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时期家庭经营中的家庭差异

在人民公社时期，家庭经营对于家庭的经济收入、生活状况都有重要的影响。本节列举几个家庭的案例，描述他们从事家庭农业、家庭畜牧业经营的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如案例中的家庭那样勤勉于家庭经营。家庭经营存在着很大的家际差异，下面以1974年联民大队红旗生产队（即陈家场）为例来分析家庭经营的家际差异（见表5-11）。

表5-11　1974年度联民大队红旗生产队部分农户的人口及工分情况表

资料来源：联民大队会计档案资料。

表5 11列出了1974年陈家场所有六口之家与五口之家的劳动工分与畜牧工分，以考察家庭经营的家际差异。我们这里把畜牧工分作为评估家庭经营的主要指标，原因在于：其一，畜牧工分由“猪工分”加上“羊工分”组成，由于养羊需要割草，而草的来源有限，在陈家场，农民养羊的数量通常都不会超过家庭人口的数量，所以，如果两家人口相等，畜牧工分差别很大，主要与养猪相关。其二，养猪的饲料部分靠饲料地的产出，因此，养猪多的人家，饲料地多，家庭农业经营会做得更好一些。其三，与陈家场人一起回忆当年的家庭经营，大家都知道，那些猪羊工分多、经济收入相对较高的人家，家里人都十分“刻苦、勤劳”。下面我们以家庭人口为基准分两个组，分别描述、分析几户人家的情况。

在6人组的家庭中，陈林宝户以4 882.9分的畜牧工分名列第一。陈林宝出生于1916年，其妻子褚三宝出生于1920年，儿子陈双明生于1948年，媳妇贾者英生于1950年。陈林宝有两个孙子陈斌与陈杰，分别出生于1972年和1974年。该户户主陈林宝从小脚就有毛病，走路“一高一低的”，父亲10多岁时把他送到上海学生意，直到解放前夕失业回家。在生产队里，尽管他是蚕业技术员，但底分也只有8分。陈双明无论力气还是劳动技术都是“头挑”的，他当过几年生产队长，1970年代中期已经拜师做泥水匠了，所以，劳动工分做得并不多。陈双明的妻子、母亲都是生产队里的劳动能手，体力好，干活利索。他的两个儿子还幼小，需要大人们的照顾。不管怎么说，陈林宝家的劳动力不算很强，家中没有十三四岁的小孩可以帮助养猪羊，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陈林宝家的畜牧工分在全生产队中是第一位，还超过了联民大队红江生产队的农户。本章已经列举了红江生产队两个农户家庭畜牧业的情况，如果对比红江队的这两个农户，可以想象陈林宝家家庭畜牧业以至于整个家庭经营的“繁荣、发达”。1970年代末，他家造了5间高大的平房，3间“挺括的”猪羊棚。1990年代初，陈双明建设了陈家场首座三层楼房。

陈世福家的劳动力情况比陈林宝家差一些。陈世福出生于1918年，时年56岁。他原来是联民大队的大队长，“四清”运动中下台，四联地区筹建窑厂，他成为窑厂的负责人。妻子贾祖根1933年出生，年富力强，做事手脚麻利。大女儿陈大莉1957年出生，“做什么都像她娘”。二女儿陈小莉出生于1960年。他还有一个儿子陈公报、一个女儿陈云莉，分别出生于1963年和1966年。陈世福家的人口与劳动力结构正可以与章桂宝家相比较。从1973年起，章桂宝带着分别出生于1961年、1962年的儿子和女儿，大力发展家庭经营，每年的畜牧工分都超过3 000分，1975年还超过了3 500分！^[147]陈世福与章桂宝家一样，家里小孩多，有着比陈林宝家更优越的发展家庭畜牧业以至于家庭经营的条件，但是，他家的家庭畜牧业却令人遗憾。实际上，即使贾祖根忙里忙外依靠家庭经营赚点钱，也被陈世福“喝酒喝光”。1970年代，陈家场绝大多数人家都翻造了房子，他家的旧屋子却“原封没动”。1980年代中期以后，陈家场的很多人家开始造楼房，陈世福仍然心安理得地搬只小竹椅，坐在陈旧低矮的老屋前晒太阳。

在陈家场，比陈世福家更落魄的是陈建民家。陈建民与妻子王文英都出生于1921年，他们的3个儿子分别出生于1951年、1954年和1964年。表面看来，他家的人口结构与劳动力结构都属于上乘，但是，用陈家场人的话来说，家里“人不行，就搞得一塌糊涂”。陈建民当过多年的生产队长。1960年，他看看“什么都要共产了”，就把仅有的3间祖屋卖掉了，“换酒喝”。从此以后，他家再也没有了房子，一直居住在一间半位于陈家场的“国家房子”里。他喜欢喝酒，隔三差五地上街“打一开烧酒喝”。他当生产队长，其他事情都做得“很公”，就是喜欢向生产队借钱。王文英身体较弱，公社、大队照顾家庭困难，安排王文英进了公社丝绵厂，她每天下班回来，就不想再做什么。大儿子以同样的理由被安排在会龙桥豆腐店里工作，每天“落市”就回家。他上午有时间做自留地、割草^[148]，但是，他宁可把时间“浪费在河边”钓鱼摸虾，也不愿意“在自留地里动一耙”。二儿子很勤劳，总忙着做自留地、养猪羊，他会抱怨说：“家里靠我一个人做，有什么用？”当然，二儿子的勤劳是有用的，1974年，他家的畜牧业工分1 471分，高于陈世福家；他的勤劳也是没有用的，陈建民家一直到1980年代末都没有造房子，两个儿子都做了上门女婿。

在5人组的家庭中，陈明风家的畜牧工分最高，陈家场人都知道，这“全是小黄牛^[149]的功劳”。陈明风出生于1923年，他从小学生意，1962年从上海回到家乡务农，1974年时，他在附近地区为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妻子祝六宝生于1925年。他们有4个儿女。大女儿陈娟芬出生于1948年，1972年迁出陈家场，到海盐去教书。二女儿陈娟新1952年出生，三女儿陈聪达生于1967年，儿子陈建人生于1960年。陈明风家重视子女的培养，他们把大女儿送到海宁最好的高中海宁中学读书，但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家都鼓励她去考大学，结果一考成功，成为农业合作化以来陈家场第一个大学生^[150]。1974年，陈建人与陈聪达都在上学，祝六宝总叫他们“先读好书，有空再做自留地、割羊草”。那一年，全家的家庭经营主要靠祝六宝与二女儿两个人，她们能养那么多猪羊，拿那么多猪羊工分，确实不容易。祝六宝太能干了，她的丈夫从小就到了上海，缺乏锻炼，在很多情况下，“做她的配角都太累”。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祝六宝像燕子一样不断地把建筑材料拖回家里，准备翻造房子。1978年，她家请人到江苏盛泽装运红砖，陈明风当时正好在那里工作，他看到老婆太累了，就请了假，来搭把手，帮帮忙。不料，一帮忙就帮出了大事。那一天晚上，红砖还没有运到家，陈明风中风倒地，再也没有醒来。30多年过去了，祝六宝说起这件事，还有说不尽的后悔。

【注释】

[1]这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林业”一词，即把植树造林作为产业来经营。在本节里，我们大多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林业”概念，仅仅指植树造林本身。

[2]当地土话，指用“山子”把树连根从土里翻起来。

[3]当地土话，指把树干加工成木板的过程。

[4]胡少祥，《胡少祥日记》，2001年4月18日。

[5]这里的所谓“猫洞”不一定是猫挖出来的洞。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习惯于把所有海塘土堤上的洞称为“猫洞”。

[6]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把芦竹的根称为竹鞭。芦竹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干直立挺拔，叶片宽大鲜绿，形似芦苇。芦竹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竹子，因其名字中有竹字，农民就把其根称为竹鞭。

[7]传统的大潮是阴历8月18日、6月29日等，但是，在春夏秋三季，如果遇到特殊的气候情况，如台风，都可能出现大潮。

[8]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由县生产指挥部批准，才能砍伐公路旁的死树。

[9]本料树指可以做造房或做家具的材料的树干部分。

[10]树木培育中的一种方法，树干的1米以下部分用石灰涂白，以防病虫害。

[11]参见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

[12]掼掉，当地土话，意思是丢弃。

[13]参见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苦楝树的种子容易采集，树苗容易培育，本篇日记中所写到的育苗，指的都是培育苦楝树的树苗。其他树的树苗通常都外出购买。

[14]参见周生康，《工作笔记》，1972年。

[15]参见周生康，《工作笔记》，1972年。

[16]同上书，“谭书记10月8日在省治山会议上的讲话”。

[17]同上书，1973年。

[18]同上。

[19]同上。

[20]胡少祥，《胡少祥日记》，2001年4月17日。

[21]贾维清，《工作笔记》，1958年。

[22]参见周生康，《工作笔记》，1959年。

[23]公社党委书记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们建设牧场，就给你们5 000元钱；如果你们不愿意建设牧场，公社要从你们那里调出500头猪。

[24]杜竹，当地土话，专指当地出产的土竹，区别于毛竹。

[25]参见联民大队文书资料，《中共海宁县委监委关于钱塘江人民公社经济政策上存在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12月12日。

[26]海宁档案馆，编号：58—1—30，《钱塘江人民公社委员会一九五九年度发文》，“关于对当前畜牧生产的几点意见”，1959年2月3日。注意，当时生产队指的是后来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或者小队就是后来的生产队。

[27]参见联民大队文书资料。

[28]参见内部文稿，海宁市农业局编：《海宁农业志》，2008年，第124页。

[29]参见周生康，《工作笔记》，1968年。

[30]参见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

[31]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1月11日，“县学习毛泽东思想会议记录”。

[32]当地土话，意思是没有实际利益。

[33]在联民大队一带，传统农民们养猪都是给猪吃烧熟的食物，现在要求改喂熟食为喂生食，以节约养猪的成本。

[34]周生康，《工作笔记》，1974年12月21日，“红江公社干部会议记录”。

[35]小猪也称苗猪，仔猪；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把购买小猪称为“捉小猪”。

[36]在年终决算时倒欠生产队的农户。

[37]胡少祥，《胡少祥日记》，2001年4月29日。

[38]《胡少祥日记》，2001年4月30日。

[39]一只小猪没法挑，他们在扁担的另一头放一块与小猪重量相仿的石头。

[40]在生产队集体共生经济中，农民的经济行为有一些重要的特点。其一，农民们高度关注家庭利益，他们“时时盯着”与家庭直接相关的那些数字，如工分记录、分户分配记录等。其二，农民们高度关注在生产队集体的经济活动中家庭之间的平等关系，对于吃亏、便宜特别敏感，在平等诉求的压力下，生产队会计不得不把部分涉及家庭的数字计算到小数点后面好几位。其三，农民们通常不太关心生产队集体的开支情况，如表5-3所示，部分生产队的牧业开支高出牧业收入，有的生产队牧业开支是零，如果大家关注，至少零开支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其四，如果生产队集体开支明显危及农民家庭，特别危及家庭生存底线，会引起整个生产队的不满。

[41]参见联民大队会计资料。

[42]张乐天，《张乐天日记》，1970年1月3日。

[43]蜂箱在夜里已经封住出口，所有的蜜蜂都被关在蜂箱里。由于是冬天，蜜蜂本来就少动，白天搬运蜂箱，蜜蜂不会出问题。如果是其他季节，最好在夜里搬运蜂箱。

[44]早在两个月以前，顾浩然就来到贵溪，专门落实“发蜂”场地，安排了进入场地的各种细节，谈妥了相关的费用。

[45]本书作者是上海回乡知识青年，看到这个14岁的女孩，他脑海里出现了三个字“童养媳”，更映现出童养媳的悲惨生活场景。10多天以后，山村里过春节，这位“童养媳”与村落里的其他孩子一起，三天三夜唱戏、狂欢。本书作者纳闷了，因为他从“童养媳”的脸上读不出“痛苦”，只有欢乐。

[46]蜜蜂会蜇人，饲养员工作时需要戴上面罩，防止蜜蜂蜇脸和脖子。

[47]插在蜂箱里的长方形木框，蜜蜂在上面用蜂蜡制作六角形的工蜂蜂窝。

[48]在人民公社时期，蜂场饲养员可以借外出养蜂的名义到处旅游，难怪生产队里大家都争着去养蜂。1970年春节后，红旗蜂场的两名饲养员去游览了南昌、九江，还信步登上庐山，在仙人洞前欣赏“无限风光”。

[49]每一个蜂箱内只能有一只蜂皇，如果出现新的蜂皇，就要分出新的蜂箱，组成新的蜂群。

[50]蜂场俗语，意思是到红花草花盛开的地方放养蜜蜂。

[51]以后几年，红旗蜂场再也没有到江西贵溪“发蜂”，而去了广东等更远的地方。

[52]高边车皮，指没有顶篷的货车车皮。

[53]蜂群还可以出产蜂毒，红旗蜂场从来没有生产过。

[54]工蜂实际上是发育不全的雌蜂。

[55]幼虫吃蜂皇浆长大，有时候，饲养员舍不得丢掉，将幼虫炖鸡蛋吃。

[56]每年年底年初，陈家场召开队务委员会会议，大家谈得最多、算得最细的就是粮食种植安排。用当时的话来说，叫作“千方百计挖潜力”。

[57]粮食多，猪长得快，就可以多收入现金。

[58]当地土话，意思是事情没有做到位，犹如双手握铁耙垦地，双手松脱了，就难以垦好地。

[59]我们把菊花放在副业中，主要考虑到菊花的生产不仅包括种植、收获，还包括加工。菊花需要农户加工以后才能出售。

[60]1960—1970年代，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种植菊花的时候，菊花都卖给供销社做药材，现在，人们普遍喜欢用菊花泡茶喝。

[61]阿子，当地土话，与丝绵同义。

[62]“阿子桶”也称“面桶”，是直径约1.5米宽的木桶。农民们家里和面做团子，打年糕都用这种桶。

[63]当地土话，意思是准备。

[64]当地土话，意思是使用。

[65]长三角地区一种可以放置大铁锅的灶头。在上海等城市里，居民们到“老虎灶”去打开水，每瓶开水1分钱。

[66]当地土话，意思是送到，挑到窑厂中。

[67]提砖提瓦又是件困难事情，首先到窑上付钱开票，说这一窑出来的砖瓦已经开光，下一次再去，仍然是没有，三趟四趟还是没有，多的甚至五趟十趟的去跑。直到自己轮到开票提货的日子，借了船，叫了帮手，船开到窑厂，他们说“对不起，窑厂里某某领导有个亲戚开后门，把货给提掉了。你们只好白跑一趟了”。到那一次真正轮到提货了，下河的人慢吞吞，人头不全，递烟、送烟花小费，无济于事，真见他们磕头拜揖。提瓦片基本上不带碎张的，而提砖头，有碎块，有水伤砖，有不透砖，就是不烧熟称之为一级砖，二级砖和三级砖，就是质量不好，这里面往往产生两者之间的矛盾，面子大的，是熟人的、亲戚的、朋友的当然好得多，人生地不熟的，香烟乱分还不奏效，这里面是和窑上的人熟悉，特别是发货的人，也包括下河的人，和下河的人关系好，但也要递烟。而且他最后给你多挑几担也无所谓，不熟悉不认识，不通过关系，不但多次白跑，等到提货这天还有很多不称心的事情发生，人家迟来先提，你先来后提，应该到家里是白天，弄到了黑夜，上河十分困难，弄得好紧。提的货儿质量又差。例如，张剑明付的一级砖钞票，却提的二级砖货儿。（《胡少祥日记》，2001年8月10日）。

[68]胡少祥，《胡少祥日记》，2001年8月9日。“清白度”指柴草受到潮湿影响的程度，受过潮或者淋过雨，如不及时晒干，柴草看上去比较灰黑，烧起来火力较差；柴从田地里收起来后，“一两个大太阳”就晒干了，烧起来火旺。前者“清白度”差，后者好。“份斤”指柴的重量。

[69]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把磨刀砖称为“荡砖”。

[70]胡少祥，《胡少祥日记》，2001年8月11日。“荡砖”就是磨刀砖。(www.xing528.com)

[71]制作瓦砖需要“把生泥踏成熟泥”。踏泥的人赤着脚，把一层泥铺成蚕匾大，双脚反复踏泥，使泥变“糯”，再加上一层泥，再踏。如此反复，踏出一堆熟泥。瓦坯师傅用取泥弓取出一片泥，贴到瓦坯模子上。旋转模子，弄均匀泥土，划出瓦线，泥瓦就制成了。

[72]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称这类人家为“网船上”。

[73]这是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对于公共河流的称呼。

[74]当地土话，意思是捉鱼、捕鱼。

[75]外堂过指现金不入账。

[76]参见周生康，《工作笔记》，1972年。

[77]青水塘指没有肥力的塘，鱼在这样的塘里长不快。

[78]周生康，《工作笔记》，1972年。

[79]按照红旗生产队规定，屋前从“檐头滴水处”开始，向南4公尺、屋后2公尺、屋东西边1公尺为“屋脚边”的土地，归家庭使用。

[80]张宝芬家基本上每年都做番薯的冬窖，开春后，他们打开冬窖，取出冬窖中的番薯，去掉那些“有毛病”的，选出合适的做春窖。但是，冬窖易出问题，有时候，冬窖里的“问题番薯”太多，或者整个冬窖就出了问题，他们就可能到市场上去购买“种番薯”。

[81]这里的原因在于，黄豆的用种量较大，而其他品种的豆类用种量都很少，其中扁豆的用种量最少，在10颗以下。因此，村里没有必要家家都留种，只要相互调剂一下，就可以满足农民家庭多品种种植的需求。

[82]留种的南瓜子不能水洗，不能在太阳下暴晒。

[83]在人民公社时期，丰士庙是方圆10里内最有名的作物种子市场。

[84]农民们用稻草扎成一只只直径约20公分的圆盘，里面放和着草木灰的泥土，蔬菜的秧苗就培育在盘子里。有很多时候，农民购买整盘的秧苗，拿回家再拔出来种植，这有益于秧苗的成活。但是，如果购买的秧苗数量太少，只能从盘子里拔出来，数枝计价。

[85]当然，40多年过去了，我们无法清楚地知道张宝芬每一年自留地里具体种植了哪些作物，但是，如果以1970年代作为考察时期，张宝芬家的自留地里一定种过上述的所有作物；如果观察1970年代中同一个年份的陈家场农民家庭的自留地，也一定可以看到上述的所有作物。

[86]当地土话，意思是萎缩、脱落。

[87]大麦、小麦、蚕豆、油菜俗称“春花”。大麦产量低、质量差，只能给猪吃，由于农户不像生产队那样存在茬口安排的困难，他们一般不种大麦。油菜经济效益较低，只是油菜籽出售以后，可以为农民提供菜油，由于生产队里提供的菜油“勉强可以”满足农民家庭的日常需要，他们便不再在自留地里种植油菜。

[88]当地土话，指放在室外、没有盖的粪缸。

[89]在生产队中，所有的土地都是集体的，农民们“挖边”，都在集体土地上挖，包括路边、河边、渠道边等，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挖边”就是侵占集体的土地。

[90]当时，一根像样一点儿的梁条木价格都在40元以上，如果以每一个工0.50元计算，一个男性全劳动力需要干整整80天，所得到的收益才能买到一根梁条木！

[91]由于河岸上通常都有树木、竹园，种庄稼的收成不好，所以，在河岸上种庄稼的农民不多。

[92]大猪、小猪需要分开饲养，所以，如果农民家庭全年养猪超过6—8头，最好做3个猪棚。

[93]人民公社时期塑料薄膜供应短缺，新薄膜用过以后，生产队就派人洗干净，放到贮藏室里，准备第二年再用。

[94]本书在“蚕业生产”一节中描述过农民们“拿”集体蚕匾的故事，在农民家庭中，蚕匾不用于家庭农业经营，这里不再叙述。

[95]当然，当南瓜藤爬上屋面以后，金祥再也无法“腌花”了。他只能在地上远远地看开花的情况，计算着可能结出的南瓜。

[96]本书作者在陈家场务农的时候，每年在屋子边都种南瓜。南瓜开花时节，我日复一日地迎着朝霞，踏着早晨的露水，在南瓜丛中找花、摘花、“腌花”，仔细地、时而呆呆地看着“腌”过的南瓜是否已经结实。这些场景成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97]这里必须做两点说明。其一，自给自足是联民大队一带农民家庭农业经营的基本特点，农民的自留地里也会生产专门用于出售的农产品，例如，很多农民种榨菜出售，部分农民家庭做番薯春窖，生产番薯头苗等。其二，如果家庭农业经营的特点是自给自足，如何理解当年流行的一句话——“用钱靠自己”？在联民大队一带，农民家庭赚钱，不是靠自留地，而是靠发展家庭畜牧业，特别是养猪。

[98]当地土话，意思是最能适应各种不同种植环境。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也用这个词形容人，专门指最能吃得起苦的人。

[99]番薯藤与番薯两者不能兼得，平时多割番薯藤，番薯一定长不大。

[100]当地土话，意思是收获。

[101]当地土话，指菜的根。

[102]“汪菜”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流传于杭嘉湖一带。说的是夫妻俩，丈夫每天下地干活，7月里由于天气闷热，劳动回家闷得厌食，妻子虽然想尽了办法改善菜肴花色品种，但总是引不起丈夫的食欲。一天，小姑前来探望姐姐，想来想去家里没啥可送给姐姐。就从昨天刚开的甏里摸了点咸菜——“汪菜”，来到了姐姐家中。姐姐闻到了扑鼻而来的咸菜香味，就猜到了妹妹给她捎了汪菜。她边给妹妹递扇倒茶边说：“我上街去买点鲜肉烧冬菜夹肉。”姐姐一溜烟买回肉，烧好菜，等待丈夫回家吃饭。丈夫从地里回来，看到桌上的饭菜，闻到一股诱人的咸菜香味，禁不住口水直流，立即端起饭碗，饿狼似的把一碗饭咽下肚去。妻子看着丈夫一反常态，笑着问道：“还需添几碗？”丈夫吃饱了饭问：“这是哪来的咸菜，这么好吃？”妻子忙说：“这是我们家乡的冬菜。因怕你笑话，以前不敢带来。”

[103]那些准备建房的农民在卖掉肉猪以后，马上就拿了钱去购买建筑材料。每卖一头猪，就去“拖一些”建筑材料，就如燕子筑窝一样。

[104]参见周生康，《工作笔记》，1977年。

[105]农村分粮全部都稻谷计算，每百斤稻谷折米约71斤。如果折算成米，人均全年可得到大米390斤，平均每月超过30斤。

[106]1975年，联民大队各个生产队共饲养母猪35头，年末存栏苗猪109头，肉猪2头。集体牧场没有出售肉猪。

[107]参见联民大队会计资料。

[108]严格地说，家庭养猪的收益中也包含着“集体的贡献”，集体提供了猪的饲料地，分配了大量实物作为猪饲料（其中部分实物就是“按猪分”的）。但是，农民家庭更关注出售猪的现金收入与养猪的畜牧工分，这里把这两者称为养猪的“直接收益”。

[109]这里“集体劳动”是个广泛的概念，包括“误工”，即周志华等参加会议的劳动。

[110]这是生产队给农民家庭的猪粪收益。

[111]参见联民大队会计资料。

[112]同上。

[113]“底分”是生产队根据每一个劳动力（每一个农民）的综合情况评定的基准工分（等级工分），意味着每劳动一个工作日实际可以获得的实际工分。例如，一个人的底分是6分，那么，这个人劳动一天，计10个工作时间，但获得的工分是6分。小孩的底分低，参加集体劳动获得的实际工分就很少。

[114]王海章在农机厂拿工资，在生产队里没有工分记录。

[115]参见联民大队会计资料。

[116]羊棚的面积与准备养羊的多少相关。如果只养两只羊，羊棚的面积只要2平方或者2.5平方就够了。如果养五六只羊，羊棚的面积就要大一些。

[117]羊灰如挑到水稻田里，农民们需要用双手把羊灰拨开，均匀地撒到田里。农民们把这一过程戏称为“吃羊肉面”。

[118]供销社当即把羔羊杀掉，剥下羔羊皮，钉在木板上晒干，再送到城市的工厂里加工。

[119]小小的络麻叶落在地下，可以用“拖耙”去耙成一堆，再放到草篓里。

[120]当然，割草也有让人难忘的快乐。陈家场的老人们至今记得那“沟边发现一片嫩草”时的愉悦，至今记得小孩们聚在一起玩“赌草游戏”时的刺激，至今记得家中大人们看到“背着满满一篓草回家”时的赞扬——他们心中暗暗在笑呢。其实，这篓草并不多，只是孩子们把草塞成满满的样子！

[121]在“瞎指挥”的年代，四联地区也办了羊场。2001年4月25日，胡少祥写了一篇有关羊场的日记，他写道：“大约在1960年的祝会生产队，就是历史上我们大队和联新大队合并而成的，就在这个时候，办起了两个羊场。一个在卖平木桥，一个就在我村的桑漾河兜。当时桑漾河兜叫塘南村七组，初级社叫七队，在办羊场的时候，这里的人家东分西散，有4户参加了八队，有几户搬到了五队，还有几户搬到了四队，剩下的几户分别参加了四队和六队的生产劳动。当时的大轰动办场，没有什么效益，不久就垮了。直到大约1962年，这里的几户人家重新组织一个生产队，到‘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小小队反时，又并入八队。”

[122]羊养时间长了会生病甚至死亡，由于成年羊交易少，联民大队一带羊的死亡成为一个问题。例如，1974年，全大队死亡羊140只，1975年多达141只。一直到1982年，全大队每年的羊死亡数字都超过40只。

[123]当时，农民们称养猪获得的工分叫“猪工分”，养羊获得的工分叫“羊工分”。与“猪工分”一样，“羊工分”实际上是生产队给农民家庭的羊粪报酬（参见联民大队会计资料）。

[124]周松山家1973年、1975年、1976年三年的“羊工分”分别是1 663.5分、1 774分与1 840分，比章桂宝家略多。当时，生产队给每一头羊每天一分工，以此推算，两家长期存栏都是5只羊，只不过有时会多一只，有时会少一只（参见联民大队会计资料）。

[125]参见联民大队会计资料。

[126]鸭子要吃地里的庄稼，会把地里的庄稼弄死，所以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很少养鸭。

[127]街上指农村集市，“捉”指购买。与书面语言相比，“捉”这个当地土话十分形象。孵化小鸡比较麻烦，陈家场一带的农民家庭较少自己去做，他们宁可花钱到“街上”去买小鸡。丰士公社有许多农民在家里孵小鸡，再挑出来卖。

[128]当地土话，指房间的小院子。

[129]小鸡的高死亡率是陈家场人“捉”很多小鸡的原因之一。

[130]桑树条数量有限，络麻秆经不起日晒雨淋，篱笆以络麻秆为主，到了秋冬时就可能坏掉，第二年只能重新做。有的农民尝试着用槿树条做篱笆。槿树条插入泥土就会成活，做成的篱笆当然可受用很多年。但是，槿树会长根，吸收土地里的养料，从而妨碍作物的生长。所以，农民们试了几年，还是拔掉了槿树，重新改做麻秆篱笆。

[131]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称未下蛋的鸡为“童子鸡”，简称“子鸡”。

[132]当地农民对于阉割后的雄鸡的称呼。

[133]黄道婆（约1245—1330年），元代著名棉纺织家，由于传授先进的纺织技术以及推广先进的纺织工具而受到百姓敬仰，在清代被尊为“布业的始祖”。

[134]她家里有一只“上代传下来的”小凳子，约2尺长，凳面已经坐得起了亮光。平时，凳子放在灶头后面，烧火时坐，俗称“烧火凳”。准备摇纱时，她把凳子搬到摇纱机旁边。她喜欢坐在这只“烧火凳”上摇纱。

[135]就如日常生活中用来撑晾衣竿的叉子。

[136]联民大队一带传统男人穿的无腰身直筒裤，穿的时候，用双手褶一褶，再束一根土布条做成的“裤带”。

[137]土窑烧制砖的时候，通过窑顶加水，烧出的成砖为青黑色，称为“青砖”。轮窑，当地人又称洋窑，制砖坯、烧窑、出窑都有机械作业，烧出来的砖呈红色，称为“红砖”。红砖的牢固度比青砖好，但乡下的泥师匠更喜欢青砖，因为青砖容易根据砌墙的要求打制成不同大小。

[138]由于制作砖坯需要黏性的泥土，靠近杭州湾的那些生产队，由于土质为沙性，无法制坯，那里的农民就不可能从事诸如制坯这样的副业。

[139]通常是秋天，那时天气不冷也不热，更重要的是，生产队里比较空闲一些。

[140]有些人家在屋檐下接了100瓦的大功率灯泡，有些人家“小气”，只挂了一只15瓦的小灯泡。

[141]如果太阳暴晒，砖坯会开裂。

[142]房子内部的隔墙不承重，可以用未烧制的泥砖坯砌。

[143]每个工作日有1.20元的工资，比生产队差不多高出一倍，还可以直接拿到现金。

[144]当地土话，意思是十分机灵。

[145]王张堂是“四清”运动以后联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146]访谈贾锦芬、虞振华，上海，2011年2月21日。参见《中国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大队数据库》，口述历史，JJF-20110221—贾锦芬、虞振华。

[147]参见联民大队会计资料。

[148]豆腐店凌晨1点左右上班，每天下午需要睡觉。

[149]在陈家场，祝六宝有个人人皆知的绰号叫“小黄牛”。

[150]当然，陈娟芬“命不好”。她1977年考进浙江林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工作一年以后，她刚生完小孩就被查出患了癌症，不久就英年早逝。