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与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家成长制约

中国长期处于农耕文明，对工商业持有严重偏见，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的观念和政策长期占主导地位。在那个时期，社会生活中也活跃着一些工商业者，但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他们的作用也没有得到重视。尽管到了农耕文明的后期，中国出现了徽商、晋商等地域性的商人群体，他们的经济实力已相当可观，但是，他们仍然游走于社会边缘，不被主流社会所接纳。传统社会中“无商不奸”这个成语折射出农业文明对商业文明和工商阶层的歧视。这除了有中国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在当时十分重要的因素外，也和封建统治者担心商人势力强大，威胁其政权有关。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学而优则仕”是通向高层权力和荣华富贵的捷径，商人则为四民（士、农、工、商）之末，这就是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这种观念及相关政策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但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它们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融于人们的血液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工商文明的“西风东渐”，中国出现了企业家群体，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盛宣怀、陈光甫、卢作孚、张謇、刘鸿生、张元济等。由于长时间受外部侵略和内部战乱，他们的事业大多处于颠沛流离的不稳定状态。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是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不仅经营有术、创业有成，而且办教育、办医院，投身公益，致力于建立一个保障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这是他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也是自我塑造的 过程。

为什么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政府显得特别重要，在某些时期或地区，大有缺之经济活动就将陷入停滞之势？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企业家阶层的缺失。我们在讨论政府和市场关系时，经常说政府越位，它为什么会越位？是因为企业家缺位，且严重地缺位。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全国的经济活动只有一个“操盘手”即中央政府，自不必多言。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市场开始发育，创业创新活动也日渐活跃，但是，市场主体尤其是企业家主体还远不能担当资源配置的重任，因此，一个庞大的、多层级的地方政府走到了经济活动的中央。我们不否认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就是常态，中国的经济体制就是所谓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组成的“三维体制”，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要持续地存在于微观经济活动中，那么，与成熟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家阶层，乃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可能永远难以形成，更不可能完善。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中会存在畸形的、不正当的政商关系，一方面寻租盛行、官员腐败，另一方面具有社会责任、精神追求和企业家意识的企业家少之又少，和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匹配，和中国的大国地位不匹配？这里，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企业家阶层成长的环境不完善。对此，可以分别从政府和企业家两个角度来看。由于重要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行政审批和管制的普遍存在，企业家就难免通过寻租的手段获得资源、提高效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个曾经消失的企业家阶层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然而，他们大多还缺乏足够的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今天社会中的种种不正当政商关系，他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旧体制、旧制度是问题的症结。我同意冯仑所说，企业家如果不犯点规怎么能冲破旧体制弊端的束缚。如果说企业家有原罪，那主要是旧体制的原罪。(www.xing528.com)

为什么在中国的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一个难解的“结”，至今还未取得最终突破？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两难困境：国有企业的体制内基本不产生企业家，而没有企业家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其领导人几无创业活动，也不承担投资和经营风险，甚至他们的遴选、考核和升迁，都意味着他们是准官员，不是也不可能是企业家。有人问，从国企领导到企业家有多远？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国企领导与企业家之间一般是不存在通路的，除了个别特例。如何使绝大部分改制后的国有企业成为有企业家的企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待破题的关键性改革。

在回答了上面三个问题后，我们再来进一步厘清几对关系。首先，在强政府和强国企的双重压力下，创业者或非国企管理者市场试错的机会减少，机会成本很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创业创新意愿，企业家精神得以扩展的基础越来越薄弱。其次，官员与企业家的不正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企业家的成长。比如，① “无私”的官员帮助企业家，会让企业家忘掉了基于市场的自我调整；② “自利”的官员帮助企业家，会引发设租寻租等诸多交易成本，这些高昂的交易成本会降低市场试错的成功概率，而相关受益的可能会驱使企业家疏于对企业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投入；③ 官员帮助对象的特定化，索贿、敲诈随之而来，这会大大降低个体的创业意愿，导致极高的企业经营风险；④ 资源的拍卖制度会导致企业家的机会非均等感，抑或企业家的关系投资；⑤ 规则制定的偏向，会导致企业家的权利非公平感；⑥ 规则执行的偏向，会导致企业家的（规则）非公平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最后，国企领导者也面临政治晋升激励，这种政府官员与国企领导者的同质化激励，无法形成有效的政府与企业家的良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