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的队务委员会职责与作用

在人民公社中，生产队是基础组织，是直接组织农业生产、收益分配的组织。生产队的正式组织是队务委员会，负责生产队的日常工作。队务委员会一般由7人或者9人组成，其中包括正队长1名，副队长3名。副队长通常兼农业、蚕桑、妇女等工作，可以称为农业队长、蚕桑队长或妇女队长。队务委员会还包括会计、出纳、保管员各1名以及委员2名。下面一份1974年度联民大队各个生产队队务委员会干部名单，抄自周生康的《工作笔记》。

参加生产队选举记录　74.1.18

（东风队）　　　（红江队）　　　（立新队）　　（红星队）

周锦民正队长　朱建康队长　　沈麦兵队长　邹伏元队长

韩红财副队长　陈夫康副队长　祝永荣　　　李顺堂副队长

周胜林委员　　周忠华出纳　　王定方　　　李禹松委员

王六彩妇女　　邹益龙会计　　江志成　　　沈继松委员

朱六顺委员　　沈松宝妇女　　沈丙生　　　邹雨生

徐仕康物资　　叶文浩委员　　冯莉莉　　　张毛东副队长

朱祖峰出纳　　王组金蚕业　　沈宝林　　　邹雪庆物资

朱国尧会计　　　　　　　　　周建明　　　邹苗仙妇女

林月明副队长　　　　　　　　胡少祥　　　邹金发会计

参加选举的第二天记录　74.1.20

向阳队　　　　　东方队　　　　胜利队　　　　红旗队

徐敏天正队长　陈蚕生正队长　冯恒兵正队长　陈康德正队长

徐德夫蚕业　　　章桂松副队长　　冯子坤会计　　　余德副队长

绍庭副队长　　　冯奎涛副队长　　绍兵副队长　　　陈明德副队长

亿仙妇女　　　　陈德夫出纳　　　六珍妇女　　　　陈月萍妇女

德全付副队长　　　德荣物资　　　再兴委员　　　　陈望良出纳

德刚出纳　　　　冯如康蚕业　　　明富出纳　　　　祝一鹏农业

仁义会议　　　　冯锦良会计　　　其清付队长　　　陈树丰治保

树生蚕业　　　　张惠娟妇女　　　冯明德委员　　　顾新堂保管

克勤物资　　　　陈桂英　　　　　张利明物资　　　祝建龙会计^[17]

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队务委员会的建设受到上面与下面的高度重视。对于大队、公社来说，计划经济的各项指标最终都落实在生产队，“只有坚强的领导班子，才能出色地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1972年2月11日，联民大队党支部书记在立新生产队队务委员会选举大会上说：“领导班子建设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走什么样的道路、执行什么政治路线的大问题。但是，有些社员对改选的意义认识不足，认为改选年年搞，仍旧老一套。”他批评社员群众中的“错误倾向”，要求大家“以主人翁的精神参加队务委员会的选举。选出上级领导放心、社员群众信任的生产队干部”^[18]。对于生产队里的农民来说，生产队就像一个大家庭，队务委员会就是大家庭里的当家人。他们都知道，当家人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小家庭的收益，而且，当家人与自己的关系会影响到自己在生产队里面的“处境”。

与上、下重视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生产队长的“甩乌纱帽”^[19]。在人民公社中，生产队是各种矛盾、冲突最集中的地方，所有的矛盾与冲突最终都聚集到一个“拍板的”人头上，这个人就是生产队长。联民大队一带的作物品种繁杂多样，农活错综复杂，生产队长每天都要根据气候的情况把每一件农活分配到每一个农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都不能停”。派工这件事本来已经让一些生产队长“头脑发涨”，却还要面对所谓“一碗水端平”的问题。有的生产队长说，“家里有两兄弟，一碗水都端不平。生产队里有一百几十个人，百姓百姓百条心，怎么可能做到平等？你觉得做得很公平了，他觉得你偏心，有什么办法？生产队里每天都有人骂人，没有骂声，日头^[20]不过西”。因此，每年到冬天的时候，总有部分生产队长开始消极怠工，想通过改选换下来。

生产队队务委员会在人民公社制度运行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大队党支部必须抓好队务委员会的建设。纵观联民大队一带的情况，队务委员会的换届通常都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队务委员会的换届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其一，队务委员会的换届完全由大队干部掌控。大队干部物色好队长、副队长的人选^[21]，然后召开生产队社员大会进行换届。陈家场的陈一揆谈到当年的社员大会时说：“开社员大会的时候，队长、副队长的人选早就由大队干部弄好了，例如，正队长是陈建民，副队长是顾颐德，大队干部在会上说，陈建民当正队长，同意的人举手。大队干部权力大得很，他出口一说，谁敢不举手？”其二，在大“四清”与“文化大革命”高潮的两三年里，大队领导班子瘫痪了，生产队长也受到了冲击，时而“躺倒不干”。生产队队务委员会没有正常换届，连任了21年。当时陈建民当生产队长，他“隔一段时间就会‘躺倒’一次，他一‘躺倒’，队里总有些人劝他出来。他经不起劝，一劝，他就又积极地出来派工，安排农活。如此反复，折腾了几年”。在革命高潮的几年里，生产队的出纳、会计、保管员都做好他们的工作，确保着生产队正常的农业经营秩序。其三，大队干部物色了人选，再“放”到生产队里，由生产队的户长选举。我们在周生康的《工作笔记》里看到，1963年，周生康所在的生产小队共13户农民，户主们一起投票选举了队务委员会。其四，1970年代初期以后，联民大队部分生产队的换届选举做得比较规范，由大队支部领导，社员大会进行投票选举。下面我们具体看看换届选举的第四种方式。

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与直接组织下，队务委员会的选举工作通常在每年的1月中下旬到2月上旬进行，选举工作分两个阶段展开。首先，大队党支部派人深入生产队了解情况，听取原生产队长、队务委员会成员以及社员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并物色新一届生产队长和队务委员会的候选人。在这个阶段的工作中，最麻烦的是出现“想当队长的人当不上，不想当队长的人硬要他当”的现象^[22]，面对这种现象，党支部只得“耐心做思想工作”，想办法“把躺倒的人扶起来”。1970年代后期，陈家场的顾颐德就是这样的人，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张堂不得不三番五次跑到颐德家里做工作，“连门槛都踏破了”。其次，选举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就召开生产队全体社员大会，“隆重举行生产队队务委员会选举”。生产队的选举工作由大队党支部派人主持。在选举会议上，大队领导总结前一届队务委员会的工作，提出注意事项。1973年1月31日，时任联民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周生康在红江生产队队务委员会选举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如下：

总结红江队72年农业生产的情况：粮食总产138 486斤，去年119 892.5斤，增加18 593.5斤；蚕茧今年4 778斤，去年4 626.7斤，增加151.3斤，亩产91.8斤，全年饲养76张，平均68.3斤；络麻平均509.2斤，去年平均488.3斤，增加了单产；油菜总产6 066斤，去年总产6 009斤，增加57斤；春粮总产29 525.5斤，去年总产22 664斤，增加6 861.5斤；畜牧也同样增加；经济收入也同样。

这是我们红江队广大贫中农努力的结果，形势越来越好。希望在丰收的基础上继续发扬成绩，克服困难，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紧接着积肥，培育春花，培育蚕桑。社员的精神面貌一新。在今日选举中，注意要总结前段的干部成绩，队务委员团结，思想统一。^[23]

选举大会是生产队工作的一次承上启下的会议，原生产队长、队务委员会成员会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一些回顾和检查。由于生产队规模小，“有能力出来当家的人也就是这么几个人”^[24]，队务委员会的相当部分人员会连任，所以，在选举以前的“表态”中，一些人会谈到如果当选会怎么做，也有人会说两手准备。下面摘录联民大队立新生产队两次队务委员会换届选举投票前原生产队干部们的部分发言，时间分别是1971年2月1日上午和1972年2月11日。

徐仕康：谈谈关于70年度络麻减产。选了我之后“四无”：无粮、无油、无柴、无钱。(www.xing528.com)

支援世界革命一点无，只有一点络麻。人口增加如何安排，早稻101亩。（早稻500多斤，晚稻510多斤。）“千军万马靠头头，火车开得快全靠龙头带。”^[25]由于思想有些阻碍，所以脚踏西瓜皮，趟到哪里算哪里。不愿站在船头上顶风，只在船舱里避风，革命怕拼命，作风很不踏实。所以生产来看，油菜没有施肥。

公共财物拿得快，算得快。自留地超过一半以上，有个别户竹园地超，动员卖给大队不高兴，现在卖给私人都抢着出售。这是啥道理？

一个外出人员，一律不交。处理好后还是不交。分粮低标准，超产按劳分。

沈尧兴同志：谈一年来工作体会。由于去年搞选举，没有从思想入手，所以工作做得非常不够，生产没有搞，胸无大志。对伟大毛主席红旗举得不高，但是想要搞好。①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好。②认为坐中游牢靠，但是结果下游。③主要处处带头，时时带头。

我表决心：在71年，如果群众相信，我一定要搞好，踏踏实实搞好工作。

王廷方：谈70年度体会。为选举而选举，没有从思想着手，所以对工（作作）风飘浮。想要做好，但是思想上没有解决，没有认识到政权重（要）性。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丧失一切。过去学习认真，70年比较不到（位）。选好继续革命，牢牢掌握政权；不选好，做好两手打算。

陈进其同志谈：在70年所做工作对不起社员群众，工作没有做好。主要是第一把手与第三把手问题，70搞选（举），没有搭^[26]，现在这样搞，所以思想上有些问题：①只听好话，不愿听坏话。②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③没有统一思想，各管各，不搭界。

沈丙生：担任老工作，老好人思想是有，主要队长批准，我不搭界^[27]思想。在“一打三反”看了大字报后，有个活思想，没有帮助（纠正）这种思想。特别看到当前大好形势下，一定迎接，这次做好两手准备。

胡少祥同志谈：对物资保管工作做得不够。

王定宝同志谈：在70年度工作没有起带头作用。^[28]

沈尧兴同志总结71年度的工作情况。

①抓革命、促生产方面。②领导班子加强团结问题方面。

在71年度抓革命、促生产，整个形势大好。但是有些问题特别受到林毒^[29]，抓革命、促生产位置不正，抓了革命一度不促生产。特别是晚稻，对执行农业八字宪法不够坚决，造成减产，但是全年还是增产3 000多斤。

※个人做领导负责人，没有以身作则，对不起社员群众，主要原因是举旗抓纲不力。

毛主席最近教导：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但是落后当中也再现一个“骄”字。

※如何样子加强集体领导。立新生产队搞的“群言堂”，不搞“一言堂”。发挥了集体领导作风，做到了分工分线^[30]，人人动脑筋，各条战线都能起到作用，加强了革命团结，调动社员积极性，71年度起了很大作用。

※再谈谈个人体会。为了使72年搞得更好，农业学大寨，争取农业大丰收，主要是：领导班子，要求社员在选举中慎重考虑，领导班子很重要。^[31]

在原生产队干部们讲话以后，负责选举工作的大队干部通常都会说几句。他们会要求生产队干部们“保持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强调选举的重要性，要大家发扬民主，注意选举中“一些搞小动作的不良倾向”，更要注意“选举中出现的阶级斗争问题”^[32]。

这边在开会，那边生产队会计已经把选票准备好了。接下来是投票。投票总是在一片嘈杂声中进行，不少人请其他人“帮助划一下选票”，他们或者不识字，或者“懒得动脑筋”，或者是对选举不满意。最后，通常由生产队原会计、出纳等几个“有文化的人”唱票。

在联民大队，投票选举出现过三种不同的情况。其一，选票相对比较集中，大队干部们物色的7名或者9名候选人都顺利获得了超过半数以上的票数。例如，1972年，立新生产队的选举结果是正沈尧兴78票，副胡少祥70票，副祝永乐68票，委员沈宝林67票、沈丙生66票、王定方74票、陈进其42票、王定宝40票、朱锦其59票。全队共79人参加选举，一次投票成功。又如，1977年东方红生产队进行投票选举，下面是唱票结果：章桂松39票、陈德夫57票、冯树康37票、陈民芬53票、冯奎涛50票、陈乔生41票、张惠娟46票、王新章1票、张利芬1票、小毛1票、昌民4票、闰方1票、建伟2票、阿仁1票、章祖华1票、陈周华1票、维兵5票、董林宝1票、王兵2票、绍英1票、结荣29票、德全13票、岳全13票、昌亲6票、建强3票、三宝4票、才甫1票、国庆6票、建华2票、奎兵4票、淡华2票、阿培18票、建良5票、永堂1票、淡江5票、雪芬2票、大毛4票、中华2票、仲仙1票、松主3票。虽然前7位以高票当选队务委员，但可以看出许多票都分散到各人，共发66票，1票者多达12人^[33]。

其二，选票不够集中，有些候选人的票数不到“多数票”，只能“矮子里面拔长子”，根据得票数“从多到少挑出7个人”^[34]。1978年，东方红生产队有60多人参加选举，竟有47人获得选票，他们分别是德荣1票、建芬4票、桂松42票、其方3票、汉江8票、惠娟30票、昌新1票、利芬6票、树康16票、奎兴3票、建良24票、奎涛36票、祖华2票、建强9票、德夫32票、荣荣2票、维兴11票、三宝12票、新夫1票、中华27票、德泉13票、老金11票、松宝3票、利云1票、王兴6票、乔生29票、闰方7票、阿培31票、民方47票、国庆2票、中良4票、张玉芬3票、朝英1票、陈建黄2票、建清1票、陈张兴1票、建华2票、冯子山1票、维生3票、张绍亨1票、茂才1票、阿仁1票、建伟1票、才明1票、王福英1票。根据票数的多少进行排列，7名新当选的队务委员是民方47票、桂松42票、奎涛36票、德夫32票、阿培31票、惠娟30票、乔生29票。由于票数比较分散，得票较多的人不适合当生产队长，大队干部让户主们留下，再投两轮票，一轮选生产队长，一轮选生产队副队长。

其三，大量废票，宣告选举失败。例如，1978年，红旗生产队投票选举，当时实发66张选票，收回63张，其中34张白票，29张选票中只有15张正规选票，其余14张里写的名字是猫、狗、死人等，只能作为废票处理。结果选举失败^[35]。

队务委员会选出以后，他们马上找一个地方讨论分工。实际上，大队党支部在物色候选人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谁将来做什么，所以，讨论队务委员会的分工更多只是走过场而已。

生产队的农业经营由队务委员们共同负责，每个委员都有专门工作，其中，生产队长是关键角色，他责任重，权力也比较大。生产队长全面主持生产队的农业生产与经营。生产队长上任以后会及时召开生产队队务委员会会议，确定生产队的各项“大政方针”，包括工分制度、收益分配制度、畜牧政策、福利政策等，并交由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在一年里，他还要根据需要多次召集生产队干部会议，研究农业生产的组织^[36]，讨论具体的分配方案，或者解决生产队里遇到的一些困难与问题^[37]。当然，生产队长最繁重的任务是每天派工。100多个人，每天都要安排适当的工作，还要做到“一碗水端平”，谈何容易？

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长面临的“当家难题”不只在于管理农业生产，还在于如何巧妙地处理上、下两个层面的关系。生产队队务委员会在其运作过程中，需要与公社、大队这些“上面”的组织进行博弈，还需要与其领导下的农民进行博弈，在日复一日的双重博弈难题中，生产队长不得不站在“风口浪尖上”^[38]。

在红江人民公社的很多生产队中，队务委员会里有一位专门负责蚕业生产的副队长，蚕业生产“顶了半边天”。蚕业队长一般熟悉养蚕技术。他为生产队订购蚕种。在养蚕的时候，他每天穿梭于各个蚕室之间，解决养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春天养蚕，他特别关注蚕室里的温度；夏天养蚕，他要为蚕室的降温操心。春蚕与中秋蚕养蚕数量大，成熟速度快，所以，在春蚕、中秋蚕“上山”的时候，蚕业队长成了全生产队里最忙的人。当然，蚕业队长也收获着丰收的欢乐；生产队卖茧子的时候，看着一担担洁白的蚕茧，他总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满足感。

在生产队队务委员会中，妇女队长是唯一代表性别特征的岗位。妇女队长代表生产队里妇女的利益，在生产队干部会议上表达着妇女的意见与愿望。妇女队长要做的具体工作通常与妇女相关。1970年代中期以后，计划生育成了妇女队长的主要工作。在周生康1975年的《工作笔记》中记录了吴兴县禾场公社鲍山大队的经验介绍，在那里，妇女队长在计划生育中充分发挥了干部带头作用，24岁的妇女队长冯月琴生了两个女儿后做了绝育手术^[39]。

生产队队务委员中的其他成员都各司其职，农业队长主管农业生产，会计掌管生产队内所有的账目，出纳和保管员分别保管着生产队的现金和财产。有的生产会计非常能干，在生产队里有相当大的权力，因为他具体负责全生产队的分配。

生产队的日常工作十分复杂，除了队长、会计等队务委员以外，在不同时期，还会有另一些公社社员参与生产队工作。在生产队里，记工员是队务委员会外最重要的角色，在生产队集体组织劳动生产的时候，他每天在下午“吃了点心”以后，都要拿着记工本到田头地间，为每一个参加劳动的社员记录当天的工作时间。俗称“记工分”。记工员不算干部，要做好记工却很难。记工员需认真仔细，“大公无私，认真负责”，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有很强的责任感，但也不能过于较真。由于集体生产人多，农活杂，又加上农忙时起早摸黑劳动，记工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如果因为某人迟到一会就扣工分，马上会被指出某天谁迟到为什么不给扣分。如果把某人的工分漏记了，记工员也会听骂声。在生产队里，记工员不是一个很有竞争性的岗位，一个生产队虽有上百个人，但要推一名真正合适且愿意做的人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