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产业双创实践：尝试与挑战

我们今天说的创业，即“start-up”意义上的创业，或者说我们在美国的硅谷和波士顿、以色列的硅溪看到的创业，以及在北京的中关村、深圳的南山看到的大部分创业，都是内在创新，主要是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创业。

创业的本质是试错，并行着创业者试错和需求试错。创业者试错是试创业者本人或其团队是否为“对”的创业者，这个过程又总是与需求试错结合在一起，只有当两者皆为“对”时，才算创业初步成功。结果为“对”的创业，很有可能孕育出新技术，进而可能产生新产品、新服务，甚至新产业。所有这些试错为“对”的创业创新活动集腋成裘，从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而新技术能否产生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产业，也即人们常说的产业化，就是创业者、企业家的需求试错。需求试错在现有的供需格局中，表现得比以往更加重要。这是因为现今的供需格局是供给全面过剩，发现新需求即供给创造需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沿着这个简单的逻辑，不难发现，内在创新的创业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正是创业者、企业家的不断试错，才在试错为“对”的成功中出现了现代产业体系。人们可以预见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端倪，但新兴产业及其体系绝对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创业者、企业家试错出来的。创业创新究竟做什么技术、产品或服务，可以参考技术预见，但最终“拍板”是根据创业者和企业家的直觉和判断。

讨论创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涉及政府与创业和产业的关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产业政策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讨论缺乏必要的界定，将产业政策的外延扩得太大，这无助于问题的讨论。要先去掉一些现在被认为是产业政策，但实际上不是产业政策的内容。例如，将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发展视为产业政策，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现在有基础设施产业的说法，但政府推动其发展的措施是否就是产业政策呢？基础设施是公用事业，提供普遍服务，它们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平台，并不仅仅服务于经济。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有责任推动其建设和发展，至于程度和方式因不同国家和地区而异。也就是说，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并不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

日本是公认的第一个有明确产业政策的国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后日本政府希望集中资源，把百废待兴的产业发展起来，使其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所以，日本的产业政策是直接干预产业发展本身的。这就道出了产业政策的本来意义和内涵：有直接干预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手段。如日本的重化工业发展目标，以及对重化工业的优惠利率。这个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是讨论产业政策的要害。日本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即便持利大于弊的观点，也可能与日本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辅之以适度的产业政策有关。还有两点也很重要：其一，在日本实施产业政策的时代，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形成，产业发展往往对应着比较确定的需求；其二，健全的法制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新加坡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法律制度和依法治理的保驾护航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www.xing528.com)

所以，首先要明确所谓产业政策，一定是指对某一类产业优先发展的支持政策，既有政策目标，也有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政策，就需要谨慎一些了，尤其在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领域更是如此。这里有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首先是信息对称的问题。产业发展的方向，产业结构的演化是能够被预见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不用多做解释。一时间产生的产业“短板”，能够靠产业政策修复吗？也不太可能。因为政策都有时滞性，不等政策发挥作用，市场的作用可能已补齐“短板”，政策的作用可能会使“短板”变成“长板”。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其次是扭曲市场的问题。因为推动某一类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都是有“含金量”的，这就必然使企业趋之若鹜，以获取个中资源。所有创新的努力都不及这个来得快。这就像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一样，扭曲了激励的方向。这对于创业创新的杀伤力是巨大的。

考虑到上述两个问题，以及中国现阶段的法制水平，我认为，为“双创”提供公共服务和实现这些服务的平台可能更加重要。过往的经验是，产业政策的扶持对象往往是特定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大企业，产业政策是极少惠及“双创”的。有专家在说到制定产业政策的出发点时指出，它们是从市场维护或修复的角度出发的。这与其说是产业政策的出发点，不如说是创业政策的出发点。创业创新需要好的市场环境、生态系统，政府还是在这个方面多做一些努力，而将自己从产业发展中抽身出来，在占比较高的竞争性产业中尤其如此。创业政策本质上属于创业服务，政府也和社会各界一起，多为“双创”的生态系统做一些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