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上来看，国内关于OFDI的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几方面：
一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在于向东道国寻求资源、寻求市场或寻求技术以弥补国内资源短缺、拓宽国外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或获取逆向技术溢出。吴先明和黄春桃（2016）从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比较的视角探索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并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无论逆向投资还是顺向投资，中国企业均具有强烈的市场寻求动因和自然资源寻求动因。[66]陈强（2016）等文采用拓展的 LP 模型，将中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独立的变量，利用主成分回归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其他类型对外直接投资也都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但程度均较低。[67]王欣和姚洪兴（2016）采用面板平滑转换（ PSTR） 模型检验了 OFDI 对区域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动态影响效应，结论表明OFDI 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均为正向显著，随着对外开放度和人力资本两个吸收能力变量水平的连续增加，OFDI 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也在持续增强，OFDI 和区域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平滑转换机制效应。[68]然而，何建华等（2016）的研究则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微弱的消极作用，原因在于目前中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研发存量低，人力资本的限制等。[69]
二是研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包括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文化相似性、制度质量、宗教多元化等经济或制度环境因素。杨连星等（2016）基于 2005—2014 年中国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友好双边政治关系有助于促进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多元化程度和投资成功率的提高，但存在一定的政策工具和行业差异。[70]李洪亚和董建功（2017）则是基于制度视角，认为所有制改革是促进中国 OFDI 扩张的一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 OFDI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 OFDI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 OFDI 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71](www.xing528.com)
三是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的研究。从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到 20 世纪末，随着 OFDI 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理论研究的持续创新，OFDI出口效应的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更新。杨连星和刘晓光（2016）基于2003—2010年中国 OFDI与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无论在行业层面还是产品层面，OFDI 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成为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加速器。[72]刘海云和毛海欧（2016）进一步从水平OFDI 和垂直 OFDI 两个维度研究制造业 OFDI 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发现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和垂直 OFDI 均促进了出口增加值提升，但垂直OFDI 的促进作用大于水平 OFDI。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影响的议题早在 20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便受到关注，主要是讨论跨国公司向其他低成本国家的投资是否会引起所谓“产业空心化”，进而影响母国就业。[73]李磊等（2016）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就业人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次数越多，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也越明显。此外，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和优化，对外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不断显现。[74]王丽和张岩（2016）考察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75]不仅如此，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也对 OFDI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李洪亚，2016；[76]顾雪松等，2016[77]）。最后，在对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上，邱立成等（2016）利 用 2004—200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提高了母公司的成本加成率，进而改善母公司的经营绩效。[78]刘晓丹和衣长军（2017）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PSM） 系统地评估 2006—2010 年中国企业OFDI 对其绩效的影响，发现 OFDI 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和生产效率，但对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79]诸竹君等（2016）的研究结论也支持 OFDI 有显著正向的滞后“加成率效应”。[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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