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公安处的工作日常

“文化大革命”前，铁路曾经设有押运队，但后来被撤销了。20世纪70年代初，在铁路货物被盗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铁道部向国务院报告要求恢复押运队。南昌铁路分局公安分处拟建一支60人的押运队，这样，就在南昌、抚州和宜春三地各招20人。宜春的20个名额被分到我所在的靖安县和相邻的奉新县。这两个县都不在铁路沿线，为什么将名额分到这两个县？负责招工的同志以后成为我的同事后，他告诉我，如果在铁路沿线招，找他们“开后门”的人一定不少，所以，他们决定到地处山区的两个县招。可见，在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对“开后门”是深恶痛绝的。靖安县的10个名额，有2个分到我所在的公社。当时，香田公社有六七个生产大队，这次又恰好有1个名额分到我所在的红岗大队。不过，这件事本来和我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大队的名额先是给了我的一位发小，他当时已经担任大队的团总支副书记。但他的材料初审就没有过关，因为他的姑妈在台湾，当时称为有“海外关系”。招工的同志对大队的推荐表示不满，要求让他们先看知青的材料。他们竟然看中了我的材料，要求我去参加体检。当时我人在上海。他们请公社给我一个电报，要求我回来参加体检。

后面的事情并不顺利。我的材料到铁路局审查时，也遇到了问题。本来，他们可以放弃我，再到靖安县招一位。但他们决定去上海外调。交大的同志告诉来外调的公安处干部，说我父亲很快就要被“解放”了。根据这个外调结果，两位招工的民警到靖安县把我带走了。奉新县也有一位遇到麻烦的知青，他被人举报偷听“敌台”（即海外的广播电台）。因为这属于个人问题，他就被拿下来了。以后奉新县招的那位上海知青叫毛亚君，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老三届”。

恢复成立的押运队不能由清一色刚参加工作的警察组成，故有一部分新警察要调配到派出所工作，派出所则抽调一批警力到押运队。三个月培训结束后，我被分到了南昌车站货场派出所。人们常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这个货场派出所管辖三个货场和两个沿线的小站。其中，江边货场和南站货场是比较大的货场，集中了大部分警力。我在派出所工作的近三年里，主要是在一个沿线小站，从南昌去九江的第一个站“昌北站”驻站，还要兼管昌北货场和另一个叫“湾里”的小站。在赣江上没有铁路大桥时，这个昌北货场是江西第一条客运铁路南浔铁路的终点站，叫牛行车站。以后赣江大桥通车，客车始发就到了南昌站，还有部分货车在这里，故成为一个货站即货场。湾里站曾经通过支线客车，那里被要求建成南昌的卫星城。但我在那里工作时，湾里站已经没有客货运输，成为一个存放专列的小站。当时有人到专列上偷盗物资，我们还去侦破过相关案件。一天晚上，昌北站一位副站长要到湾里站去，叫上了我。我们跟随一个去做调车作业的火车头一起去。我当时就坐在车头前的横档上，车开着，我竟打起瞌睡。这位副站长发现后立马叫醒我。以后想想有点后怕，如果睡着了人往前一栽，就掉到车轮下面去了。

人生的境遇往往会和你的某个爱好有关。我在念小学时，就对作文比较感兴趣。那时铁路局有个《铁道报》，我就试着给他们写稿。有时还和我的同事一起写。在上面发表了几篇文章后，我被公安处政治处的同志“发现”。“货场派出所还有这么一个人。”他们说。不久我就被借调到政治处工作。考察了近半年，我被任命为公安处团委副书记。在公安处，团委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而且就我一个人，和政治处宣传科在一起办公，还要做政治处的一些事情。那段时间，我时常去福州、鹰潭及一些沿线车站出差，但工作比较单调。当有了比较大的任务时，我们就组织工作组，去沿线检查工作。(www.xing528.com)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当天，我在上海的家里，从交大的大喇叭里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讣告。我本来就打算当晚回南昌。记得那天晚上，上海火车站人比较多。回到南昌不久，处里组织赴沿线检查工作的工作组，我被分到去福建的那一组。那次，我把鹰（潭）厦（门）线、来（舟）福（州）线沿线有派出所的各站走了一遍，由此了解了一些福建的人文地理知识。回到南昌后，又参加了一次在上饶铁路局党校的学习，时间也好像比较长。1979年春节前后，我参加了因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而组织的工作组，到了鹰潭分局公安分处。那次处里开会宣布，我是工作组负责人，组里还有一位处办公室的秘书，他比我年长不少。到了分处处长办公室时，处长先和他握手，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负责人。可见，论资排辈的观念到了想当然的地步。那段时间，我满脑子都是考大学的事，见缝插针地复习，对这些事已经没有任何感觉。

到了1977年末，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和大家一样兴奋，觉得机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