辅导员有点像。以后想想，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到1985年这个班的同学毕业时，我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研究生班。我带的这个班，也有多位同学考取研究生。和我同去北京的两位学生，一位考取了北大研究生，另一位则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研究生班是两年制，完成论文后，再回学校参加答辩，申请硕士学位。1988年6月，我回人大答辩，在学校招待所住了一些日子。

1987年夏季，我研究生班毕业时，想调回上海工作，折腾近半年，未果，又回到江西大学教书。1988年暑假前，可能因为我有硕士学位，故被任命为经济系副系主任。在这个任上，我做了一些事，也积累了一些行政工作的经验。1990年春夏之交，钟契夫先生任会长的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教学研究会在九江开年会，我参与了会务工作。会议结束那天的午餐会上，钟老师问我有没有考博的打算。陪同钟老师来的两位博士生赵彦云和杨小苏告诉我，钟老师好像还没有主动向谁发出过考博的邀约。我真是荣幸之至。钟老师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贵人。1991年秋季开学，我到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