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 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的“引言”中，直接以“企业家经济”为题，阐述了市场经济演进到企业家经济的背景、由来及影响。德鲁克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零增长’‘美国限制工业化’及长期的‘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停滞’之类的说法被人奉为金科玉律，在美国十分盛行。然而，事实和数据却证明这些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管理型’经济彻底转向了‘企业家’经济。”德鲁克指出，企业家经济的重要贡献是大幅增加就业。这种就业的增加并不主要来自“高科技”，而是来自“企业家管理”这种“将知识全新地应用到人类工作中去的结果”—企业家的企业。德鲁克将这种基于“企业家管理”的经济现象归结为企业家经济。他指出：“在美国，我们拥有一种崭新的经济，一种企业家经济。”根据德鲁克的理解，企业家经济显然是一种更加成熟、更加有生命力的经济形态，或者说是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复苏为什么好于欧洲、日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实体经济中的创新，也即美国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精神优于欧洲和日本。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经济活动中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没有到达相应的层级。德鲁克说：“迄今为止（指1985年），企业家经济还纯粹是一种美国现象。”这句话不无美国式自负，但多少还是道出了实情。我认为，对于任何国家，从市场经济演进到企业家经济具有内在的规律性，这是现有经验可以佐证的事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资源配置中要处理好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是谁？答案应该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企业家，以及那些正在努力成为企业家的企业主或企业的领导人。企业家尤其是成功企业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比重比较高，可以视为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度的一个显性指标。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用意，比较多地被解读为深化市场化的改革。这当然没有错，但应该还有另一个重要用意，就是要解决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问题。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增长后，因为增长条件和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必须进行艰难的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型。在转型的同时，我们仍然需要保持7%～8%的增长速度，这是既定的发展目标的要求，更是保证中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要求。显然，我们有着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的人均GDP大约是美国的1/9、欧洲的1/6；人均资本存量不到美国的1/10、韩国的1/4。与此同时，城市化、产业升级、地区间落差和民营经济成长都是巨大的增长空间。但是，在冷静的观察和思考以后，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存在衰减乃至不足的问题。(www.xing528.com)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内生于经济体系的技术变革，有着边际报酬递增特征的知识资本和企业家精神。这里，企业家精神具有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意义，进而具有根本性。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具体表现在：企业家具有将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并形成资本的能力；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是吸纳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的主渠道；企业家通过对需求的不断“试错”以发现市场，转化潜在需求，由此促进消费增长。苹果公司的案例强有力地说明，企业家是创造市场、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源泉；企业家通过自身的创新，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升级，增强出口的竞争力。中国目前尚缺乏企业家健康成长的土壤和环境，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中政府扮演着非同寻常的作用。然而，在竞争性领域，事实上，经济活动的大部分领域是竞争性的，政府投资替代和挤出民间投资，政府干预替代和挤出企业自主经营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经济不能继续重蹈覆辙。要做到这一点，唯有还企业家精神以应有的地位，营造和优化创业创新、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
最后，我再引用一段韦伯的话，作为今天演讲的结束语。他说：“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问题，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只要是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它就能生产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以之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不过，反之则不正确。资本主义精神进入历史舞台通常不是一帆风顺的。怀疑或者仇恨，尤其是道德义愤，如洪水猛兽般冲向首位革新者。”这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指企业家精神；革新者（原文为innovator）应译为创新者，也就是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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