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与转型的过程中，主流价值观经历了迷茫、缺失，再到重塑的过程。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与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适应，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正处于艰难的重塑期。
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这个社会的财富生产方式。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大致有过三种财富生产方式：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当前，自然经济、计划经济都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市场经济是当下世界各国（除个别国家）的财富生产方式。当然，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因体制、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各具自身的一些特点，但其基本的运作机制是一致的，或是趋向一致的。
市场经济通过哪个中间环节作用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呢？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一个基本机制性特征就是分散决策，每个决策主体要对自己决策的后果负责。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需要全体人民的创造力，国民经济的动力和活力来自创业、就业和消费的多样性。这里，创业和就业、就业和消费（收入）存在着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就长期而言，创业的规模和水平决定着就业的规模和水平；就业的规模和水平又决定着消费的规模和水平。这就是为什么说创业是市场经济的原生态。今天的创业又大多内含着各种意义和形式上的创新，特别是原创技术的创新，因此创新是市场经济的原动力。因此，市场经济通过“双创”这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影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从这个高度来认识“双创”，既是客观的，又是准确的。
那么，“双创”是怎样具体地影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呢？李克强总理指出，“我们推动‘双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实现人生价值。这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上升通道”。民富国强是主流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唯有将富强作为价值观的“首善”，才有可能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共同形成主流价值观，也才有可能让主流价值观体现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转型的背景下，更多的人富起来并实现人生价值，是通过“双创”，或通过“双创”创造的就业机会得以实现的，而且“双创”将通过提高收入和职业的流动性，将公平与富强融为一体，共同成为主流价值观的基石。
对于广大愿意投身“双创”的人来说，创业创新的成功就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梦”。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都意味着政府和社会要为公民实现梦想创造更加自由、公平的环境，但我们不能只期待政府和社会提供超出“普惠”以上的条件和机会，个人和团队的自我奋斗是实现梦想的核心要素。具体到创业创新，就是不需要依凭关系、出身等前置性条件，而是要依靠自己和团队的努力奋斗，借助“双创”生态系统的帮助，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乃至梦想。(www.xing528.com)
1949年以后，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在国家（政府）创业的基础上，很少有民间创业，也就没有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精神培育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当所有生产、投资和经营等活动都由高度集权的政府主管部门负责时，对广大劳动者来说，就只剩下“服从命令听指挥”了。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主流价值观中个人价值的缺位和不被重视是显而易见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处在体制转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新旧体制的相互交织、此消彼长，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长期被压制的个人欲望井喷式爆发；另一方面，新的规则、秩序尚未建立、健全起来，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大量的失范行为、投机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对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深刻的转型时期，作为市场经济原生状态的创业，原生动力的创新开始萌发并迸发，进而对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富强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公平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基本诉求，自由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目标追求，都是与“双创”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双创”在中国经济中的意义，是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这是因为唯有“双创”，中国才能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唯有“双创”，才能推动中国以政府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改革；唯有“双创”，才能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进而开始向发达国家、现代国家前行的进程。
（在深圳湾名师大讲堂的演讲，原载于《解放日报》，2017年2月14日，标题为《“双创”并非权宜之策，而是转型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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