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研究主要集中在FDI的溢出效应，FDI与中国经济、外贸、技术进步和环境的相互影响及作用，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关系，FDI转移、撤资问题，从行业角度分析外商投资的特征及作用等多方面。
一是研究了FDI的溢出效应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主要从水平和垂直两个角度，涵盖了技术溢出、知识溢出和资本溢出等多方面。毛其淋，许家云（2016）基于水平溢出与产业关联视角，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跨国公司进入通过水平溢出渠道降低了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通过垂直溢出提高了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在总体上有益于提升本土企业的成本加成定价能力等。[113]徐美娜，彭羽（2016）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数据，估计了外资水平和垂直溢出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114]关春玉等（2017）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金融成本落差的斯塔克博格模型，认为FDI 外溢效应可能具有差别，是正向外溢还是攫取市场取决于东道国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及金融发展等条件。[115]胡安建等（2016）通过建立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检验了FDI溢出效应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 FDI对我国二、三产业增加值影响较大且效果显著。[116]田毕飞，陈紫若（2016）采用空间滞后模型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在省份内与省份间对国内创业的影响。[117]陈超（2016）实证分析了国内外知识资本投入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国内知识资本投入是全球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FDI渠道是知识资本跨国溢出的主要渠道。[118]蔡宏波等（2016）从行业和区域层面就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工资的溢出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工资影响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溢出和潜在技术溢出产生。[119]李磊等（2017）研究了外商投资是否能够提高中国内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以及这种效应的实现途径。结果发现，外资的水平溢出正向影响了内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120]
二是考察了FDI与我国经济、贸易的关系及其影响。刘晓玲，熊曦（2016）以湖南省为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121]冼国明，冷艳丽（2016）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地方政府债务、金融发展和FDI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三者在空间地理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并在局部地区形成了不同的集聚区域。[122]甘星，印赟（2016）测量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利用效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效应，发现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存在着较强的时滞效应。[123] 罗军（2016）实证考察了FDI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影响的门槛效应，也检验了FDI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124]王聪（2016）通过使用30个省份1996—2011年面板数据，研究分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对我国吸引FDI的影响。[125]郝洁，何丹（2017）根据1983—2014年外国直接投资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结论。[126]李玉梅（2016）基于加工贸易视角，以我国1997—2014年的进出口价格指数为研究对象，分析了FDI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127]黄远浙等（2017）以二元边际分析为框架，基于“企业—产品—目的地”的视角，利用2000—2006年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外资对出口的影响较弱，外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受制于行业技术机会的影响等。[128]
三是考察了FDI与中国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李锴，齐绍洲（2016）针对能源经济学的假说之一“FDI降低东道国能源强度”进行经验检验，发现FDI对中国工业能源强度产生的总效应是积极的。[129]金春雨，王伟强（2016）以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VAR模型分别对全国，以及东中西区域环境规制、FDI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全国看“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但也存在区域异质性。[130]陈媛媛（2016）考察了地区腐败下FDI对当地环境质量的影响并验证了影响机制，发现腐败对FDI影响当地环境的作用是消极的。[131]杨子晖，田磊（2017）研究了FDI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并通过对“污染天堂”与“污染光环”假说进行检验，考察了经济开放度、环境监管强度、资本密集度等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影响。[132]周杰琦，汪同三（2017）实证检验了FDI规模与质量特征影响工业环境效率的机制与效应。[133]王奇，蔡昕妤（2017）基于我国22个省份2004—2012年面板数据，研究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不同地区环境规制严格程度的不同响应。[134](www.xing528.com)
四是探究了FDI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罗军（2016）分析了研发投入在FDI前向关联促进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发现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起到重要作用。[135]黄传荣等（2016）从互适性、互依性、互促性等方面分析了自主创新与利用FDI两者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从产业协同、空间协同及研发协同等角度剖析了自主创新与利用FDI间的相互协同模式与发展对策等。[136]赵晓峰等（2016）研究了外资对内资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发现随着影响的渠道，企业所有制，研发支出类型的不同，影响的结果也有所不同。[137]杜威剑，李梦洁（2016）评估了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微观效应。[138]许楠，王海（2016）对中国外资引进、自主研发，以及创新发展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以市场换技术”的创新政策并没有过时，仍然能够带动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研发投入可以促进本土创新能力发展。[139]李健等（2017）分析了FDI的规模及进入速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140]李政等（2017）考察了FDI对我国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141]黄晓玲，王丽芳（2017）研究发现制度质量的完善、外资的进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142]陈恒，侯建（2017）探讨了地区RD投入和FDI流入与国内研发创新能力的内在关系与作用机理。[143]张文菲，金祥义（2017）探讨了FDI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和专利活动的影响，发现FDI对专利活动整体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不同专利分类存在着结构性差异。[144]邵玉君（2017）考察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国内技术进步的系统性影响。[145]
五是从产业角度出发，探析了FDI对我国产业发展的作用。农业方面，马巍等（2016）发现开放经济环境下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146]郭永清，庄础宁（2016）在简述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147]服务业方面，张平（2016）使用2002—2014年各省数据对FDI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的增加抑制了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制造业FDI对服务业发展的负面影响。[148]李宏兵等（2016）实证检验了FDI进入对我国服务业就业结构的影响，发现外资进入整体上提高了服务业企业女性就业占比和高技术就业占比，并有利于改善就业市场的性别和技能结构失衡。[149]魏景赋，张玉纬（2017）实证分析了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度对服务业FDI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FDI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行业表现出较高的配置效率等。[150]许小平，张伟（2017）从整体和细分服务业分别探究中国服务业FDI流入的影响因素。[151]制造业方面，阳立高等（2017）对FDI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FDI对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有明显促推作用，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则存在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152]周霄雪（2017）通过上游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将服务业开放与下游制造企业出口绩效联系起来，分析了服务业外资自由化对我国制造企业出口绩效产生影响的理论机制。[153]
六是其他。其一，FDI和OFDI之间的关系。洪俊杰等（2016）思考研究了新常态下“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两大战略的关系，并提出了如何协调发展的建议。[154]聂飞等（2016）通过对中国制造业OFDI动力来源的详细分析发现，FDI的集聚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制造业OFDI有着显著正向作用等。[155]其二，FDI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唐宜红，张鹏杨（2017）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机制下FDI对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156]黎峰（2017）通过提出国内价值链分工下区域增加值的分解方法，构建了国内价值链分工的定量分析框架，并在考虑外资进入及其行为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外资进入对国内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及其机理。[157]其三，针对外商投资撤资、国际转移的研究。李玉梅等（2016）实证分析了外商投资企业撤资的动因和影响机理。[158]赵平，王玉华（2017）从跨国公司撤资的含义与类型、动机与原因、影响与对策等方面梳理和评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并构建了完整的跨国公司撤资理论体系。[159]李俊江，李一鸣（2016）研究分析了在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及对策。[160]其四，FDI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对中国社会福利的作用等。袁冬梅等（2017）研究发现FDI对城镇化存在明显的三门槛效应。[161]苑德宇等（2017）系统考察了FDI进入对城市基础设施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FDI进入对城市基础设施绩效产生了显著的“增进效应”。[162]冷艳丽，冼国明等（2017）考察了FDI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FDI与交通基础设施的交互效应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163]张敬琳（2017）通过构建智慧城市指数，实证分析FDI、人均GDP与智慧城市指数之间的关系，发现FDI与人均GDP对智慧城市指数影响为正。[164]王修华等（2016）从主观幸福感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居民的福利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中国居民的福利。[165]黄雯等（2017）通过陕西省1990—2015年间FDI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FDI与陕西省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166]高文新，宋一弘（2016）研究了地方政府间引资竞争和FDI 的流动对居民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整体上FDI、优惠政策促进了居民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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