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青到社会的蜕变

知识青年，原是一个一般的称谓，指受过一定教育的青年。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知识青年成为一个特殊的称谓，指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代年轻人。在1968—1978年这个时间段，全国共有1 700万初、高中毕业生去了各地农村生产队或农场。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文化大革命”前，全国各地就有到新疆屯垦戍边的知识青年。现在所说的“知青”，专指“文化大革命”期间，根据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到农村、农场去的中学毕业生。他们主要集中于“老三届”和初中六九届，以后各届毕业生也有去插队或到农场的，但数量渐渐少了。“届”是按毕业年份算的；“级”是按入学年份算的。所谓“老三届”，是指在1966—1968年毕业的高中生和初中生。初中六九届，本来应该是1966年入学，1969年毕业。但是，他们未能在当年入学，也没有确切的毕业时间，甚至都没有毕业证书。

因为早一年上学，所以，我成为初中六九届的一员。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就在小学毕业，即将升入中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个群体就失学了。闲荡了一段时间后，我被分配到离家最近的中学—上海市漕溪（初级）中学。它早已不复存在，但它肯定是并入了某所中学。以后在那个很小的校园，盖了一栋楼，是徐汇区法院。再以后，法院搬走了，楼还空着。大约两年的就学时间，我们发过三本教材，《代数》是以前用过的教材，物理课和化学课的教材分别是《工业生产基础知识》和《农业生产基础知识》，挺富有想象力的名称，英语课的教材是油印的，上课时老师发给我们。在这段时间，我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是去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学工”的那段时间是夏天，我去了地处文定路的冷拉型钢厂，高温饮料冰镇酸梅汤是免费的。两次“学农”，其中一次我突患阑尾炎，被送回上海开刀，然后就在家休息。

著名作家王安忆写过一篇小说，篇名是《六九届初中生》。也是六九届初中生的陈丹青和王安忆有过一个对话。他说道：“我看见安忆非常高兴，因为突然发现六九届有个人在写小说。六九届什么书都没念，百分之百送去插队，我和安忆都是六九届。我第一次看到有个同代人写我们自己的生活我就高兴。”他的这段话告诉人们，初中六九届这批人的基础教育结束于1966年。

人生的不同阶段，大多会与所处的时代相联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称为“老三届”和初中六九届的那代人，其中大部分是以“知青”的身份走入社会的。1970年4月22日，是我去江西插队的日子。我之所以能够准确地记住这一天，是因为那时家里用的日历（每天撕去一页的那种），每当重要纪念日，如历史人物诞辰日，都是醒目的红色。因为4月22日是列宁诞辰日，当然是红色的。将我出发去江西插队这个平常的日子，和一个历史人物的生日联系在一起，自然就记住了。以后我到靖安县三爪仑知青博物馆，看到那天上海火车站的照片，也印证了这个日子。

1970年4月22日这天午饭后，先到学校集合，然后分乘几辆公交车去上海火车站，家人则自行前往车站。记得当我登上这趟知青专列时，站台上已经人山人海。上车后，我们纷纷从窗口找寻自己的家人。我还记得，车外的人都难过地流泪，甚至还有呼天抢地、情绪失控的，车上的知青大多没有那么悲戚，流泪的并不多。火车还没有开，就有人打起扑克，用今天的话说，“不要太潇洒哦”。这不难解释。六九届初中生大多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我们交大子弟小学的同学很多都是7岁不到上学，像我甚至6岁不到就上学了，插队时16周岁还没有满。而且，以前的孩子很少有机会外出，所以，大家在上火车的那一刻，更多的是对这次远行的好奇。再则，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这一代知青似乎已将离情别愁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属于要大力破除的东西，他们的麻木恰是那个年代别样的激情。

火车大约在下午3 ： 00开动，次日中午抵达南昌火车站。一下火车，我们就集中在车站广场，参加一个欢迎仪式。我至今仍然记得，有一位军人，好像是县里的军代表或武装部长，富有诗意地致了欢迎词。随后，每人领到一包作为午饭的饼干，就被各大队来的带队干部领上了一辆辆装有木棚的卡车。以后才知道，这种东欧国家生产的柴油卡车，平常是用来运货的，而且经常被用来运送活猪。可能是因为运送活猪需要空气流通，所以车棚两边各有两个“窗”。当卡车行驶在南昌的八一大道上时，我发现，街道十分宽敞，且很整洁。20世纪50年代，邵式平担任江西省省长时，修了这条像北京长安街一样宽阔的八一大道。他是一位很有魄力，也受到江西人民爱戴的领导人。南昌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一个有着南方韵味的城市。

卡车行至半路停了下来。这种柴油卡车行驶一段时间后需要散热，还要为它加水。走到路边一片荒凉的红土坡上，我们问带队干部周尔余—一位行政17级的靖安县法院原院长：“我们去的地方和这里一样吗？”他答道：“差不多。”顿时，大家陷入了沉默，方才知道，此行不是远游，而是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送我们的卡车到不了生产大队，更到不了生产队。在公路边下车后，我们步行到大队部，半路遇到了敲锣打鼓的欢迎队伍。在大队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我们被各生产队的带队干部领回。生产队准备了晚餐，印象中还是比较丰盛的。吃完饭后，我们就在等待到大队领取行李的通知。不记得到了几点，但记得那天是有月光的，在几位农民的帮助下，我们取回了行李，打开被褥，倒头便睡了。(www.xing528.com)

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那位队里安排为知青做饭的大妈来叫了，“打水了”“吃饭了”。大约10天后，我们主动向生产队提出，自己轮流做饭。但就在这些日子，这位慈祥的大妈给我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好感。以后每次回生产队，我们都要去看望她老人家，她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我在生产队时间不长，两年又八个月，但江西农民善良、淳朴，同时也比较保守的习性，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我所在的江西省靖安县香田公社红岗大队熊家生产队，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丘陵地区。生产队有近千亩耕地，加上10个知青，共100个左右男女劳动力，每个劳动力平均10亩地。早年农业税是按照田亩征收的。在中国农村，实际的田亩数普遍是被低估的。也就是说，熊家生产队的实际耕地是大于1 000亩的。在几无机械化工具的情况下，劳作的辛苦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见的。到了“双抢”（抢收抢种）时节，每天凌晨三四点钟上工割稻，晚间八九点钟拔好第二天用的秧苗，才能收工，这种状况前后持续大约一个月时间。

4月是插秧的季节。到生产队后不久，我们就找到了生产队分管知青的“三把手”，也就是生产队第二副队长，要求尽快出工。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尽管一个生产队是集体出工和收工的，但如果生产队比较大，像我所在的生产队就算比较大了，那么，为了提高效率，就会分出若干个小组，并由组长分配农活。知青被分到了每个小组。记得“双抢”时，每天凌晨三四点钟，知青院子里就会有“老表”来叫，“小陈”“小孙”……没有他们来叫，我们一觉就不知要睡到什么时候了。

很快，我们就开始干活了。起初的窘态，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譬如，不是挑秧，而是用手提秧。我们并不是连一担秧都挑不起，而是在上海时，常听人说，扁担压了人会长不高的。然而，生活是很现实的，你要记工分，还想表现好，尽快被招工，或参军、升学，就得卖力地干活。所以，只过了半年光景，男同学挑130多斤的担子，女同学挑100多斤的担子，就都不在话下了。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人们对当年农村“吃大锅饭”的劳动方式有很多批评。与联产承包后的情形相比，集体出工确实效率低下。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便在“吃大锅饭”的年代，农民干活仍然是卖力的、辛苦的，并不像有些人说的，能偷懒就偷懒。那个年代，在中国广大农村，最为稀缺的生产要素是资本，稀缺性最弱的是劳动，土地则因地而异。所以，那时的农民，把除了自己劳动以外的东西都看得很重，一个土箕、一把锄头坏了，那是不能一扔了事的，都要拾掇了再用。但他们对自己的劳动就没有那么吝啬，他们常说，睡一觉，力气就又有了。如果再有一点好吃的，就好像精力过剩了。我后来比较勤奋的习性，无疑受到三年农村生活的影响。

知青对自己境况的不满，说得最多的，就是受教育的先天不足。六九届初中生尤甚，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念过中学。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主要途径，所以，他们的抱怨是有道理的。然而，近些年有研究表明，“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一代人并没有因为当时受教育不足，而对他们的人力资本形成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者的观点是，这一代人有些通过以后的高考，有些通过成人教育，还有的通过自学等方式，同样完成了自身人力资本积累。实证结果还表明，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前后时代的人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异，甚至还要高一些。前些年，我的一位博士后谢慧华，申请了一个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青少年时期的逆境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此课题试图研究并用数据证实，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和环境在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对个人发展的长期影响。这里的“逆境”就是指“上山下乡”；课题以1947—1960年出生、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为研究对象；非认知能力是指人的性格、价值观、偏好和社交能力等。研究结果表明，这一代人以较强的非认知能力，对自身人力资本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对今天的教育提出了挑战。就此，我也对“知青是被耽误的一代”的说法，持一定的保留意见。如果说这一代人都被耽误了，那怎么解释改革开放以后，这代人尤其是其中的精英，对国家发展所做的贡献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比大多数知青都更早地离开了农村。1972年下半年，铁路公安系统在全国恢复成立押运队，也可以说，是货车的乘警队。我在当年年末被招工，来到了南昌铁路局公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