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务委员会的双重博弈困境：如何解决？

生产队队务委员会负责生产队的农业生产与经营，但是，他们的工作受到来自“上面”与“下面”的压力，不得不机智地处理、灵活地应对，这就是队务委员会的“双重博弈困境”。在这场双重博弈中，生产队长首当其冲。

人民公社初期，各地争先恐后“放卫星”，做水稻“万斤试验田”。一时间，会议上，广播里，田头地边，到处都是你追我赶的喧嚣声，你说亩产5千斤，他说亩产8千斤，更有人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亩产不超万斤，誓不罢休”。秋冬时节，所有的“卫星”都坠毁了，田里只剩下“连当柴都不行的”烂稻草。那一天，钱塘江人民公社中新大队某生产队正在烧卫星田里的烂稻草，浓浓的烟冲天而起。生产队长看着高高的烟柱，随口说：“大家看，卫星上天了。”不料，他的话很快传到公社领导的耳朵里。公社领导马上打电话给中新大队支部书记，要他及时到生产队里“撤了那个生产队长的职务”。后来，这位生产队长虽然没有“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却一直抬不起头来，因为他是犯错误的下台干部”。

这就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上下级关系。下级是否服从上级的指令，不是一个态度问题、行为方式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即使到1970年代，公社、生产大队召开的业务会议上也都弥漫着政治的气氛。例如，1971年3月3日，联民大队召开各生产队农业队长、放水员会议，支部书记王张堂说：“会议开法是：看、谈、学、比、找、干。看，看我们大队各生产队的农业生产的情况。谈，也就是总结我们大队各生产队当前的生产如何。学，学一学最高指示对我们农业生产的要求。比，比一比哪些措施对得上‘毛主席提出的八字宪法’，哪些地方还差得远。找，找一找差距原因，掘根子。干，如何样在农业生产上当促进派。要求到会的同志抓革命当火车头，抓生产当老黄牛，为夺取1971年农生产全面大丰收作出更大贡献，为毛主席争光，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光，迎接四届人大召开，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巴黎公社100年而努力。为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而努力。我们指导方针是：首先要高举红旗狠抓纲。农业学大寨，（以）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为中心，以定案复查、深入‘一打三反’为推动力，同时号召全大队学习王京春^[40]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高尚品德，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41]

生产队长们是聪明的，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多讲“上级喜欢听的话”。1970年12月20日晚上，联民大队东方红生产队队长在大队“五七夜校”上的发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智慧应对”的案例。

通过开展学大寨以来，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引下，把学哲学推向新高潮，使革命生产也推向新高潮。对农业学大寨广泛讨论。学不学大寨是方向性问题，是对毛主席态度问题，是对毛主席忠不忠问题，所以广大贫下中农（要）明确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开展学大寨，首先狠批刘少奇“三自一包”流毒。我们东方红生产队全体共产党员，根据新党章、毛主席指示，共产党员先锋队组织都做到处处起带头作用，取得了一些成绩。干部做到“五个过硬”，特别章桂松、冯如康、陈德荣同志处处带头。这次平整土地，为了革命，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章桂松同志，看电影不去，带头带领群众平整土地。在浸洗络麻中，出现很多先进分子，（如）陈德荣、冯如康。

通过学大寨，改变了生产队面貌。队务委员几次研究、几次计划，根据农业学大寨后眼光放远，向荒岗要粮。群众精神大发扬，出早工，开夜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为了东方红队早日实现大寨式县。徐才康久病不出工，现在通过了学大寨后参加劳动。（还有）妇女张雪宝等人。95%以上出工，提出响亮口号。^[42]

在人民公社时期，公社、大队的指令主要通过各种类型的会议布置到生产队，希望通过生产队来落实上级的要求。翻阅周生康的《工作笔记》，我们可以大量读到“从上到下的”指令，可以读到下级干部们的拥护与决心，却从来没有读到过生产队干部们提出的不同意见与建议。那么，上级的指令真的被“原原本本”贯彻了吗？生产队干部真的像木偶，“上面怎么拨，下面怎么动”吗？回答是否定的。这是生产队干部们“智慧应对”的另一个侧面，即“说归说，做归做”。“说”只是表述性符号，“做”才是客观性实践。下面我们从“计划种植”“作物管理”以及“收益分配”三个方面去看看生产队干部们如何与“上面”进行博弈。

人民公社时期实行计划经济，公社、大队一直要求生产队严格按照国家计划面积进行种植，但是，几乎每一个生产队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调整。例如，联民大队红旗生产队桑园面积大，水稻种得少，每年队务委员开会的时候，都会提出增加粮食作物面积的意见，并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安排粮食作物的种植。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了，生产队会计在造“一年早知道”计划方案的时候，却仍“严格按照”上级布置的计划面积“写数字”。红旗生产队队长知道，“稍微扩大一些粮食面积，连大队干部都搞不清楚，不会有什么问题”。

问题还是存在的。公社、大队的干部们知道生产队里有“自由种植”的资本主义倾向，并且在会议上进行批判。这里以1971年的两次公社会议为例。1971年3月23日，红江人民公社召开干部大会，新星大队朝阳生产队马阿大同志介绍发言说：“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我队42户，203人。互助组到高级社年年丰收，生活逐年好转。……刘上台后^[43]，大刮五风，三自一包，拆分小小队，弄得乌烟瘴气，种田为活命，粮食按劳分。粮桑挂购，破坏蚕桑生产，大挖蚕桑粮食^[44]，偷天换日的手法。吃饭靠集体，用钱靠自己。……这是叛徒、内奸、奸贼所害。认真总结，两条道路线斗争非常激烈，只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一切，才能识别谁是社会主义。”1971年9月30日，红江人民公社召开信用贫管委员会会议，公社领导在会议上说：“当前来看，问题很大，主要有8个方面：①阶级敌人反攻倒算，很猖狂。②有些地方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③大摆酒席，大搞铺张浪费。④破坏集体经济，盗窃公共财产，偷卖集体的财产。⑤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表现在：私发造谣；不按国（家）计划生产；扩大自留地；扩大塘面；自搞土政策，搞独立王国。⑥复辟‘四旧’^[45]，搞买卖婚姻。⑦搞‘乱三支’^[46]。⑧大搞无政府主义，不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公社领导列举的8个方面问题中，第5个问题直接与计划种植相关，第1、2、8三个问题间接与计划种植相关。生产队干部们的“自由种植”一直在与公社、大队的博弈中展开^[47]。

在作物管理方面，人民公社引进了大量新的作物品种与新的管理技术，增加了化肥与农药的供应，不断发布病虫害报告并指导农民们使用农药，这一切都受到了生产队的欢迎。1971年8月中旬，红江人民公社组织联民大队各个生产队队长参观海宁县农业生产先进单位许村人民公社永福大队，学习永福大队先进的管理经验，生产队长们受到很大的启发，回来以后，部分生产队谈了落实永福经验的想法。

红江生产队：陈夫康同志说，络麻抗旱，施肥，第二次耘田，还有迟田要施肥田粉。除虫用人工、药械^[48]。

立新生产队：沈尧兴同志通过永福参观，回来开干部会议，将永福经验贯彻，主要打算下肥尾巴^[49]，耘田第二次，预计明日结束。除虫，昨天人工捕捉，看情况。灌水田进行搁田，干田灌水加强。关于晚稻加强培养。

东方红生产队：回来后排一排，缺肥20亩。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已10多天。“要不要”“能不能”“怎么超”早稻。解决：1／3的田人工捕虫，积肥继续搞。

红旗生产队：耘田一次。肥料长生路^[50]。除虫，黑光灯，质量改进。

向阳生产队：永福参观回来，改进密植程度。施肥：春苗施15—25斤，而借外债肥料，菜饼未买。耘田一次二次半数^[51]，多拔草。虫情：继续人工捕捉，药械，根据虫情定施，发现刮青虫，用666粉拍。

胜利生产队：回来耘田。肥料缺5亩，今后施粪。虫情：明日除虫。^[52]

由于公社、大队布置的作物管理措施不一定适合生产队的情况，队务委员会普遍采取“选择性接受”的策略。但是，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上级的指示往往以“党的领导”的名义下达，生产队长怎么可以不执行？

他们会执行，但他们总以自己的方式执行。执行方式之一叫“做表面文章”。1970年代，红江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布置、推动小麦的“深沟阔轮”种植与管理模式。杭州湾沿岸的生产队都是沙质土壤，深沟“开起来容易，维护难”，一旦沟壁坍塌，麦田就会内涝，影响小麦的生长，因此，这些生产队都不适合做“深沟”。面对公社下达的“政治任务”，怎么办？中新大队一个生产队长想，公社党委书记下来检查，总是沿着路走，只要路边的小麦田都做到“深沟”，就可以应付了。那一次，党委书记钱镜明专门下来检查小麦“深沟阔轮”的落实情况，在其他的地方都是在路上走走看看，偏偏到中新大队那个生产队的时候，走到了田里边，结果，这个生产队长被狠狠批评了一顿。

执行方式之二叫“见风使舵”。面对公社、大队下达的指令，生产队长会从两方面作出考量，再决定如何执行。一方面，即使是作物管理的指令，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强度”以及领导人的意志力都不相同，有些指令更带有政治色彩，领导人要求贯彻的意志也较强，如“深沟阔轮”就是“政治任务”；有些指令政治色彩较弱，领导人对于是否贯彻不会太计较。另一方面，不同年度的不同政治意识形态气氛会影响领导指令的贯彻，“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政治空气浓，生产队贯彻得就好一点，1970年代后期，生产队就更多“自行其是”。

执行方式之三是“叹苦经”。1970年代，公社要求大力推广络麻带秆精洗，陈家场生产队长就反复向大队甚至公社领导说，生产队里没有合适的田地可以作为精洗的场地，“想全部络麻都带秆精洗，真是没有办法做到”。上级领导看看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允许陈家场部分络麻仍用老办法精洗。

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与“上面”在收益分配方面的博弈年年都在进行着。每年秋季年终分配以前，公社、大队总会开会反复强调“党的分配政策”，要求生产队严格执行。1970年11月28日，红江人民公社召开年终分配会议，公社领导陈松林的讲话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上面”的要求。

1.今年搞秋收分配，要举旗抓纲。首先抓好政治，在学习文件中领会文件所规定的政策。毛主席指示，坚决照办。在这个基础上来搞好今年的分配，要注意到在分配问题上有着尖锐的二条道路斗争，不能忽视。当前出现有些队水稻重打折扣，不能忽视，山芋有的5斤、7斤、10斤的折扣，有的几个不算账^[53]。(www.xing528.com)

2关于分配政策问题：根据省委文件办事。

靠党的领导、靠毛泽东思想、靠突出政治、靠群众路线。安排好三者关系，先国家、集体，后个人。三方面都要安排好，不能头重脚轻。

经济分配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集体的生产资金一定要留足，公共积累，应根据丰歉情况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合理提存。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要使社员的收入比上年有所增。要防止多分多吃，不留或少留生产资金和公共积累，也要防止过多地提留集体积累，影响社员当年收入的增加。口粮分配，社员的口粮继续实行基本口粮办法，具体的分配方法由本队全体社员讨论确定。要在增产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社员的用粮水平。口粮标准要因队制宜，承认差别，水稻地区的余粮队一般的不应低于450斤，最高的不要超过575斤。但是要注意的是：基本口粮和用粮水平不能混合，余粮队和缺粮队的口粮标准应有区别。在具体分配中，既要照顾到劳动力强弱情况，使劳力强的社员吃得到稍多的口粮，又要切实保证“四属户”和劳力少、人口多的社员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

种子：一定要留足。应按照生产队和备荒的需要留足一套半到两套。要按照需要适当留一部分精饲料。集体储备粮，丰收的队应适当增加，并建立便于群众监督的管理制度，要做到无战不动、无荒不用。^[54]

仔细阅读陈松林的报告，对比生产队里实际分配的情况，可以说，凡是报告中明里或暗里讲到生产队分配中的问题，每年在每个生产队中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存在。

队务委员会需要不断与“上面”博弈，更要时时遏止个体农民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队务委员会与“下面”的博弈呈现出复杂的情况。1971年8月18日联民大队东风生产队的一段会议记录使我们感觉生产队内部的事情有点儿“讲不清，理更乱”。

当前东风生产队：春头割蚕头豆，现发现黄豆“隔一枝拔一枝”。另外是以前发现割山芋藤。出现打伤人。

“四类分子”邹新林“嚣张透顶”，进行破坏。“造谣惑众”：明年队务委员全部掉过。

国荣，到草棚里，发现（西瓜）很大，要求弄清。

解决“西瓜”问题。徐福康讲，摸掉^[55]叶雪康，出售祝会半路上吃瓜。

邵左芬问题：①出售后一袋西瓜啥地方去了。②“种西瓜”^[56]啥地方去了。

叶雪康：社员反映国荣五袋瓜送客，50斤生瓜，不称。徐仕康吃一浪^[57]让出半浪让给汉民。到会龙桥吃掉5只，每只3斤左右。

挑泥，每班3人，共9人。7人采一只雪台瓜，吃2只西瓜。

朱一飞妻，割草偷瓜，他不认识。羊仲明认识错误，认真改过。

王家康吃西瓜，朱利根、国忠、福民捉鱼，17号去捉一次，14条鱼。红江队先捉，周子祥参加。朱利根也参加，西瓜也吃。王友发在13号也捉一次，5条鱼，西瓜也采。

周振民捉鱼参加，草鱼甩掉。^[58]

生产队像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的许多人却总做着个人或者小家庭的发财梦，并在日常的生产、收获、分配过程中挖空心思地“揩集体的油”。有的私自占有集体的土地，有的“磨洋工磨得像‘脱底棺材’”^[59]，有的“顺手牵羊”把“集体的东西拖回家”^[60]，有的干脆明目张胆地到集体的仓库里去拿东西，等等。农民们的自私行为威胁着生产队集体，必须有遏止的力量，才能确保生产队集体的维系。

生产队里正直的老年人会出来说话，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可能起带头作用，集体生存意识确保着基本的农业生产秩序。最后，队务委员会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为这是生产队内部有组织力量^[61]。

队务委员会与“下面”的博弈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其一，队务委员会通过集体的决议或者集体的有组织行为来遏止生产队内部损害集体的不良行为。例如，春天当许多人家把鸡放出来吃集体的庄稼时，队务委员会就会开会决定“禁鸡”。养春蚕以前，队务委员会集体出动，到每一个家庭里去搜查蚕匾。队务委员会看到一些人家通过“移动边界”的方式侵占集体土地，决定重新丈量自留地与屋边地。其二，生产队长、副队长与队务委员以身作则，确保生产队内部正常的劳动生产、收益分配秩序。在生产队里，劳动哨子响了，农民们走到田边地头，懒得动手，或坐在田埂上，或站着闲聊。生产队长或者队干部来了，说了声“动起来吧”，大家才挥动手里的工具。这是当年经常可以看到的场景。秋天，陈家场的农民们到塘南去收获番薯，如果生产队长、副队长一起在参加劳动，大家都“比较小心，免得被队长骂一顿”^[62]。

生产队队务委员会与“上面”博弈的时候，生产队长代表的是生产队集体的利益，有的时候，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做。但是，在与“下面”博弈的时候，生产队长、副队长以及队务委员会成员都是生产队集体的一分子，他们也是农民，也要争取个人与家庭的利益。进一步说，生产队内都是亲戚、邻居，博弈过程还涉及人情、面子等因素，生产队干部们就会常常觉得“难做人”。因此，队务委员会与“下面”的博弈变得十分复杂，有时候甚至会出现生产队集体秩序的混乱。1970年代初期，一个深秋的下午，陈家场几个男劳力清理桑园里的死桑树。下午吃点心的时候，有几个人把新挖起来的桑树拿回家。邻居看到了，也到桑园里去拿挖起的桑树。挖起的桑树很快被拿完了，没有拿到桑树的人看看心里不平衡，干脆回家拿了山子到桑园里去挖。跑到桑园的人越来越多，连副队长、队务委员都去了，找不到死桑树，后来就挖活桑树。生产队长陈建民本来就没有多少威信，他看到这种情况，急急忙忙跑到大队里，请党支部书记王张堂来帮助解决。王张堂急匆匆地赶到，才平息了这场挖桑树风波，但是，几十棵活桑树已经被挖起，再也救不活了^[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