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论文和书籍的写作风格、结构与技巧对比

一个时期以来，“以人为本”成为时尚：政府官员以是否“以人为本”来检讨自己的工作；学者们将对许多问题的讨论，如发展观、幸福感，都与“以人为本”联系在一起；老百姓开始懂得，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实际上是以他们获取福利的大小来丈量的。看到这些尽管还比较表面的变化，我仍然感到特别欣慰。每每欣慰之际，我都会想起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研究》上看到的一篇论文和《人啊，人！》那本长篇小说。

那篇论文的作者是武汉大学的曾启贤教授，论文的题目虽已记不住了，但它论述的主题—人在经济分析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干我们这一行，看论文就是工作，不过，说实在的，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论文，并不会很多。这篇论文就是“并不会很多”中的一篇。前些天，我请一位研究生去图书馆将它复印了，又仔细读了两遍。

现在摆在案头的这篇论文—《经济分析中的人》（《经济研究》1989年第5期），是曾启贤教授的遗作。我记得，该文一经发表，即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

论文的开场白就掷地有声：“社会科学研究所面对的，是人。经济学尤其如此。”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在15年前被如此直白地说出来，并发表出来，是需要勇气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面对着两个客体：自然界和人。这里，人又可分为：作为总体的人，或曰人类社会，以及作为个体的人。当然，在许多学科的具体研究中，作为总体的人和作为个体的人，既有各自的位置，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个体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在经济学的原理中，个体的人的行为—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总体的人的行为—宏观经济中的投资行为、消费行为、储蓄行为、理性预期等，都是直接的关于人的研究。经济学的各分支学科—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等学科，也都是关于人的行为、行为规则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心理学家卡尼曼和实验经济学的开创者史密斯，进一步肯定了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卡尼曼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史密斯则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对人的行为的可控实验，部分地改变了经济学仅仅是依赖真实数据的非实验性科学的状况，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www.xing528.com)

除了经济学之外，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和人文科学各学科，也都从不同角度研究人的行为和行为规范、人的价值观、人的情感世界、人的伦理道德，以至于人的审美，等等。事实上，自然科学研究也是直接或间接地面对人的。在自然科学中，除了医学是以人的生命过程和疾病医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外，其他学科也在不同的意义上，与人联系在一起。例如，计算机科学研究人工智能，机械学和电子学都研究机器人，也都是与人有关的。

《人啊，人！》出版于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也将这本书找了出来。作家戴厚英在深刻反思“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如梦初醒”般地发现—“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人啊，人”，来自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怆呐喊。

记得这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了批评。长期以来，我们谈“人”色变，将人的社会性简单地等同于阶级性，并把阶级性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