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往事和家庭琐事回忆录

上小学前，我家从陕西南路搬到了地处虹桥路的交大新村。那时，交大新村门口的牌子还是“交大新邨”。一个傍晚，爸爸带我们去看房子，交大新村第十宿舍204室。走进去时，看到里面有几件家具，地上散落着一些报纸。当时我想知道，这套房子以前是否有人住？但迄今没有答案。这是我有印象的一件事。

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之一是行政化。其中一个具体表现是，社会微观组织的“单位化”。规模大的单位都有自己的大院，除了工作的大院，还有生活的大院。像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类生活的大院尤其多，就像今天的商品房小区。一个个大院，如部队大院、政府大院、大学大院、研究所大院和工厂大院等，都形成了具有所在单位特征的大院文化，这对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孩子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我想，我那么执着于考大学，多少与在大学大院里长大有关。

单位大院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工作和生活在同一个大院，如早年的中国人民大学；二是工作的大院和生活的大院相邻或距离不远，包括两个或多个院子，如我儿时的上海交通大学，学校有本部（现在的徐汇校区）和分部（现在的法华校区），还有交大新村的几个院子。那时实行的是福利房制度，单位分房与职工的行政级别挂钩。交大的校级领导和一级、二级教授，不住在新邨大院，散住在康平路、宛平路和湖南路上的公寓或别墅中。学校的处级及以下干部和三级及以下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还有其他员工，可在交大新村甲、乙、丙、丁和戊级的房子里分到住房。父亲是正处级干部，分到一套三室一厅的甲级住房。当时，我家隔壁住着一位三级教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用钱搞定的大多数事情，在计划经济年代是很难做到的。

搬到交大新村后，我先上了幼儿园，但时间不长。1960年9月，在准备升到大班时，我就上小学了，原因是交大子弟小学要招两个班，但幼儿园大班同学不够，便到幼儿园中班招学生了。幼儿园老师对我父亲说，你儿子可以上小学了。交大子弟小学的学生，都是交大教职员工的孩子。那个年代，大学的大院不仅有宿舍，还有学校自己办的子弟学校，这些学校通常教育质量要高一些。改革开放以后，单位不再办“社会”，交大子弟小学改为交大附属小学，生源不限于交大员工子弟，但交大教职员工子弟有一定的优先权。而且，交大附小、交大附中也不再是交大的下属单位，现都归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了。

我一生所受的教育，六年小学是最为完整和充实的。如果要说什么是素质教育，那时候，我们接受的就是素质教育。作业一般在下午放学后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做完。学校有各种运动队、兴趣小组。我参加过乒乓球队、旗语队，还参加了校际的学习竞赛，市少年宫和区少年宫的活动等。那时，交大子弟幼儿园、小学和新邨的院子连为一体，上学非常方便。新邨距离交大校园也不远，就10多分钟的路程。

那个时段长大的我们，都会对1960—1962年三年的“大饥荒”有程度不同的印象。由于身处上海，我们的基本生活所需是能够保证供应的。父母近200元的工资，亦可维持家庭的日常开销，这使我对“大饥荒”没有更多的切身体验，但经常想吃东西，却没有东西可吃是常态。我有一个同学曾回忆说，那时候跑到淮海路“哈尔滨食品店”深呼吸，因为那里卖奶油蛋糕。物质生活不丰富伴随着我们的童年。我对“大饥荒”更多的了解，是来自以后的阅读。

1966年，就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本来，我们在准备考中学。老师让我填报上海中学。但我很可能是考不上的。我虽然学习成绩还不错，但不算出类拔萃的。不过，考南洋模范中学这个档次的学校，我应该是有把握的。那个时候有人说，前脚进了南模，后脚就进了交大。这一方面说明南洋模范中学是一所很不错的学校；另一方面是因为南模的校园曾经是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的“外院”（即小学部），两者在历史上就有联系。

“文化大革命”废除了高考，也停止了中考。小学毕业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们是没有人管的“野孩子”，成天在社会上游荡。这期间，交大新村的竹篱笆围墙已经被扒光了，父母被批斗的孩子，待在里面并不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外面去玩。还有一件让我印象很深的事情，就是到交大校园看大字报，看批斗“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我是在交大校园看到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在家里看到父亲写的检查，了解了父亲和大家庭的一些事情。父亲陈浩，1927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射阳县一个叫千秋港的地方。这个港在射阳河上。1975年，我和父母回射阳，老家的房子就在离射阳河千秋港不远的地方。这个港不仅装卸货物，还有轮渡，蛮热闹的。再以后回老家，射阳河上有桥了。货物也渐渐靠汽车运输了。千秋港的商业中心、行政中心就迁移到桥头了。这多少见证了运输方式的变化对城市（镇）变迁的影响。

我未曾见过爷爷。回老家扫墓时，才知道爷爷名叫陈少卿。他是随他的妹夫李振邦一起，从江苏高邮移居到射阳的。那个年代，射阳隶属滨海县，是大片的滩涂，地广人稀。移民的动机是复杂的。据说，李振邦的前妻去世后，欲娶我爷爷的妹妹，但家里不太同意。我问李家后代，他们是否就算逃婚来到了射阳？他们说，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家里不同意，待在那里不顺心，到射阳重开一片天地，也不失为一个选择。以后，李家和陈家是千秋港做生意比较成功的两户人家，就多少是一个证明。(www.xing528.com)

父亲在检查中写道，爷爷在赚到了一些钱以后，染上了吸食大烟即鸦片的恶习，至此，家道中落。先是将土地变卖，然后生意也每况愈下。父亲还写道，家里境况不好，吃了上顿没下顿，爷爷带着他去李家，用今天的话说是“蹭饭”，自尊心受到伤害。我以后回老家，或是见到李家的兄弟，都想求证这些事。2019年，我去宁波见了李家大哥。我问道，小时候在父亲的检查中看到关于爷爷吸食大烟的记载，是否确有其事？他坚决否认。他说，李家、陈家没有人吸食大烟。家境变坏，是因为“日本鬼子”扫荡，把店里的东西都抢了。老百姓又都去逃难，生意难以为继。他还告诉我，李家和陈家的关系一直很好。他小时候去陈家玩，我奶奶经常留他吃饭。那么，父亲的检查为什么这么写？可能的一个解释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检查都要写得“深刻”，挖根源，才能“过关”。不过，那时候，做生意赚了点钱就吸食鸦片的中国人，不在少数。爷爷是否吸食大烟的事，只能存疑了。

还有一个比较值得提及的话题，就是“父亲的三兄弟”。我曾经想，如果有比较完整的历史资料，再做一些访谈，这个故事可以形成一个文学作品。我爷爷奶奶生育了8个孩子，除了3个早夭的孩子之外，还有3个儿子和2个女儿。父亲排行老五，在3个儿子中最小。抗日战争时期，盐（城）阜（宁）地区存在三股政治力量—侵华日军、国民党地方部队，还有新四军和共产党地方组织。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当地不少青年加入了新四军或地方武装，共产党的力量日益壮大。父亲的大哥陈琦，于1941年中共华中局组建阜东县地方政府（后并入滨海县）时参加了革命。1942年，我爷爷去世时，他已是阜东县财粮委员，相当于县财政局和粮食局局长。我想，他之所以担任这个职务，是因为在家境尚好时，他是读了私塾的，属于有文化的干部。爷爷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需要长子回来操持，他便放弃革命工作，回到家里操持小店的生意，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土改”时，因为只有这家店，没有土地，父亲家被定为中农，大约相当于城里的小业主。之后，这家小店被供销社收编，我大爷成为供销社的职工。他退休后，我的堂弟顶替他进了供销社。改革开放以后，这家小店又还给了他们。现在，小店以卖五金建材为主，我的堂弟仍然和侄子、侄媳一起经营着这家建材五金店。

父亲的二哥加入了国民党的和平军。据说有两个原因：其一，家里孩子多，顾不过来，二爷没有念多少书；其二，大爷和二爷关系不太好。在家境困难的情况下，二爷为了谋生，就参加了和平军。其实，在那个年代，有相当部分人都是为了解决生计去当兵的。我就此问过父亲，他参加革命是否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他说，大概从10岁起念私塾，参加革命时知道共产党是为了老百姓的。他还说，当时是抱着保家卫国的满腔热情加入革命队伍、加入共产党的。上海解放后，二爷从江苏海门来上海看我们。父亲在家门口问他，你有选民证吗？他拿出来给父亲看，以证明自己已经清白。

父亲三兄弟，一个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但中途退出了；一个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在一个小镇度过余生；一个加入共产党，走进“大上海”，成为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这是在那个年代，发生在一个家庭中的故事。

我父亲于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在共产党地方政权工作，参加过淮海战役的支前。解放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召开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完成了青年团组织的重建工作。此后，青年团跟随中国共产党进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在这个背景下，父亲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共青团干部。解放初期，父亲被送到中央团校学习一年。然后，作为华东局共青团南下干部工作团的一员到了上海。初到上海，父亲在地处复兴中路陕西南路的上海机械动力学校（后改为上海机械专科学校，现并入上海理工大学）工作。

父亲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与交大西迁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并为改变旧中国遗留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现状，同时也为支持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国务院决定将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至西安，执行时间为1955—1959年。其间，交大主体西迁后留下的造船学科成立了上海造船学院。上海当时从其他学校抽调一批老师和干部支持这个新的学院。父亲就在这个时候调入了上海造船学院，担任团委书记。1959年，国务院决定分设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上海造船学院又自然成为上海交通大学的一部分了。1959—1961年，父亲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研究班学习了两年。回来后，就从团委书记任上调到交大一系“船舶制造系”担任党总支书记。大约在1965年，父亲又调到交大基础部（分部）工作，基础部集中了交大一年级的全部学生。学生上基础课，是充分体现交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教学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交大有“四大金刚”一说。我记得，他们分别是一系、二系和七系的党总支书记，还有我父亲。为什么他们是“四大金刚”？可能主要指这四位中层干部是少壮派，又在力保交大党委。位列“四大金刚”之首的张寿，“文化大革命”后即为上海交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后当选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并调任国家计委（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我在北京念书时，去过他家两三次，有一次是和父亲一起去的。

1978年，父亲调至上海海运学院（现上海海事大学）工作，直至离休。那个时候，正处于改革开放起步阶段，一项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当然，也要抓学校的发展。记得父亲说过，当时学校征地，时任川沙县委书记也是我们老家南下上海的干部，父亲请他到学校看看，中午就从食堂打几个菜一起用餐。就在那个时候，海运学院的范围扩大了。父亲在海运学院党委书记任上，发生了一件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事情。1985年前后，著名作家刘宾雁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作品《第二种忠诚》。所谓第二种忠诚，大意是，有些人对党和国家忠诚，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还有一些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没有得到回报，甚至还受到迫害，后者就是“第二种忠诚”。文中有两个人物，其中一位是上海海运学院图书馆的职工。此人颇具争议。父亲认为，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歌颂这样的人物不妥。为此，引发了一场纠葛。这篇报告文学作品最后还是发表在刚刚创刊的《开拓》杂志上，但杂志社因此受到牵连，很快就关掉了。父亲通过与当时上海一家报纸的访谈，表达了上海海运学院的看法。当这件事了结后，这篇访谈被《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转发或转播。这是父亲政治生涯后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由此可以反映他的性格和为官处世的方式。

讲了那么多父亲的事，必须讲讲我的母亲叶漱玉。她告诉过我们，她出生在盐城，以后她家里人到了滨海县一个叫“八大家”的地方。这个地方离父亲家所在的千秋港不远。我的外公也在当地做些小生意。因为我的舅舅、姨妈较早出去参加革命，母亲在家和外婆一起操持家务。到了1948年，母亲开始在共产党地方政权工作，并加入了党组织。经人介绍，还有我舅舅的关系，父亲和母亲认识了。母亲是一位恪守“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一生以父亲为中心。父亲因为一场高烧，于2015年6月3日凌晨，离开了我们。尽管我们对医院的救治措施有看法，但是，88岁的老人经不起40°高烧的刺激，也是应该接受的事实。父亲走后，母亲每天念叨，“老头，我没有照顾好你”，然后就开始厌食。一天，我回家去看她，家里没人。我打电话给大姐，她说，妈妈住院了。先是流食，再到鼻饲，她日渐衰弱了。无疑，她的厌食就是内心想随父亲而去的反应。2个月又4天后，2015年8月7日下午，母亲安详地走了，跟随父亲一起走了。他们都是1927年生人，母亲比父亲小不到两个月，比父亲晚走了两个月多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