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从SA8000到回馈社会的义务

在现阶段大多数中国公民和企业看来，社会责任往往只是道义上的，比较抽象。尤其在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的双重背景下，公民和企业如何履行和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如何衡量履行和承担社会责任的状况，他们还是比较陌生的。最近，当社会责任认证标准（SA8000）开始考验中国出口企业时，我们忽然发现，社会责任竟然是那么的具体。

SA8000是指由美国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于1997年10月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也简称为“劳工标准”）认证—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SA8000被认为是全球第一个针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认证标准，其宗旨是“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主义”。该标准试图在企业雇用员工中附加操作性的道德要求，来规范员工的工作条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九个方面：童工、强迫劳动、健康与安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戒性措施、工作时间、工作报酬、管理系统。

如果说ISO9000标准是关于产品质量，ISO14000标准是针对环境质量的话，那么，SA8000标准则关注劳工生存质量。尽管这些标准曾经是或将要成为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工具，客观上成为贸易保护的壁垒，但是，它们的本意不限于此，而是有着适应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时代意义。如果我们将这些标准都理解为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工具，就难免有民族主义的狭隘情绪。我们只能说，发达国家占了发展的先机，它们在高速增长时期同样有严重破坏环境、损害劳工利益的问题，但那时几乎没有人管。当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两难”— 一方面需要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环境、劳工和诚信问题十分严峻时，发达国家似乎成了“卫道士”，它们不仅主导着各种标准的制定，而且把这些标准引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内容，要求发展中国家就范。

对此，我们既要有经济全球化中的主体意识，以谋求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要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意识，在自身的改革与发展中，充分审视并适应这些标准的要求。就SA8000而言，我们要从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加以理解和关注。每一个企业则要依据中国的劳动法，再结合SA8000的内容，切实考虑遵守各项条款。有人对比了中国的劳动法和SA8000的相关规定后发现，两者不仅内容大致相同，而且SA8000的很多规定甚至低于劳动法的条款。可见，企业只要依法经营，就无大碍。不少企业现在之所以对劳动法处之泰然，而对SA8000却诚惶诚恐，完全是因为后者一旦强制执行（现在还没有），就会直接关乎企业的出口。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中国社会的法治水平较低，企业管理者的法治意识较弱，自己国家颁布的法律竟不如美国一个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标准。

企业的社会责任还集中表现在企业的发展理念中。最近一个时期，中国不少企业（其中不乏民营企业）在迅速扩张中频频亮起“红灯”，问题大多出在资金链上。德隆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企业做大是有社会责任的表现吗？未必。当企业用着老百姓的钱（无论是来自银行贷款，还是来自资本市场，都是老百姓的钱）来做大时，要十分慎重地选择进入的领域，要充分论证项目的可行性。当然，项目不可能没有风险，问题是有没有考虑风险，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风险；机会也的确会稍纵即逝，但任何盲目的扩张和自以为是都会使企业毁于一旦；况且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远在企业的把握能力之上，因此，对于企业发展而言，做大、做强和做稳至少是各占三分之一。在做强和做稳中内含着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考虑。企业家在决策时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和考虑社会责任是并不矛盾的，充分考虑了后者，将使企业利润和企业价值的获得建立在稳健的、长远的基础上。

德隆的高层人士为德隆辩护说：“浅层次的德隆确实是一个充满危机、充满困难的德隆，但是，一个深层次的德隆恰恰是德隆实践的社会价值。”在德隆看来的危机、困难，在社会看来是巨大的坏账。这位人士指出了德隆危机深层次的原因是“短融长投”，即用短期资金做长期投资，但他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资金市场没有为民营企业提供长期资金安排。这是不确切的。德隆系中不是有多家上市公司吗？将自身的重大失误都归咎于社会和他人，这是没有社会责任的表现。他甚至认为，“德隆实践对中国民营企业的价值，对今后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价值，这些价值还没有深究”。笔者以为，今天深究这些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价值”，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做企业是一件极其实在的事，“成王败寇”是铁律，在这里几无讨论的余地。那些过于超前的想法常常被证明是制造神话。因此，本着对企业负责、对社会负责的务实态度做企业，当是常识。(www.xing528.com)

从操作层面的劳工标准，到理念层面的发展构想，都存在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也就是说，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其一举一动都有社会责任的问题，而且，不是不卖假货、不搞欺诈，就履行和承担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些只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底线。在这一底线之上的守法经营、守法发展，乃至回馈社会，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更重要的组成部分。显然，基于这一理解基础上的企业社会责任，需要人格化的代表来履行和承担。这里的人格化代表就是企业家。事实上，与其说企业的社会责任，还不如说是企业家、经理人的社会责任。今年5月，我在西安参加一年一度的MBA（工商管理硕士）论坛，当议及明年论坛的主题时，“MBA与社会责任”这一主题被一致看好。可见，经理人的社会责任也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样，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由于中国时下的企业家表现实在不能令人满意，《经济观察报》主笔许知远奋笔疾呼：“现在，让我们停止谈论企业家。”许知远是这样评论这个人群的：“在这个只拥有20多年商业传统的社会中，他们被突然推到了前台。一直以来他们为自己的生存疲于奔命，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充满机遇，如果运气好，或是胆量足够大，他们会获得超出自己意料的成功。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他们甚至无法解释自己的成功之处，他们尚没有时间形成自己的哲学，更没有传统可以承接。”不过，企业家才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生产要素，也有一个发育成长的过程，就像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市场经济的其他要素（如资本市场）一样。而且，“没有时间形成自己的哲学”和“没有传统可以承接”，是不能怪罪于当代企业家的。我们没有市场经济的传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也不长，因此，当然不会有一个社会期待的“思维与行动方式是知识分子与实业家的结合体，他们拥有前者的思维与后者的实践能力”的“社会精英群体”。让我们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多一点宽容。

企业家和经理人则要加强学习，尤其是比较专业的学习，不要犯常识性的错误，从而导致非主观故意的不负社会责任。譬如，降低金融资本投资的风险，首先要考虑多元化；降低产业资本投资的风险，首先要考虑主业化、专业化。现在许多还在初创时期的企业家，就在产业投资中大搞多元化，这实在是有违常理，必然凶多吉少。在现代社会，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这两个群体对社会的外部性最大，因此，减少负外部性、增加正外部性，就成为重要任务。这里，正、负外部性的大小都取决于他们的素质。我们当然寄希望于他们自身的完善，也期盼通过各种积极的教育方式，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但是，经验表明，这两个群体素质的提高，有效的制度约束是起第一位作用的。各种法律法规是制度约束，SA8000这类国际标准也是制度约束。企业家和常人一样，他们的素质提高、社会责任感增强，也是需要外力作用的。

（原载于《沪港经济》，200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