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治理:一个关于张颐武的故事

我认识本文的主人翁—华斌，大约有20年了。第一次见他是在一个培训项目上。此后，我与他断断续续有些来往。1978年，他高考失利后，就进了所在大队（现在的村民委员会）的一家电梯配件厂，没干多久，被派往上海，习得经商本领，主要还是他基因里有异于常人的冒险精神。2001年，他花680万元买下宁波的一家中药厂。其实，这笔买卖的关键，主要是交易了30多张药证。华斌拿着这30多张药证，在老家浙江富阳办了一家中药厂，现在叫华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除了这家药厂，他还有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和一家造纸公司。

作为一位在经商上颇有斩获的企业主，这些年他做了一件获得上上下下好评的事—望仙自然村“杭派民居”建设项目。所谓“杭派民居”，是杭州市政府前些年在其所辖地开展的新农村建设示范项目。据说，在建德、桐庐、临安、萧山等地选定了13个村庄后，望仙村被补上了，所以有“13+1”的说法。尽管华斌以前也关心村里的事，但在这个建设项目上，他似乎成了一名乡贤。不过，“乡贤”的头衔不是随便可以“封”的，得要乡亲们公认才是。我先说说他的“类乡贤”的故事，或“乡贤治理”的故事。

乡贤古已有之。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在《解放日报》举办的一次关于乡贤的论坛上说，传统的社会治理中，县以下不设衙门，没有政府机关。那么，乡村怎么治理呢？靠的就是乡贤。张颐武强调，乡贤是中国农村最基层的治理末梢，是社会不断变化中那根不变的“定海神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具体表现就是“空心化”：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乡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与此同时，乡村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复杂的变化。他认为，面对这些变化，乡贤与乡贤文化在今天又有了新的意义。在价值观迷茫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今天，对乡贤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乡贤在农村重建的过程中，在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建构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张颐武把这些作用归纳为三点。

第一，乡贤是“黏合剂”。他们能把原本外出打工、离开家乡的人，与留在本乡的人重新融合在一起，重新凝聚认同。华斌告诉我，“杭派民居”项目的一个重要起因，就是村里那些在外面经商的人想“叶落归根”了，便要改造老宅，但他们发现，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谁来组织规划、协调落实？怎样才能申请到新的土地指标？其中有许多具体的、繁杂的工作。靠基层政府或村民委员会解决这些问题，老百姓都觉得不那么靠谱，对乡贤的需求跃然纸上。

第二，乡贤是“转换器”。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现代的法律制度以西方契约精神为核心。这套法律制度怎样与中国传统的乡土人情无缝融合，恰恰是中华文明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转换器”。具体到这个建设项目，需要制定很多与项目实际和当地文化契合的制度与合同。华斌复印了几十份相关的文件给我参考。譬如，在一份大源镇大源村“望仙杭派民居建设”民主协商工作组工作制度的文件中，在“议事规矩”部分，我甚至看到发言顺序的规定。由此不难发现，在乡贤的引领下，乡村治理取得的进步。

第三，乡贤是“安全阀”。时至今日，中国农村的变化可谓剧烈，各种价值观、伦理观碰撞交织。比如说中国传统的孝道，现在正面临冲击。乡贤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乡贤的号召力，乡贤的楷模作用，在此有了新的意义。在新农村建设的项目中，引入乡贤治理和村民协商方式，让每位村民都有发言权、投票权，让大家获得安全感。其间，乡贤的作用不言而喻。

可见，乡贤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表征着一种治理文化。乡贤治理是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并产生了交集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作用的。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乡贤治理并不多见。

自1958年开始，富阳县就是杭州市下辖的一个县；1994年撤县建市，隶属关系未变；2014年，撤销富阳市，设立富阳区。改革开放以后，富阳和江浙一带很多地方一样，率先办起了村（队）办、乡办企业。就在望仙自然村，最多时，这样的企业不下100家，大部分在做金属门窗生意。在商品短缺的年代，“华斌们”依凭大胆、精明，生意大多做得红红火火，他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

然而，由此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村民的住屋变成了作坊，随之还多出了很多违章建筑。此后若干年，随着生意的做大，企业大多搬到了其他地方，诸如工业园区，人员也纷纷离开村庄。至此，村庄已经凌乱不堪，甚至十分破败。近些年来，村民回归故里，重建宅院的愿望日益迫切。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及规划控制所限，当地已有10多年没有新增土地用于村民建房。因此，在“杭派民居”建设项目启动前，望仙村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是不难想见的。

其实，这是一个在中国农村社会十分普遍的问题。这些年来，也涌现出了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案和方法，但无序状态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前些年，笔者回到早年插队的江西农村，农民在老屋边上盖一个新屋，老屋通常是老式青砖或土砖民居，已几近危房，也没有拆，留着放放东西；新屋大多是一个红砖的“火柴盒子”。原来印象中还算井然有序的村庄不见了。那么，望仙村的改造是怎么做的呢？

在现在有关“杭派民居”的调研报告或总结材料中，“基层协商民主”是主题词。一份杭州市政协、工商联委员界别活动日的调研报告的标题就是《以基层协商民主推进杭派民居建设》。该报告写道：“2015年初，大源镇、村两级对望仙区块情况进行详细调查摸底后，决定启动基层协商民主推动望仙自然村‘杭派民居’建设，……由大源村负责实施。”(www.xing528.com)

接下来，首要的事情就是协商产生项目的组织者。现在可以说，这个项目之所以实施得比较顺利，而且方方面面都比较满意，与工作小组的产生有很大的关系。首先在镇、村两级组织和村民的参与下，出台了工作小组的产生办法。然后由村民自荐、镇党委审查、村民公开推选的方式，产生了大源村望仙自然村“杭派民居建设”协商民主工作小组。这个小组由9人组成，华斌高票当选组员，并被一致推选为组长。华斌的众望所归，也说明他已具有了乡贤的身份。

我问华斌：“是你发自内心愿意做这件事，还是盛情之下难以推却？”他坦率地说：“我是自己愿意的，我有责任去做。”这些年来，由于他事业有成，同时关心公益，已先后担任杭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富阳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望仙村，华斌已经是一位社会贤达。他说：“在需要我出来担当这个责任时，我是责无旁贷的。一种责任心在驱使着我。”

那么，华斌和这个工作小组是如何开展工作的？举一个在这个项目中比较重要的例子。农民原来自己建房，大多是找一个施工队，画几张图，自己采购建筑材料，就开工了，一般没有专门的设计和监理等。现在这样一个建设项目，就需要从设计、采购、施工到监理等均实行市场化运作。这70多栋宅院的建设，如何招标、评标，华斌是很有经验的。他告诉我，工作小组经过充分讨论，定的建设造价是每平方米1 380元；评标的原则是，去掉最高的，也去掉最低的，议与他们的价格最接近的标书。最后证明，项目的建设单位找对了，它们的施工质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这个建设项目大约花了两年时间。华斌说，这段时间他基本上三分之一的精力用在项目上，通常都是晚上到村里开会、议事。就上面提到的这一件事情，就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这里，他秉持公益心，一方面是无偿地贡献时间，以自己的经验、能力为大家做事；另一方面，是做事的过程中不牟取任何私利，不带有任何私心。乡贤治理的核心价值就体现在这里。

上面这些是他陆陆续续告诉我的，在这个新农村改造项目中，他确实很辛苦、很尽力。但我想，如果要将他的故事成文，光听他的一面之词是不行的。在这个项目即将完成之际，我实地去察看了。改造后的村庄，一栋栋别墅错落有致，整治后的水系环绕其间，相应的设施（在这个百来户人家的村庄，建了一个兼具运动、会议和办公功能的建筑）也逐步到位。但是，我更关心的是村民们对华斌的评价。在路上遇到一位村民，问及这个改造项目，谁的贡献最大？村民说“华斌”。我们看到一户人家的别墅已装修完毕，正在进行大扫除，便走了进去。这位主人平时大部分时间在外做生意，算是见多识广。他告诉我们，这个项目没有华斌的主持，是弄不起来的。看得出来，他说的是真心话。

但凡做事，尤其是做这么个改造和建设项目，是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的，况且其中的利益纠葛十分复杂。如果沿用原来的方式改造村庄，自会有一些受益者，他们多少会对华斌有不满，好在绝大部分村民满意，这些声音也就难成气候。华斌是60后，还谈不上德高望重，所以，做成这件事后，难免招人非议，尽管这些意见上不了台面，但不时的骚扰，也使人烦心。这一情况是华斌的家人告诉我的。其实，这些负面意见更加凸显乡贤及其治理的重要性。

在与华斌的交谈中，我向他证实一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乡贤是否多见？他的答案和我的直觉是一样的—不多见。为什么许多有条件的企业家或老板不愿意做？我们可以从主观方面找到原因，比如，他们实力还不够强大；又如，精神境界尚未到达。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知道这是一件不胜其烦的事情，不愿意“自讨苦吃”。这就引出了客观环境的问题。对于社会而言，如何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乡贤脱颖而出，在乡村治理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一篇大文章。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社会自治。乡贤治理是社会自治的一种形式。我问华斌，“你看好乡贤治理吗？”他说：“现在还不看好。”我觉得，社会自治是一个趋势。在城市和农村基层，社区和乡贤终将是治理的主导力量。所以，现在不看好，不代表长期不看好。

最后，我问他，“这个项目完成后，你参与乡村治理会不会成为常态？”他肯定地点点头。

（原载于今日头条，2019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