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内研究主要基于全球治理的概念、特征、缺陷及变革方面的分析，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理论基础，风险和创新进行剖析与评估，进而阐述“一带一路”对于全球经济贸易治理的影响与作用。刘志中（2017）分析了全球贸易治理的内部机制缺陷和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说明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的动因及其必要性。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会引领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促进全球贸易治理向公正导向、发展导向转型，并整合“碎片化”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引领新的经济全球化。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丝路新秩序”将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新的多边合作平台，为机制变革设定新范本。[81]徐秀军（2017）从国家与国际规则的内在逻辑和互动关系的角度，解释了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两种路径选择及存在的差异，并深入分析了中美两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不同立场与行动。提出了随着美国实力的衰落、美式全球治理的困境显现，以及中国实力的崛起，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规则上的“制定—接受”关系开始发生转变，在全球治理领域，国家之间的博弈日益表现为规则制定权的竞争。[82]
胡键（2016）提出在当今全球治理的价值框架之中，人权、民主、正义这一全球治理的价值是没有异议的，但人权、民主、正义的内涵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治理的框架里，都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差距。[83]张辉等（2017）使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以及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数据，基于188个国家和地区构建相关指标，对目前全球价值双环流模式进行实证检验，从贸易结构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解释“一带一路”的经济内涵。[84]郑伟，桑百川（2017）以市场失灵的角度探讨了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基础。通过列举世界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在于助力矫正世界市场失灵，其理论基础是解决长期存在的国际市场失灵问题，以期影响世界治理机制的运行，与其他世界治理机构相互配合，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建立更为公平、和谐的国际社会新秩序。[85]桑明旭（2016）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带一路”的理论根基，构建良好公共性，实现全球公正发展则是“一带一路”的目标和时代价值。[86]隆国强（2016）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合作倡议，倡议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加强沿线国家之间全方位多层面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掘各国发展的潜力，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加快发展步伐，形成互利共赢的区域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作为一个区域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具有巨型区域合作倡议，开放区域合作倡议，南南合作和合作内容丰富的鲜明特点。[87]王亚军（2017）分析了 “一带一路”在理论上的创新性以及在实践上的典范价值，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下一步应重点解决好一系列重点理论和现实问题，积极推进两大主轴建设、推进“一带一路”理论创新、打造“一带一路”安全系统工程、稳妥处理与沿线国家的竞合关系并且加强机制建设。[88]胡俊超，王丹丹（2016）提出“一带一路”国别风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自然环境和突发事件等十分复杂的范畴。论文采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的方法，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主权信用风险和社会风险四个角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在风险和潜在风险进行分析。[89]周平（2016）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不是地缘政治战略，但可能会激起相关国家主动参与地缘政治博弈，从而给“一带一路”的实施造成地缘政治障碍。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带一路”倡议需要绸缪风险，全面规划。[90]聂娜（2016）认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多为欠发达国家，汇率的波动较大、各国的汇率制度差异也很大，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容易产生双重汇率风险、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和信用风险。[91](www.xing528.com)
陈伟光，王燕（2016）通过治理的视角对“一带一路”进行考察，从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机制、治理目标等要素构建“一带一路”治理的总体框架，提出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一带一路”治理新模式，认为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融合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模式，而“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传统关系治理模式的重要发展便是以“关系”驱动“规则”，最终优化区域内的经贸规则，提升区域内国家整体的话语权。[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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