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上来看，国内在货物贸易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六方面：进出口贸易、全球价值链、异质性企业贸易、贸易自由化、贸易政策与贸易成本。
1.进出口贸易
马述忠和吴国杰（2016）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进口中间品对于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发现中间品进口对出口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不同贸易类型的中间品进口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模式不同。[1]魏浩、赵春明和李晓庆（2016）构建了新的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分析框架，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结构变化进行了全面测算，并与18个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2]张文城和盛斌（2017）测算了中国增加值出口排污强度，分析其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发现中国增加值出口排污强度出现显著的下降，但仍远高于其他出口强国。[3] 谷克鉴和陈福中（2016）从供给侧纳入贸易要素进而实现增长核算模型的拓展，实证检验了净出口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区域异质性表现，并发现经济开放度决定净出口作用于经济增长作用区间的地区差异。[4]傅帅雄和罗来军（2017）运用最新引力模型方法，发现双边国之间的显著技术差距妨碍了国际贸易，既妨碍双边国际贸易总量，也妨碍双边国之间的出口和进口。[5] 张杰、张帆和陈志远（2017）检验了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发现中国企业在出口活动中不存在自我选择效应与出口学习效应，且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只有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其出口活动存在显著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6] 彭水军和张文城（2016）从国际贸易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对国际贸易的潜在冲击和影响，以及气候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冲突和协调机制三方面对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献做一个综述。[7] 黄先海、诸竹君和宋学印（2016）认为企业低加成率出口正是较低生产率水平下“最优出口产品质量选择”所带来的一种阶段性现象，结果显示中国出口企业普遍处于“低加成率陷阱”区间，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更多处于"低加成率陷阱"区间，而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负向影响相对较弱。[8] 马艳、王宝珠、赵治成和李俊（2017）分析了国际不平等问题如何由单一领域的不平等转变为多领域相互交融的不平等，提出国际不平等交融的概念，并进一步构建国际贸易利益不平等交融的数理模型，发现国际投资不平等和实际有效汇率相对差异对国际贸易不平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不平等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即三者的确存在交融影响。[9] 刘晴、程玲、邵智和陈清萍（2017）通过建立一个出口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企业“融资约束严重”与“出口贸易发达”并存等中国独特的对外经济贸易现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解释，发现融资约束不会抑制企业的出口参与，却迫使部分有能力进行通常贸易的企业从事出口导向型贸易，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密集度，抑制对外贸易转型升级。[10] 鲁晓东和刘京军（2017）研究了外部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波动的数量关系和因果关系，发现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会对中国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且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增长存在着稳定的负向因果关系。[11]
2.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是近年来国际经济贸易研究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对全球价值链模式选择及效应研究、地区间收益分配核算、附加值贸易的贡献率核算、生产率变动、垂直专业化研究等。彭支伟和张伯伟（2017）用两国模型估算了中国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价值链分工产出中的收益分配格局，分析决定分工收益的基本因素，其结果表明世界其他地区从中国获得的收益份额的变化过程呈“倒V形”，而中国的收益份额持续提高，分工地位明显改善。[12] 倪红福（2016）提出测度产业部门位置的“广义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新方法从强度和长度两个维度，全方位分析境外增加值贡献率—位置的关系，进而考察产业部门层面的“微笑曲线”是否存在。[13] 张杰和郑文平（2017）检验了中间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发现进口促进了一般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但抑制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而出口未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显著影响。[14] 魏龙和王磊（2017）利用多元面板回归分析归纳了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规律，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按全球价值链中上游环节主导、下游环节主导和混合主导作为企业产业升级方向能够提升产业升级幅度，并且高级生产要素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强于传统生产要素。[15] 沈国兵和张勋（2016）利用计测度和扩展引力模型揭示出全球生产网络下国家间零部件贸易强度演进趋势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地理距离、文化差异是对零部件贸易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不利影响因素，而适当的技术差距是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技术转移的推动力量。[16] 倪红福和夏杰长（2016）通过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发现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正常运转，垂直关联并没有放大外生最终需求冲击对全球贸易下滑的影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贸易下滑；若垂直关联中断，将导致中间产品贸易和垂直专业化贸易大幅下降，进而造成全球贸易大幅下滑。[17]王中美（2017）分析总结了大型区域协定（MEGA）从战略控制、优惠排他与规则溢出三方面可能对全球供应链产生的重大影响。[18] 张二震和张晓磊（2017）对比了G20经济体的货物出口增速与其GDP增速之间的差距，发现2012年后世界主要经济体货物出口增速大多低于其GDP增速，并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分析了其主要原因。[19] 吕越、黄艳希和陈勇兵（2017）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改善效应，发现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有效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的生产效率改进存在“倒U形”关系，且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会通过中间品效应、大市场效应，以及竞争效应改善其生产率。[20] 邵朝对和苏丹妮（2017）检验了中国地区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全球价值链对生产率既产生地区内溢出，也产生地区间溢出，且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空间互动增强了全球价值链对于地区生产率的外溢效应。[21]
3.异质性企业贸易
许家云、毛其淋和胡鞍钢（2017）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通过不同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但该效应因企业生产率水平、融资约束、所有制和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2] 尹斯斯、杨连星、孔令熠和高云舒（2017）通过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探讨，构建可变贸易成本与生产率联合异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解释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品多样性、社会福利，以及企业选择的基础理论问题。[23] 岳文和韩剑（2017）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企业异质性、出口强度和技术升级的理论模型，考察了出口强度对中国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发现出口强度对中国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呈“倒U形”，且其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并不一样。[24](www.xing528.com)
4.贸易自由化
余淼杰和李乐融（2016）探讨了贸易自由化对于进口中间产品的质量的提升作用，结果发现，相对于加工贸易，贸易自由化显著提升了一般贸易中进口中间品质量。[25] 施炳展和张雅睿（2016）通过细分关税与其他工业企业数据证明了贸易自由化会降低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的贸易成本和相对价格，促进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26] 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认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就业创造”与“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净增长，且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变动具有异质性影响。[27] 钱学锋和王备（2017）分析了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及其产品转换行为对企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认为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最终推动中国贸易发展的转型与升级。[28]余淼杰和智琨（2016）研究了最终品进口自由化对本国纯内销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发现中间品关税下降会对本国纯内销企业的利润率产生正向影响。[29]
5.贸易政策
刘文革、周方召和肖园园（2016）对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不完全契约对比较优势形成和贸易量影响的理论进行梳理，梳理不完全契约决定企业边界的理论并探讨了此领域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30] 汪亚楠和周梦天（2017）分析了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减免对于企业出口产品分布的影响，发现关税减免对于出口产品分布的作用显著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出口产品分布对于关税减免的变化弹性。[31] 钱学锋和龚联梅（2017）比较分析了中国与上述两组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发现中国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协议降低了中国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32]
6.贸易成本
胡朝霞和潘夏梦（2017）研究了总体贸易成本对一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发现总体贸易成本可以和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一样，成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影响一国对外出口行业的选择。[33] 钱学锋、范冬梅和黄汉民（2016）考察了进口竞争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发现进口竞争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加成有显著负向影响，但长期内，进口竞争的负向影响将逐渐消失。[34] 余淼杰和袁东（2016）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发现外国关税和投入品关税的下降会带来企业成本加成的上升，而本国最终品关税的下降会促使企业成本加成降低，但关税带来的成本加成效应随着加工贸易份额的提升而减弱。[35] 许统生和梁肖（2016）测度了中国加总贸易成本对不同行业比较优势和出口份额的影响，发现加总贸易成本是我国制造业产品“全球”和“局部”比较优势和出口份额的决定因素，对贸易成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这种影响出口的效应越大。[36] 黄玖立和冯志艳（2017）考察了用地成本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发现用地成本的确削弱了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较高的土地支出不仅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还抑制了企业的出口规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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